别忘了人是时代的产物。所谓“史诗性”就是要表现出人与时代的关系，没有史诗就没有经典，这是我始终不渝的电影目标。
○王天兵：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芦苇：瑕不掩瑜。哈金写的就是真正经典的小说，他的功力很厉害。美国一个书评家说他是继承了契诃夫的伟大传统的，说得非常中肯，他确实在小说技巧及品质方面明显地高于国内小说家。
○王天兵：因为国内小说家写的东西都比较抽象，他写东西非常具体。而且，他花了四年时间修改。
●芦苇：他比国内小说家写得简朴而深刻。哈金是中国小说写得最好的，无论从技巧上和内涵上来说，都当之无愧。我为能改编这部小说感到幸运和自豪，所以我得感谢黄建新的举荐。
○王天兵：这部电影为什么没有拍？
●芦苇：没拍是另外的原因，作为编剧来讲，我的事儿已经做完了，而且从剧本来看，对得起哈金，也对得起陈可辛与黄建新了。
○王天兵：哈金看了电影剧本吗？
●芦苇：可能他没看，我跟哈金通过电话。
○王天兵：他对《等待》改编成电影有什么看法？
●芦苇：我没问他，他也没说。我跟他只是瞎胡聊天，他在波士顿不知哪个大学教书，说你将来来这儿，咱俩坐下来再好好聊一聊。
《图雅的婚事》
○王天兵：刚才你提到王全安，何妨谈谈《图雅的婚事》？这部电影是你过去十年来唯一一部投产的影片，而且获得了金熊奖（2007年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
●芦苇：我一般都是写完就走，手伸得比较长的一次就是《图雅的婚事》。干了策划，还帮找演员签合同这些琐事。最后这部电影总算完成了，我要是撒手不管的话这戏就得烂包。
○王天兵：《惊蛰》很感动我，《图雅的婚事》虽然拍得比较真实、真切，但是不感人。
图雅和她丈夫的感情应该很深很深，后来他失去了生活能力，她不得不嫁给另一个男人，那是撕心裂肺的，对她丈夫来说也是很痛苦的，但是这部电影一开始并没有建立图雅和丈夫的情感，用你的话说戏根儿没有埋好，只是轻描淡写地过去了。再一个，像那个小伙子骑着白马追图雅的车，这在一部爱情浪漫片里是完成可信的，在这一部纪实片里就搞笑了，因为马的速度再快，它也不可能追上汽车，尤其在高速公路上。
●芦苇：这是个生活常识问题。但我的剧本可没这么写。细节不到位，正如乐章的华彩旋律冲不上去，会很难受。
○王天兵：但居然也能获金熊奖，也太幸运了。我看《活着》确实很感动，《惊蛰》也很感动，那个关二妹一直揪着我的心让我看下去。《图雅的婚事》看完后，觉得它没说出个啥来。
●芦苇：《图雅的婚事》自有它的长处。第一，它的价值与文化品相很好，坚实可靠。第二，它是个很完整的情节剧。
《惊蛰》吃亏在它不是情节剧。若是《惊蛰》不出色，我也犯不着那样不遗余力地推荐王全安当《白鹿原》的导演了，而且也不会推荐他来导《图雅的婚事》了，当时老板把事情交给我的，根本不认识他。之所以把这个机会给他，是对《惊蛰》的鼓励。
○王天兵：余男是个很有魅力的演员，她在《惊蛰》中的表演太棒了。
●芦苇：余男在纪实性表演上堪称才女，这与王全安的影响有关。人下几分工夫就有几分收获。王全安在电影学院一直很关注纪实性表演，所以《惊蛰》是他刻意追求的结果。《图雅的婚事》在表演上就显得不够饱满了，因为它是深入人性的情节剧，就演员与角色而言，可以说有形而缺神，而《惊蛰》中的关二妹的质感更强。当初我想通过拍摄《图雅的婚事》锤炼一下王全安的全面武功。
他是第六代中一个相当聪明的导演，无奈他离掌控经典情节剧的功夫还是相距甚远，也难以进入到《白鹿原》乡土历史的语境中去。我这才发现拳击场上分量级比赛的合理性，最优秀的轻量级也上不了重量级的台面。电影的领域也一样，人各有定数。
我是把一个导演在电影拍完之后，总结不总结经验，看成是他有没有发展的一个标志。我反复地给王全安讲过，说陈凯歌当年拍完《霸王别姬》我跟他说过多少遍要总结经验，他嘴上也赞同，但屁股从来没有坐下来总结，有时间他都应酬场面去了。
又不是天才，不总结经验，就很难发展。老实点，总结点儿经验，下部可能做得好一点儿。
我说这事情其实是告诫王全安，他也点头称是，说很有必要很有必要。但《图雅的婚事》自打得金熊大奖到现在，两三年过去了，他也没有一次屁股坐下来和我总结经验。胜利往往比失败更能显露人的本色与气数，这屡见不鲜了。******讲过一句话：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但我们“认真”了吗？一个电影拍完以后，这部电影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哪些目标是们已经达到的？哪些是我们没有达到的？鲜见有人认真总结过。
唯一的例外是张艺谋，当年他是真能够坐下来认认真真地数落自己的长短。有一次他让我看《大红灯笼高高挂》，因为这部电影当时被禁了，他只好以检查拷贝为名在中影公司放了一场，看完后，他拉我到丽都饭店跟他住一个屋，彻夜讨论这部电影的得失。半夜了，巩俐还给我们送来点心茶水什么的。我提了十几条意见，张艺谋自己又总结二十多条，那时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前途无量。当时《大红灯笼高高挂》已经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银狮奖，而且在国内外有很好的反响，可是我们俩加起来，能总结出三十多条这部电影的缺点，当时其人心胸和抱负可见一斑，这种人我只见过一个。
实际上只是春梦一场
●芦苇：中国电影界里没有天才，至少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人物，连一个都没有。像斯坦利·库布里克、弗朗西斯·科波拉这样的人，甚至像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这样水准的导演，中国一个都没有，就更别说像黑泽明、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这样天才型的导演了。中国所有导演都属于经验型的导演，就是状态好了，班子组好了，实打实地认真干，电影可能会拍得不错。虚妄自大了，得上大头症了，摆大师谱儿了，立马就得栽趴下来挨唾骂。
我有幸的是，在第五代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跟他们在一块儿合作。那是非常珍贵的一段时光，他们处于艺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但他们以后确实一路大下坡溃不成形。谁又有先见之明呢？当时我以为他们以后拍的电影会比这个还好。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应该还会更好，因为不管是条件、时间、资源都比以前好多了，被世界影坛承认了，那时中国电影界论资排辈、老一代压制新一代的情况是很严重的，也不存在这个压力了。所以我以为眼前一片坦途，大有胡风当年说“时间开始了”的那种感觉，实际上只是春梦一场。
艺谋在拍《活着》的时候是很有抱负的，对中国的历史剧、武侠剧，都有他的设想。他说要拍历史上的女人就拍《武则天》，要拍历史上的事件就拍《太平天国》，都很有意思。谁想到了奥运会开幕式，他竟然只会用奢华浮丽的所谓文化符号去堆砌场面，把“黄金甲”又做了一个放大豪华版。
九十年代初我跟陈凯歌出门都坐北京街面上最便宜“面的”，连大点儿的出租车都舍不得坐。他一米八四，我一米八二，两条大汉蜗居斗车，却在雄心万丈地纵论电影。后来看他坐上大奔了，我心里反而不踏实了，觉得勃勃生气背他而去了。陈凯歌的创作状态在《霸王别姬》之前和之后是判若两人的。在拍《霸王别姬》的时候他很有激情，判断力也敏锐，之后呢，多的是精细筹算与自负自满，而品格的灵气却离他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