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定要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无人可以替代。在意义稀缺的年代里的眺望，尽管是茫然的，但我们仍要坚持眺望，为的是让心灵在局促中还能体味到一种属于心灵的宽阔。记得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过风一样的生活！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今天是2009年11月9日，也是柏林墙倒掉20周年的日子，一晃这些年过去了，那一年我是技术员，在某个工地，坐在田埂上看日落，吸着廉价的香烟，想象着那时还无法看见的今天，父亲还在，母亲的眼睛还能看见东西，还能说话，最小的弟弟还在读书；而此刻，就我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敲打着那些模糊的文字，不觉间泪如雨下。
（20091109）
45.科学家要学会两种本领：狡猾与脸皮厚
给研究生上公共课，总要聊到一些有关科学史案例的话题，随着对各种科学伟人资料的了解的深入，时间久了，总会总结出一些带有个人印记的观点。题目中的两个观点，就是本人在课堂上经常讲给学生们听的两个科学江湖上的求生秘笈。我从来不认为狡猾与脸皮厚是贬义词，如果有人要求狐狸不狡猾，那简直是无异于谋皮害命，狡猾对于狐狸来说，一种天生的防御机制。而脸皮厚，不是要人做坏事，而是强调一个人要有顽强的心理素质，提高抗打击能力，否则是无法生存的，那些自杀者多半是因不具备这两样本领而发生的悲剧。
我提出的这两种科研江湖求生技能，在科学史上是有先例可循的，绝非异想天开的结果。狡猾这种本领，我们可以从哥白尼（1473～1543）身上清晰地看到，其实，哥白尼早在1510年左右就已经比较完整地构想出《天体运行论》的主要思想，而直到临去世的时候才发表。
据说1543年，当那本将要改变世界的著作送到病榻上的哥白尼手中时，临终的哥白尼满意地抚摸着封面，然后安然去世。哥白尼为什么不早早地出版这本著作呢？在教会统治的黑暗时代，发表这些学说是异常危险的，稍有不慎，他就会被教会抓去以异端邪说的名义烧死，该怎么办呢？狡猾的哥白尼采取了述而不做的办法，结果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让思想真正得以流传开来。57年后那个倒霉的修道士布鲁诺就因为传播新思想而被罗马教会烧死，始作俑者得以寿终正寝，而传播者却成为真理的殉道者，这就是人类思想史的教训。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科学家学会必要的狡猾对于自身和科学来说都是一种保护。我们能说哥白尼错了吗？显然不能。
而伽利略（1564～1642）的案例则告诉我们，科学家必须学会适当的脸皮厚，否则也是无法生存的。伽利略是历史上少有的两次受到宗教法庭审判而又幸存下来的神奇人物。年轻时的那次审判并不严厉，让他轻易蒙混过去。而1633年的那次审判，要严重得多，69岁的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裁定有罪，由于他的悔过，以及外界的多方努力，侥幸没有被烧死，只是关进监狱，在监狱里他仍然继续科学研究，毫无悔改之意，幸好他的一些学生来照顾他，他又开始借机传播他的学说，又多活了9年的时间。至于民间流传的伽利略在审判的间歇里自言自语地说“地球还在转动啊！（Andyetitmoves）”，我个人认为多少有些光明的尾巴的味道，那个场合，如果真的说了这句话，一旦被宗教裁判所的特务听到，那么先前所有的悔过都白费了，按照我对伽利略的理解，他是断然不会开这个玩笑的。他知道自己的理论一定会超越时间的，这份自信，是源于他对自己工作的信心。因此，我常对学生们说：“能够战胜时间的就是永恒。”他相信自己是永恒的，而那些悔过则无非是人类历史中一种会被时间遗忘的闹剧而已，而对于无法摆脱的致命闹剧，只有以更加荒谬的脸皮厚来应对。
那么搞哲学的人该怎样求生呢？境况可能比搞自然科学的还要险恶，我目前实在是还没有想到一个好办法，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英国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在那样的一个年代，生存条件恶劣，政治危机四伏，他老先生竟然活了91岁，真是不容易，更为难得的是，他不但活得长久，而且在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了，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同时期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则处于一种惊弓之鸟的状态，仓皇北逃。笛卡尔的一生谨小慎微，他给自己准备的墓志铭很有意思：“隐藏得好，所以活得好。”不论得意还是失意，难道生存不需要智慧吗？科研江湖同样是充满凶险的，必要的求生技能还是要学两样的。
（20091204）
46.有没有一个鉴别好人与坏人的“判决性实验”
课堂上给学生们讲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1922～1974）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其中自然会提到波普尔（1902～1994）的工作，毕竟拉卡托斯是波普尔的学生与同事，而且两人又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伦敦经济学院为代表的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判决性实验”的提法来自波普尔，这主要是由于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所必然要求的，他的主要意思就是：存在一个对于理论证伪来说起到判决性作用的实验，而这类实验就被看作是判决性实验。由于波普尔在理论上是一个原子主义者，即相信一个理论只包含一个命题，一旦遇到反例，那么这个理论就被证伪。其实通过科学史的考察，我们知道任何理论都不会因为遭遇反例而被轻易证伪，理论是有韧性的（当然很多人批评波普尔还有一个原因，即波普尔理论面临着奎因迪昂困境）。基于这种现实，拉卡托斯称波普尔的理论是朴素的方法论证伪主义。
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充分考虑到理论的整体性与理论的韧性问题，因此，他不相信存在一个“判决性实验”的东西，认为那是一个即时性的神话。拉卡托斯自称自己的理论是精致的证伪主义，给他的老师波普尔留下了足够的面子，但是即便如此，拉卡托斯与波普尔也在学术上绝交了，可见就是大牛也是无法宽容不同理论的。我们今天看来，拉卡托斯的理论能更好地解释科学史揭示出的案例。我个人的补充意见是，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但是理论所遭遇的实验证据的重要程度是有区别的，换言之，对理论来讲存在重要与否的证据，不是所有证据都具有同样重要程度的。关键是这个重要程度不需要大到100％，具体数值也是一个估测，这里就不胡说了。总之，这两个人提出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自然我希望班上的研究生同学们能够深入理解。
为了配合这种意图，我曾设计了一个理想实验：有没有一个鉴别好人与坏人的“判决性实验”？在班上进行了小范围的讨论（也谢谢参与的同学），同学们的答案主要有两种：其一，没有这种判决性实验（好人与坏人的判别标准都是主观的）；其二，不清楚。坦率地说，对于两种答案我都不是很满意，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让大家都参与讨论，我知道有很多同学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那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标准还是有的，虽然不能简单地说是判决性实验，但是这些标准也不都是主观的。比如说国人喜欢看的那些国外的大片，对于片中出现的反面人物也是深恶痛绝（与外国人的感受没有什么不同），对于那里的英雄人物也是钦佩有加，由此可知，判别好人坏人并不都是主观的事情，而是有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客观内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也是有一定的客观基础的，并不都是伦理学家们的主观臆断。那么把问题简单化，该怎样判断呢？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孟子的说法，孟子说人有四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愧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如有四体也。”根据孟子的标准，我们可以初步说，缺乏这四心的人就是一个坏人。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又无法完全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因为，它在各个具体的人身上，体现的比例不同，而且这个标准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有儒家的君子的一些内在规定，而且这是封建社会的一些说法，因此必须把它还原成现实生活中的标准来看，才具有现实意义。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过程中如何判别好人与坏人呢？我尝试用利他与利己的组合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个组合有四种结果：①利他利他，②利他利己，③利己利他，④利己利己。这四种组合中，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人就是我们梦想中的好人（说成圣人未尝不可），无论在哪个时代，他都是好人。第四种情况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坏人，翻译成今天的话说就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这类人都是坏人。但是大多情况下，我们是处于第二种与第三种之间，那么该怎么办呢？利他利己的类型在今天是否可能呢？我认为还是可以实现的，80年代所谓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就有这个意思，今天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的就是我们期望遇到的好人。利己利他模型揭示的也许更有现实意义，追求自己的私利没有错误，但是不能以损人为基础，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的利己，这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这就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最可恶的就是损人利己，这种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坏人，也就是我们古人说的小人。
但是从长远来看，损人者往往不能达到利己的目的，这又恰恰是历史的公正所在。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损人的长期回报是负的，而利他的长期回报是正的。不说了，判别好人坏人还是有一些标准的，这种思考有一种作用，即可作为选择朋友的一个可参考的标准。联想到前段时间科学网上李小文老师帮助某海龟博士的行为就是一件典型的利他行为，这件事遭到非议，就说明我们在基本判断上是存在误区的，而且这件事的最大受害者恰恰是李小文老师。所以，对于善行，我们是必须要予以支持的，虽然我们做不到，但向往之心是不能没有的，否则这个社会太可怕了。
（20091207）
47.捍卫常识有时是很难的
前些日子，最热门的话题当然就是美国总统******访华。对于黑孩子******，我还是很喜欢的，毕竟在童话消失的年代，他的出现就是一个让人振奋的神话。其实，我能够感觉到国家的尴尬，该怎样处理******呢？这个家伙口才好，模样英俊，更为重要的是他本身所体现的传奇般的神话，对我们这样一个缺少奇迹发生的国家的广大青年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与挑战，怎么办？对于很多部门来说，******的出现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在上海与青年才俊的交流也是他此行的一个重要事件，事后，我从黄安年老师的博客上看到访谈的中文稿，粗略看一下，坦率地说有些失望，因为有些问题提的基本上没有意义，如看到一个青年才俊询问阿富汗反恐战争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而无当的话题，它远不是一个交流会所能谈清楚的。再者说，我们自己的事情还没有搞好，谈哪门子阿富汗啊。记得当天在电视上看到现场的一个画面，印象中这些才俊的英语比母语说得还流利，后来由于有事没有细看。总体感觉是这个对话会就是一个蹩脚的老师与中学生在课堂上的问答，既没有显示出******的才华，更是把我们集体降格为中学生。
众所周知，这是一次重要的访问，我们希望听到一个旁观者对我们发展的真实看法，然后我们才能从对方的意见中看到我们的不足，从而在未来改进这些缺陷。可惜，这次会议，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值得怀想的新的认识，而变为一种现场秀，******“被胜利”的心情也不爽，实在是可惜了，白白浪费了我们招待******所付出的巨大花费，什么有价值的建议也没有获得。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没有遇到真正有实力的提问，导致最后的总决赛，我们涛哥的压力空前巨大，表现平平。我们精心组织的以逸待劳的准备，顿时化为无形，实在是有关部门的落伍思想导致的。假如我们的那些青年才俊不是组织上定点选拔的（我怀疑是组织安排的），而是公开竞选出来的，再如果没有那么详细的答问规定，我相信交流会一定很热闹，也会让******感到一些真正问题带来的压力。可惜我们的限制太多，导致我们集体都很弱智，那些才俊只能在狭小的语义空间内尽量展现英文的流利，借此摆脱思想被贫乏的尴尬状态。说白了，我们就是怕人家把我们演变了，其实这也反映出我们的高度不自信，如果我们把国内的事情做好了，害怕什么演变，我估计那时美国人该怕我们演变他们呢。我们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被动，实在是各方面虚假的内容太多了，总怕被戳穿，或者在各方面都没有能力与人家比，只好严防死守。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中国文化是很难被演变的，这点我们有充分的自信，所要变的只是那些明显与人类进步框架背道而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