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说，20世纪初是左翼思潮席卷全球的年代，当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甚至早于美国半个世纪允许工人用罢工权，经济上强调国家意志主导和财富均衡分配并非只是苏联的专利，美、意、德、日、法、英等国其实都在搞，无非是步子迈得早点晚点、大点小点的区别。北伐时代的秉承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其经济思维基本也是这个框架的影响下。所以国民党才会接受到苏联的大部分援助，同时才会在苏联的牵头下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对其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强化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能力。“4·12事变”之后，国民党不光屠杀了大量共产党员，也干掉了自己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基层组织[7]。而从经济思维角度说，蜕变后的国民党政权的思路便走到了上面那个模式上来，而这和当时全世界的总体潮流完全是相悖的。
1930年以后，随着北方战事的逐步平定，民国进入到了平稳建设的所谓“黄金十年”。本着“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精英们把绝大部分资本都投入到了东部沿海一线。而对于国家根本的中西部特别是农村地区却少有顾及，这就又丧失了一个强化国家政权控制力的机会。而自甲午战败之后，中国东部早可以说是“有海无防”，从战略安全角度说，这就像一个人的心脏长在身体外面一样危险。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本人曾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当时“灭亡”所指的就是中国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命脉，而这些当时又都集中于沿海的那么几个地方，所以说日本人的这个“海口”夸的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1937年8月一场淞沪会战，国民党“黄金十年”的成果便损失殆尽（当时大部分工业设施都未来得及迁走）。
而宋子文那句“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说到底这就是一种“算钱不算人”、“算钱不算国”的思维模式。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战争开销，开始发行金圆券，强行兑换老百姓手中的金银外汇，结果“尽收天下之财，皆失天下人心”，随着金圆券无节制的滥印，国统区物价飞涨，国家信用体系实质上已经宣告破产。
在同一年的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开始发行人民币，当时人民币不与金银本位制挂钩，也不与任何国家的外汇挂钩，而以人民政权的信用为担保。而在此之前，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的议题归结起来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那句著名的口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而这其中的“加强纪律性”，实质主要是指强化财政纪律，适度缩小地方政府权力。而这可以看做是为人民币发行在做前期准备——强化财政管理，减少财政赤字才能尽可能避免倒逼造成货币滥发，如此人民币的币值才能保证稳定。到战争后期，由于人民币事实上是和粮食挂钩的，且币值较为稳定，为了吃饭，众多国民党地方政府都必须储备人民币。战场上决战已经展开，而在金融上，胜负早已分晓。后来所谓“共产党军事上一百分，政治上八十分，经济上零分”，说这话的人对经济的理解恐怕才是真正的“零分”——精其术，却不得其道。不是零分，又能是什么呢？
日本战后经济崛起
可能和很多人的印象不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日本并非是“一穷二白”了，它的工业底子还是保留了很大一部分的，更重要的是还保留着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和社会动员体系，这是国家工业化的种子。不过当时的日本的确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经济萧条期，这主要是由于日本自甲午战争开始形成的殖民地经济体系完全崩溃了——原材料与农产品来源地随着战败被剥离掉了。
美国最初曾有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农业国的想法，果真实现的话，今天的日本经济充其量也就是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水平。但是，后面的历史显然没有随着美国的愿望而发展，因为冷战开始了。为了在远东地区应对苏联和中国，美国不得不选择重新武装日本，使其重新工业化，于是就有了“道奇路线”[8]，这是战后日本经济得以重启的根本原因。我们常常提到的朝鲜战争的因素，起到的其实只是一个“激活”的作用。
美国不但给日本人松了绑，在资金技术上还加以扶持，连日本的国土防卫也用驻日的方式由美军代劳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其实一直希望日本人加大国防上的投入，以减轻美国的负担，但日本政府就是不干。有了这样一个合适的大气候，日本先前留下的“工业化种子”很顺利地就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了。1956年“神武景气”的到来，正式标志着日本战后经济开始腾飞。这里还要说一句题外话，某些媒体经常会拿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和日本加以比较，说当时中日经济相差无几，而后人家日本却开始腾飞了云云。问题是这个所谓的“相差无几”仅仅是指几个纸面数据，实质上日本战后留下的现成的各类设施、产业工人、组织体制等等都是中国从未具备过的，是需要那时的共产党白手起家去建立的，而那时日本所处的外部环境也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要举国勒紧裤腰带还苏联的债，而日本对华的战争赔款，美国政府一施压，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就宣布放弃了[9]。
言归正题。凭借已有的底子和优良的外部环境，从1956年开始一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日本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连续19年高速增长。1955年日本GDP为美国的6%，联邦德国的56%，到1966年就超过了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从那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日本的GDP一直居于世界第二。
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在增长，在劳动生产率上，1951年到1979年法国与联邦德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是4.5%，美国是3.2%，而日本高达8.9%。这个数据背后反映的是一国在技术上的进步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一共用了15亿美元就从欧美获得了如果自行从头研究需要花费1500亿至1800亿美元的技术，这同样得益于冷战，对如今的中国而言，这种好事是想都不要想的。
除了基础和外部环境这两个“硬件”之外，日本的经济腾飞还得益于其“软件”。在大批引进国外技术的同时，日本政府针对外国的同类工业品建立了极为森严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也就是说，不再通过税收等经济途径间接限制外国商品，而是直接动用行政或法律手段。在经济体制方面，日本经济其实搞的是一种“举国体制”，在效果上和社会主义国家搞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比较接近的——都是“全国一盘棋”，资本家们在政府的协调下抱团去和欧美“鬼畜”们竞争。在技术领域，还可以集中力量在重点方向搞攻坚。当然在具体机理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的举国体制是通过大公司间交叉持股以及公司和银行交叉持股来实现的，这等于把资本家们的利益连到了一块，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除此之外，在生产组织中日本搞起了“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逐步在企业里建立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与企业工会三项制度，亦成为“三神器”。这三项制度加上成熟完备的福利体系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工人的利益，在保障了社会稳定的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笔者看来，日本或许应该算是最“像”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由日本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的——它正好处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交界处，挨着苏联和中国两大社会主义“辐射源”，再加上大批在华的战犯被改造后重新回到日本，一里一外使得当时的日本社会“向左偏”的趋势可能还要大于欧美，譬如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就是日本红卫兵出身，《机器猫》的作者之一藤子不二雄也是日本著名的左翼，除了《机器猫》之外他还有另一部在日本很有名的漫画作品《毛泽东传》。那个时候左翼青年们举着毛主席的画像上东京大街上游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当时留下来的照片里要是背景里没有日文，一不留神就会当成是在中国拍的。换句话说，这种“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出现的原动力来自于左翼政治力量的斗争，这和美国罗斯福新政产生的背景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