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意思是，我几乎不认识其他人孤苦，因为我不得不艰难地度日，虽然拥有两个硕士学位，有大学教书的经验，但我不得不做一个秘书，因为我不能做其他事情。生活真的非常、非常艰难。”
丽贝卡在人际关系上的缺陷源于她早期遭到的背叛。她没办法相信自己或相信其他重要的人，她只能试着自己想明白个中原因。她意识到自己对背叛之事反应很大、情绪不稳定时，在大数情况下，她对此采取的适应方式是远离人群。
凯西的适应方式则有所不同，她的方式也许是更为常见的方式。凯西需要建立人际关系，但她不知道如何择友。她的第一任丈夫竟有恋童癖。她这样评价那段感情：
“它提升了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第一次升华。我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我没有发现任何有违正常、常态或稳定、安全的迹象。”
后来她又结过两次婚，两任丈夫都对她进行了情感上的虐待。最终，她现在与一个不会虐待她的人在一起，她将他视为最好的朋友。
背叛与再度伤害
凯西的遭遇属于再度伤害的范畴。相比于在孩提时代未受到虐待的人来说，在儿童时代受到虐待的人更容易在未来的生活中再次遭受性侵、情感虐待、身体虐待。例如，安妮·德普润斯发现，18岁之前受到的背叛创伤与18岁以后再次受到伤害有很大的相关性。同时她也发现，童年时遭到侵犯的人在成年期更容易再次受到伤害，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安全信息时更容易缺乏理性思考。
侵犯的残酷后果至今仍是个课题。为什么早期的伤害会让一个人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易再次受到伤害？罗宾·格宾（Robin Gabion）和詹妮弗·弗尔德着手研究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她们征集一群受过背叛创伤的大学生来研究再度伤害。她们发现，在任何时期（童年、青春期或者成年期）经历过重度背叛创伤的人更有可能在青春期和成年期遭到背叛带来的创伤。这些影响是深远的。在童年时期受到背叛创伤的人很有可能在青春期再次受伤害，而在成年期遭到伤害的可能性会更大。
再度受到伤害可能与背叛有关。我们意欲调查这种可能性。在研究背叛和背叛创伤时，我们面临的一个困难是找出测试背叛及相关概念的手段。我们在前面提到过，BBTS（背叛创伤的简易调查）可以测试出受到背叛的程度，但是如何测试出参与者对背叛的意识呢？这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与罗宾·格宾共同设计出识别背叛的方法以测试人们准确识别背叛、意识背叛存在的能力的原因，这一方法包括调查出被试者在成年期经历过的一般背叛（如朋友泄密，这些不足以被归类为创伤性背叛的背叛。同时也评估了人们对背叛的意识程度、识别背叛的准确度、对背叛的反应。我们意图调查出在何种境况下，人们意识到背叛的存在但同时选择忽视背叛，即刻意减弱对背叛的意识。我们发现在儿时经历背叛创伤的人对成年时期的背叛敏感性很差。
再度伤害的另一个可能性是背叛创伤影响一个人对伴侣的选择。罗宾·格宾调查了背叛盲视是否会影响一个人期望潜在伴侣具有什么样的特质。背叛创伤理论表明，早期的创伤可能影响受害者在社交上和认知上的发展，比如受害者会采取某些生存策略，尤其是解离症以及对背叛缺少意识，这会让他们更容易再度受到伤害。如果信任的人和依赖的人伤害自己，那么一个人很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关系模式，认为虐待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有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可能性呢？
罗宾·格宾要求实验参与者评估自己对潜在伴侣具有的几种特征的渴望度。她发现在期望伴侣忠诚、诚实、有自我怜悯心的报告中，有过再度受到伤害的人（遭到亲近之人多次造成的背叛创伤）与只受到一次重度背叛创伤的人表现不同。再度受到伤害的人还希望伴侣采取语言攻击策略。换句话说，曾经遭到背叛且在后来再度受到伤害的人更喜欢采取语言攻击的伴侣。这些结果表明，受到亲近之人多次伤害可能会影响受害者对伴侣的选择。
对大多数人来说，伴侣最为看重的特质是的忠诚、诚实、怜悯心和相互理解。而对再度受到伤害的人来说，这些特质其实并不是他们最在意的。
伴侣有语言暴力倾向受到怎样的青睐呢？大多数人极其厌恶这种行为。但如果你多次受到背叛的伤害，这一特质显然会比较符合你的口味。
再度受到伤害的种子早在儿时就已被埋下。绝对友好（Indiscriminate friendliness）这个术语用来描述孩子的行为模式，即孩子们对陌生人极其友善和信任。这一模式出现在很多被跨国收养以及受虐待的孩子身上，包括养子或养女。研究者认为抚养人的变动引发了养子/养女的绝对友好姿态。然而，从背叛创伤理论来看，我们可以借助信任和依恋机制受损这一视角来理解这一行为。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小孩子往往不会盲目地对他人表现出完全的友好或信任，他们学会了要先试水。这种试探可以保护孩子免受伤害。如果孩子在小时候受到了虐待因而不具备这一能力，他们更有可能在以后再次受到伤害，因为他们信任了不该信任的人。
背叛对社会的危害作用
心理学文献资料显示：创伤可以代代相传。研究表明，相比于那些家族中没有经历过大屠杀的孩子而言，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在压力状态下更易引发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代际相传，也被称为暴力循环，是指在儿时曾遭到凌虐的人后来成为有虐待倾向的父母。研究者采用国家家庭暴力调查发现，童年时期经历过家庭暴力的男性，成为父亲后虐待孩子的几率增加了13%。其他研究表明，虐待孩子的母亲中有24%的人在儿时曾遭到家人的强奸，而在儿时经历过乱伦的母亲中，只有3%的人在以后不会虐待孩子。这意味着相比于不会虐待儿童的母亲，虐待儿童的母亲在儿时经历过乱伦的可能性比她们高出8倍。近期一项研究表明，在童年时期经历多种虐待的母亲往往会更容易直接做出多种虐待行为，或者制造不安全的氛围，这会将孩子置于易受伤害的境地。
玛丽·休莱特（Marie Hewlett）、劳拉·凯勒（Laura Keller）和詹妮弗·弗尔德征集了67对母子，研究背叛创伤会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母亲和孩子受邀来到俄勒冈大学。我们发现孩子和母亲的解离症严重程度与受到的重度背叛创伤息息相关。而且，如果在儿时经历重度背叛创伤的母亲在成年时期再次受到他人的伤害的话，那么她们比那些在成年期没有受到再次伤害的母亲患有解离症的严重程度要高。再者，母亲再度受伤害与她在小时候经历的创伤脱离不了干系。这些研究意味着由于儿时的背叛创伤而引发的解离症会在将来于不知不觉中给自己和孩子带来伤害。这一研究佐证了背叛创伤可以代际相传。
背叛具有的社会性影响不止于个人、代际或亲属之间，也会延伸到我们的机构中。还记得第四章吗？我们探讨了机构背叛，卡莉·史密斯（Carly Smith）和詹妮弗·弗尔德的研究指出机构背叛加深了性侵的伤害。这项研究表明机构背叛能够伤及个人。我们相信它也给社会带来了危害。如果机构不再值得信任，社会的构架会濒临崩溃。
“沉默即是背叛的时刻已经来临。”……即便迫于内心真理的渴望，人们也不容易承担反对政府政策的使命，特别是战争时期。要让人们转变态度，反对政策遵奉者对于他人内心和周围世界的冷漠，无不困难重重。而且，当手上的议题看似不知所措，陷入它们经常出现的糟糕的冲突状态，我们被其不确定性所迷惑，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我们当中已经有打破夜的沉寂的人发现，号召说话是一项痛苦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说话。我们必须谦卑地说话，因为我们有限的视野，但是我们必须说话……
我们要为他人说话：为弱势的人、为沉默者、为我们国家的受害者、为那些被称为“敌人”的人、为那些没有人类证明比我们的兄弟少些什么的人……
我想着他们，因为对我来说很明显，如果不试图理解他们，倾听他们心碎地哭喊，那就不会存在有意义的解决办法。”
上面这段话引自马丁·路德·金博士在1967年发表的一次演讲，他呼吁我们要为受到虐待的人伸张正义，包括我们自己。
背叛盲视不仅仅对个人造成伤害，也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我们对过去的背叛采取盲视的做法不但增加了再度受到伤害的风险，而且背叛盲视还能够引发更大范围的背叛。当今最恰当的一个例子当属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事件。来自多方面的背叛引发了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的发生。一战过后，德国深感到背叛并试图应对它，采取的方式并不是直面揭露背叛，而是转而寻求表面上的安全——一个政府、政体不断加深市民之间的疑心以及不信任；邻里之间相互背叛；儿童背叛父母；雅利安人背叛犹太人。这些背叛带来的痛楚以及无法直面背叛的行径滋生了一个基于恐惧和偏执的社会。正是这种社会氛围—隐藏和盲视—孕育了大屠杀的种子——隐藏和盲视。我们在下一章会介绍，20世纪末，南非采取了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待背叛，这种方式打破了背叛盲视，并走向了治愈与忘却之路。
无疑，背叛是有害的。它能够引发解离症、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失忆、诸多的心理疾病、性格与人际关系的不稳定、再度受到伤害等。背叛及其带来的伤害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从家人到机构都存在。这一现状似乎无药可救。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在接下来的两章会阐释个人和社会如何避开背叛的危害，从而变得更有意识、更健康、更好地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