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甘情愿为政府献身，那么任何与政府不一致的观点我怎么会认同呢？它直率地、一再地、大肆地拥护各种庄严的原则和权利，例如，言论自由，残疾人不受歧视、平等、公正、对公民诚信服务。我从未设想过，有朝一日这个政府不仅违背了这些原则，还违反了加拿大的隐私法，同时集结、动用官僚机构分布广泛的资源制止我的摇旗呐喊，以免被其他的退伍军人听到。”
政府用一次性付清残疾退伍军人抚恤金的方式代替终身补偿，而在2005年，肖恩挺身站出来制止政府这样的行为。尽管他不会从中获利，但他想要保护那些只得到一点抚恤金的退伍军人。他先后向参议院和下议院说明情况，说服他们停止这种补偿模式。立法机关驳回了他的提议，并且指出任何反对这个计划的人将会被视为“怀恨老兵者”。在第一次演说之后，肖恩被他的两名志同道合者遗弃了，这两个人曾在第一次公开演讲时力挺他，但此时他们都已被安排在待遇丰厚的政府要职上。为了得到这个位置，他们不得不遵守一项保密协议，这个协议限制了他们公开发表有关退伍军人问题的权利，这让肖恩孤立无援。
这件事过去不久，政府对肖恩的报复就开始了。
“各部门的官员开始否认和质疑我的待遇，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个问题从未被质疑过。他们开始秘密地审查我各个方面的福利待遇，推迟报销我的各种医疗费用，这让我和妻子的资金来源非常紧张。”
在这个时候，肖恩加入的非政府医疗队帮助了他。他们对相关部门发出了警告，提出秘密调查和质疑从未被怀疑过的事情已给肖恩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他们还强调说，对肖恩待遇做出的任何改变都可能导致惨痛甚至致命的影响。
肖恩继续说：
“结果，政府里某些未经过医学训练的官员策划了一个逐渐偏离正道的方案。他们将邀请我独自参加一项会议，然后命令我立即在退伍军人专事医院进行为期一周（或者更长）的精神病评估。早在这次会议的三周前，评定结果已经交给了部长。”
“其实，谋划好的评定结果将会终止我的一切治疗。如果我拒绝了治疗，部长就会得到消息，并会同意停止对我的一切治疗。然而他们仅仅告诉我那只是一次友好的会议，不涉及任何议题。但有一条，我的专门医生不能参加此次会议。”
最后，肖恩拒绝参加没有他专门医生陪同的任何会议。2006年，这个计划被迫停止。肖恩开始上访新的首相。
他又开始了反对一次性补贴退伍军人的斗争。
“我相信新的政府肯定能停止一次性补贴代替终身补贴的项目法律。在那些大官僚告会首相之前，我联系上了首相身边的工作人员，想要对首相简要说明我的情况。然而，政府官员把我的个人手机号码泄露给了立法机关的大官僚。他们打电话给我，并且厚颜无耻地向他们的头汇报，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见到新首相。这些官僚还不害臊地相互告知我们的谈话内容，他们告诉我，这辈子都别想阻止新项目的施展。”
“几天后，我接到首相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他们要求我不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是我依然按照计划召开了。第二天，国家最高办公室、首相、枢密院、部长、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高层领导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商讨关于我及我的新闻发布会的有关事宜。他们实施的方案仍然不被公众知晓，但主要目的不让我的行为和措施对政府产生任何影响。”
肖恩有些灰心和泄气。但他仍站在支持退伍军人的立场，并向前参谋长寻求指导：
“他拒绝给出建议。原因是我已经和‘华盛顿媒体谈论过了’。他指的是2006年春天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引用了我对一些政策的讨论——关于国家不为从阿富汗回来的战死军人降旗致哀。”
从那时起，肖恩开始怀疑政府实施的背叛，那个曾承诺保护他的政府。
“甚至曾经亲密无间的战友也远离我，实际上是背叛我，军事化教导也牢牢地锁住了我。尽管如此，我开始质疑我在军队奉献的一切。在典型的非黑即白的军事思想熏陶下，要么是我的政府不值得我为之奉献，要么是政府依然神圣与高贵，而我则理应受到报复、不忠、恐吓和背叛。”
“我现在进退两难，”他说。“创伤性应激障碍和重度抑郁，还有身体残疾，将我拖入了一个由困惑、自我厌憎、恐怖和无价值感组成的自杀漩涡之中。或许我可以选择死亡，一了百了；或许我也可以从自我厌恶中走出来，然后再遁入这个充满着可怕的背叛阴影的世界。”
肖恩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地与强权作斗争，要归功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妻子对他的爱；另一个是他对那些深受不公正体制迫害的人们怀揣着的同情与怜悯。
“我开始明白我不仅仅能感到同情，它深深地扎根在我的体内。我承认，极大的痛苦、恐慌、愤怒和困惑并不占据我的一大部分。然而，我与妻子坚定不移的感情告诉我，真爱、善良、耐心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并不是仅仅表演给他人看的。有些人真的变得善良又有耐心，继而演变成了爱。”
“呼吁改变体制来保护他人成为我新的宏伟事业。即便我要同抑郁、沮丧和自我贬低作斗争，同时创伤性应激障碍歪曲我对他人的价值，我仍然能够一点点地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远离恐惧与担心。”
“我对自己做出了一个承诺：我将竭尽全力不让我的悲剧在其他士兵身上重演，那些不如我幸运和足智多谋的士兵。”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第一步必须反抗政府。我深知退伍军人的待遇和残疾信息是最为隐私和机密的，尤其是对那些光荣退伍的军人和曾经风光的士兵来说。如果他们的生活隐私被他人知道并遭到恶意的歪曲篡改，我深知许多脆弱的退伍军人必然会屈服于这些导致自我毁灭的信息。其核心是无可奈何的无助现状与羞耻感，因为他们连自己最私密的信息都无法掌控。”
“实际上，如果有人拿走了我们重要的东西，这无异于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剥离，因为我们也无法阻止灵魂的抽离。受过伤的士兵特别容易患有这种无力回天的精神疾病。”
因此，肖恩决定开始写信。首先，他写给那些高级官员（却从未得到回信），然后写给大众，呼吁人们认清现存体制，该体制背弃了曾经向最易受伤害、最沉默寡言的人许下的诺言——残疾退伍军人及其家人。他也开始收集该体制对他所做过的事情并把这些当作背叛他的证据。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在我家寒冷、潮湿、日益拥挤的地下室里，我整理、阅读资料，有时会禁不住放声痛哭，他们对我肆意的扭曲就像是婚礼上撒下的彩屑一样随意。在他们的保管库里，关于我的事情，官员们记录、分享、介绍以及存档了洋洋洒洒的20，000多页。我要努力搞清状况，并为之斗争。”
“许多高级官员，包括最高等级的副部长打开了关于我的专属档案。我的简介资料就像超市里的小报一样分发给了75个行政机构传阅（加拿大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总部办公室只有1，400人，该部共有4，000人）。两个部长，一个国会秘书，甚至我的一个国会议员朋友也看到了简介，或是听取了有关简介内容的汇报。我们国家的最高办公室，首相办公室也收到了相似的消息。”
“最终，多于875人（我所知道的）传阅、查阅的我的个人信息。”
“这简直是严重的摧残、极端的无助、极大的羞辱。但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变得成熟。我逼着自己去相信生活不仅仅是那张未经过医学训练的官员开出的歪曲事实的诊断结论；我也逼着自己去相信，比起他人对我产生的一切不真实看法，我对此持否定的态度更加神圣而有力。我是……我也必须成为这样，生活远不止这些。”
为了在背叛中生存，肖恩不得不学会成熟，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在应对如此巨大的悲痛和愤怒时需要做的。而且肖恩确实成熟了。面对背叛，肖恩继续收集资料并且大胆地公布于众。他开始写文章想向政府证明，政府不能任意摆布残疾的士兵。发表了40多篇文章后，他加入了渥太华的一个伦理大师项目。然后他被选中在军事与退伍军人健康的学术论坛上讲述3篇文章。
那政府方面呢？
“由于我的揭露，这个隐私丑闻被公之于众，与这个丑闻有关的4个高级行政官员退休了并享受全额退休金与福利。然而，仍有许多罪魁祸首被保全了下来。在2004年，作为公开提倡设立调查局的第一人，我很欣慰看到这个部门在2007年成立。这个部门仍没有多少实权，一些高级官员也不拿它当回事，但至少这个部门存在了。”
“我也收到消息，临时的公共服务官员重新审理了我的投诉，并判定之前的官员不应该拒绝调查。调查局决定，在四条重要的罪状面前，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确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个正直的调查员将会促进体制的改善吗？我不敢确定，但我一定会尽全力确保他这样做。”
“有人受到处分了吗？官员会被劝止对他人做这样类似的事情吗？受伤的士兵和退伍军人会得到好的待遇吗？我原先严厉批判的项目会被废除吗？”
“令人伤心的是，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肖恩可能永远不会向军队和政府的背叛妥协，但是在意识到这个背叛并与之斗争的过程中，肖恩找到了新的生活和新的盟友：
“媒体成了一个盟友。它甚至是一个朋友，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支持者，这不仅仅是对我而言，也是对那些我努力帮助的人们——受伤的士兵及其家人来说。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个不可思议的改变，除了在国殇纪念日那天，国家在平常做了太多忽视退伍军人的事情。基本上，加拿大每一家日报的每一个编辑部都谴责了这次侵犯隐私的行为。报纸、广播、电视持续6个多星期都在报导这个事情。
“听到这个消息后，平常一副漠不关己的加拿大人变得活跃起来。他们给国会议员写信、给报社写信、给我写信，鼓励我继续做斗争、继续帮助他人。或许加拿大政府抛弃了我，但是加拿大人民没有。我感到一丝自豪和些许的安宁，也许我对军队的奉献和对退伍军人的无私帮助都没有白费。体制的背叛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而是一小部分贪婪的人造成的。相比之下，有更多的好心人能帮助我反抗伤害我尊严的人。”
“大众宣传最终会改变国家文化的这种畸形吗？加拿大政府会善待他的士兵吗？就像士兵甘愿为国家献身那样？”
“我只能说我希望如此。这可能并不是一个明确的答案。然而，大家要记住，在官员们想让我闭口的那些黑暗日子里，是希望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在我和妻子感到最孤独无援的时候，是希望让我们相濡以沫、是希望给了我一个新的生活，这远比我们曾奢望的还要多。”
在面对背叛和报复时，肖恩的故事是一种勇气和力量的传递。在意识到背叛和直面背叛的过程中，肖恩的故事能教会我们很多。
在加拿大下议院的大楼上，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让·皮埃尔·布莱克本（Jean-Pierre Blackburn）作出道歉。布莱克本声称：
“在数百位官员中传阅医疗和财政文件引起了不必要的焦虑和痛苦，对此他和政府感到十分抱歉。”
肖恩接受了道歉，并且明智地回应：
“这个行为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但这不是关于钱的问题，是关于体制改善的问题。”
揭露背叛是有风险的，但是这种意识和坦诚具有改善体制的潜质。沉默只会让不公正毫发无损。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某些痛苦上，却忽略了一些可怕的、严重的遭难。当我们以背叛盲视的姿态做出回应时，我们就会忽略这些苦难。人类心理学告诉我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只要我们用心关注世上存在的背叛并努力纠正，我们就能够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