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季羡林曾将自己说成“一个‘悲剧’人物”，经历了“十年浩劫”那样的不幸和“身逢其盛”的幸运，可谓倥偬岁月，跌宕一生。自杀未遂，意外地活了下来。季老在年老之时，创作达到了一生的高峰期，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经历了生死的大灾大难的人，就如侥幸躲过了突然从天而降的花盆，对老天的垂怜、生命的延续深感庆幸，练就了平和的心态，更眷顾生命，珍惜光阴岁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未必能对事事都一概而论，其中是否“有后福”，并非全赖上天的赏赐，就如古语所言“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大部分是人类自己所致。大约在一万多年前，生活在中美北美洲和中东地区的人们遭遇了气候前所未有的异常变化，严重地影响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许多人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但剩下的人不断地寻找新的谋生手段，从此，原始农业诞生，取得了人类进化史上里程碑式的进步。在绝境中寻找生存的希望，面临危难不颓废，人也一次次增长了智慧，便不同寻常，必有后生之福。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祸之间的联系多变不一，其中作为主体的人是这一联系中重要的媒介。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从于红巾军时，备受红巾军领袖郭子兴的器重。因为他屡有战功而被升为镇抚，在军中大有名望。而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很嫉妒朱元璋的才能，一直想设计陷害他。一日，郭子兴的两个儿子想借请朱元璋喝酒的机会将他害死，他们计划在酒里下毒。朱元璋已经知道了他们要在喝酒的时候下毒害他，但还是应邀去和他们骑马了。他们行到半路上时，朱元璋故意仰望天空，嘴里还念叨些什么。兄弟俩看到这觉得非常奇怪，就问朱元璋说些什么。朱元璋说：“刚刚天神告诉我，你们在我的酒里下了毒，让我不要和你们一起去喝酒。”这二人听了顿时慌得措手不及，赶紧下马给朱元璋作揖说：“没有这事，真的没有这事。”他们内心却是非常害怕，怕天神会惩罚他们，以后就再不敢动念头害朱元璋了。朱元璋大难不死后，运筹帷幄，终于建立了明朝，成就了大业。朱元璋幸免于难，能得后来的安生，全靠他机灵应变的智慧，非天神伸手相救。庄子有言：“安危相易，福祸相生。”由此看来，其“后福”之“福”，却是个人能所为之。只是这不期而遇的“祸”各有不同，有人遇到，有的人没有碰到罢了。季羡林通过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思索，得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人生没有意义”的结论。其中描述了大多数人中的两种：一种是“只顾享乐，恣睢骄横，飞扬跋扈的走运的人”；另一种是“穷困潦倒，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的不走运的人”，然而这两种人都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过一生”。究其原因就是这“绝大多数人”对人生没有太多的感悟，糊里糊涂地就过了一辈子。“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绝大多数人都是庸庸碌碌过一生，“轻于鸿毛”而死。然而，经历生死大难之后，对人生的感受会更深刻，对人生的意义会有重新的思考。大难之后，常知生的不易，死的不难，亦知生之福，而寻求不平凡的人生意义，遂常有大治。《史记》上记载，孟尝君是齐国宰相田婴和一个不被重视的小妾所生，他正好出生在五月五日这天。田婴迷信，认为五月五日出生的男孩生来克父，等到孩子长到门楣那么高的时候，父亲就会被克死。所以父亲田婴让小妾把孟尝君扔掉，小妾不舍得自己的亲生骨肉，把孩子留了下来。后来孟尝君长大了，田婴看小妾是不肯能把孩子扔掉了，而且看孟尝君的表现很不错，也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天灾人祸不可预料，然而遇到了，就如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转到升华，还是转到坠落，靠老天的垂怜，更有自身所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努力。孟尝君凭自己的努力才能在兄弟中脱颖而出，得到父亲田婴的重用。“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是在乱世中沉沦，还是在乱世中崛起，英雄们选择的是升华人生的路。英雄即个人，个人也可能是英雄，在大难不死之后谋“后福”，从对人深刻的理解中寻找意义。历史之中的司马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面临生死边缘之后，幸得生存，发愤图强，创造出来历史名著《史记》，寻得“重于泰山”的人生意义。君子生于世间，应该像天一样，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地寻找人生的高度。季老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创作，老年时期描述自己“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是他“大难不死”之后的有所作为，能有如此卓越的贡献，可以说是谋得人生的“后福”。经历黑暗滋生的恐惧后，人们便不觉得生活中的困难有多可怕，因此而更勇敢地走出一个光明精彩的人生。
世上没有绝对的王者
世上没有绝对的王者，无论国王、拳王，还是球王，皆为一技之长的领先者，都不能称之为绝对的王者。从朝代的更替，不同王朝的灭亡，就可推出世上没有绝对的王者，若非如此就不会改朝换代，淘汰有弊端的时代。没有绝对的王者，因为人无完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知晓掌握天下间所有的事情。季羡林题文《我害怕“天才”》，从人和动物“智商的不平衡性”观察研究得出结论：“‘天才’即偏才。”只有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在惊涛骇浪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的为王者皆非完人。古书《帝范》上说：“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这是比较完整的对帝王的描述，将君王的行止、德行、言行、举动、胸怀、威信等进行了完整的归结，亦带有人们对君主的理想性希望。人们期望君主是个完美之人，方可天下太平，得以永世安康。然而人无完人，君主亦是如此，不仅在世间的技能方面不可一概兼并之，在德行、决策、治理、威信等为人处世之能方面亦不能兼而有之。汉光武帝刘秀仁慈、厚道，被史学家称作“最有人情味的”的皇帝，但却在国家策略中将中常侍改用宦官，造成东汉时期宦官掌权的恶果；唐太宗李世民，“兼听则明”，以明鉴流传于世，却以玄武门之变，痛杀手足而得帝位；宋太祖赵匡胤宽厚、仁慈，开国时定下方策，国家民风淳朴、日渐繁荣，却因此而形成北宋弱兵少将、为政拘谨的特点。智商有不平衡性，天才即是“偏才”，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没有绝对的王者。勇于认识自己的缺点则能摆正人生态度，弥补人生缺憾；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能获得将才，知人善任。汉高祖刘邦为汉朝的开国皇帝。他在位期间，曾经于洛阳的南宫宴请群臣。当时他问众大臣：“众臣皆可据实评论，如何我能夺取天下？楚霸王却不能？”大臣们各说各话，多有不同，多家之言，不绝一词。最后，刘邦对众臣说道：“事实上，你们大家都是只知其中部分，而非全部。在我朝中，于军营中决胜千里的定计划策，当属张良；安定民心、供应军用，当属萧何；统领万军，夺取胜利，当属韩信。他们3人皆是人之佼佼者，我能量才使用，才是我得到天下的最重要原因。而楚霸王必败的原因就是，他只有范增一个谋士之人，还不得以重用。”为王者亦不是完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能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善于发现“人才”而非“天才”，能利用“人才”之才，为自己谋天下大事，他们是利用人才的“人才”，也是统治国家的将才。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说：“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尧舜的“禅让”、齐桓公的“尊王”、秦始皇的“建制”、汉文帝的“慈俭”、汉武帝的“进取”、光武帝的“和合”与唐太宗的“明智”等，历朝皇帝明君治国之道皆有不同，但无一完满，他们懂得扬长避短，发挥一己之长，安邦治国，因此被史家称道。众生之中，能称之为人才者众多，即所谓的“偏才”，古今之帝王也在此行列之中；能称之为天才者，即所谓的“绝对王者”绝对没有，就像人们想象幻化的神或信奉的宗教中的神主被认为是知晓天下之事，无所不及、无所不能的，然此皆为虚幻。“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能认识自己缺点的人，就如季老所说是“自命‘天才’的人”，唯有认识自己的缺点才能在这个处处都是战场的社会中决胜而出。不因缺点而自惭形秽，不因优势而得意忘形，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虽无十全十美之人，但总有更优秀者，并且层出不穷。人能够诚实全面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美与不足并非易事，但偶尔颇有感悟，若“柳暗花明又一村”，则喜出望外，欣喜不已。一位工人天天用两只水桶挑水。两只水桶中一只完好无破损，另一只桶稍有破损，桶底有一个小小的裂缝。工人每次挑水，都会从破损的水桶里漏出一些水。好水桶因自己的完善而高傲自满，稍有破损的水桶却自愧不如。这天，稍有破损的水桶将自己的苦恼告诉了挑水工人，工人让它注意他们每次回来的路边那些鲜艳美丽的花朵。挑水工人告诉这只稍有破损的水桶，它每天漏的半桶水浇灌了这些花，花长得枝繁叶茂，比别处的更鲜艳，他采回去一些，放到主人的房里，给主人带来了一份馨香、一份美丽。人就如这破损的水桶，并不是一切完好，都有漏缺之处，也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世上没有绝对的王者，“天才即‘偏才’”，都是凡世俗人中的佼佼者。“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利用一技之长，谋一己之事，于平庸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与优势，做一个“浇花水桶”，浇出一个枝繁叶茂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