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记忆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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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对外开放(1)

国门打开,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国。

强劲的改革开放春风吹过了玉门关,给边城带来了机遇和希望。

新疆作为中国通往西亚的桥头堡,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自己的产品如何走出去,外国客商如何走进来,边疆贸易如何快速发展,摆在面前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地理问题、资金技术问题,还有思路问题和机制问题。

顺应历史的潮流,一切变得流畅和通畅。新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诞生,首批口岸开放、边贸恢复,从1992年开始举办的乌洽会为新疆对外贸易提供了广阔舞台。

开放的中国,开放的新疆,展现着新的形象,新的内容。

第一节改革足迹 首家中外合资企业新鲜事真不少

天毛24年前打破铁饭碗

新疆虽然盛产羊毛,但毛纺织工业一直落后。

1979年1月的一个雪天,香港半岛针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唐翔千到乌鲁木齐考察,当他得知新疆想引进外资建立羊毛衫出口专厂的想法后,思考了很久。最终,唐翔千决心在乌鲁木齐建设一个综合性的毛纺织厂,由他负责提供生产设备。

回到香港后,唐翔千立即着手筹备,为了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3个月内他两赴日本,邀请东洋纺丝工业株式会社社长小林龙三到新疆考察,小林龙三派人前来了解了新疆的情况后,同意出资建厂。1979年12月,新疆、香港以及日本三方签订合营合同,其中,中资占51%,外资(中国香港、日本)占49%。

1980年1月,唐翔千再次来到乌鲁木齐,亲自查看厂址,在雪地上敲定了天毛的生产基地。

1981年1月1日,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批准公司成立,颁发了营业执照。天毛不仅是新疆第一家合资企业,也是全国纺织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属于全国首批合资企业之一。

作为新疆首家合资企业,天毛的成立和发展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冲击波,它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了乌鲁木齐人极大的关注,其中意义最深远的就是彻底打破铁饭碗和终身制的概念。

打破铁饭碗

公司招聘签用工合同

29年后的今天,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毛)的员工贾喜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如何通过考试进入公司的。

1980年10月,刚成立的天毛在《新疆日报》上登出招工启事,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200多名纺织工。当时工人都是通过统一分配进入国营企业的,天毛的做法在乌鲁木齐是一项创举。

贾喜说:“报名当天,有人天不亮就跑到乌鲁木齐市委门口排队。公司最后从五六百人中精挑细选了220人。”这220人成为新疆首批合资企业职工。

天毛明确要求:只招收高中毕业生,而且考试挺严格,除了笔试、面试,还有事业忠诚度测试。贾喜回忆道:“招工有要求,个子太矮的不行,手指粗短的也不要。最后,香港来的老板亲自问我们问题。我记得他问我‘为什么想当工人’,我说,我觉得能当上工人很光荣,没想到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竟顺利通过了。”

打破铁饭碗的第一步就是签用工合同。天毛是新疆首批实行合同制的企业之一,从1984年开始,一律实行合同工制。在天毛中层管理岗位任职的马女士说:“十几年前谈到这事,还很陌生。最初,我们都把签合同叫做‘转正’,因为只有成绩优秀的工人才能签。我那时候是由领导公布名单,专人统一安排在个人档案中记录一下,就算完成了,几年后才改为一式两份合同书。那时候我的几个朋友听说我们可以‘不想干了就辞职’,都觉得特别新奇,说合资企业和国营企业就是不一样,不会把人捆死。”

但是“灵活”属于双方。“正式签劳动合同时,连着一个月都有不少工人对这事议论纷纷,说万一单位不要我们了该怎么办,担心今后的生活‘没了着落’。后来看到自己的收入上升不少,也就没人再表示不满了。”马女士说。

随着新疆各大企业逐步实行了劳动合同制,铁饭碗的分量也渐渐减轻。

缴纳个税

1992年的工资超过800元

天毛当时的高收入令人羡慕。今年49岁的华英是1981年4月进入天毛工作的,从学徒转为正式员工后,她的工资很快涨到了100多元。“这在那时可算是高工资了,要知道其他企业的工人每月才能拿二三十块钱。”

由于引进了日本与香港的先进管理模式,上世纪90年代天毛在新疆的企业中效益好、福利好,是不少人“打破了头都想挤进去的好单位”。

1992年,按照当时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政策,天毛员工工资收入达到800元的起征点。“天毛员工集体缴纳个人所得税”又成了当时的谈资,那时候天毛员工的基本工资是600多元,加上月度、季度完成工作量奖等各种奖金,正好达到征收起点。当时是采取代扣代缴的形式,从工资里集体扣除。华英说:“大多数人对缴税都无所谓,因为扣不了几块钱,和工资相比,算不了什么。”

天毛是全疆首家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企业,且缴纳人数也是当时新疆企业中最多的。

2000年前后是天毛效益最好的几年,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平均达到2000元。

出国学习

普通工人出去学技术

1989年7月,华英被派到香港学习,她说:“那时候我们一行4人,住在九龙区的分厂,也就是给天毛投入资金的香港针织企业里。这种外派学习其实属于福利的一种,我们有不少时间游玩,当时还有外派补助,可以买不少好东西。”回内地没多久,华英就被外派到其他厂区作指导。

同一时间出发的另一拨人去了日本,这也是唯一一次派到日本学习的天毛技术工人团。贾喜幸运地成为其中的成员之一。她说:“第一天去日本的针织厂,一个50多岁的老工人给我们传授手工缝盘技术,当时我很吃惊,都那么大岁数了还坚持在一线,做的活还那么精细。”参观日本针织厂后,日本人对工作的严谨态度令学习团受益匪浅。

这样的外派学习、业务培训机会很多,从1980年起直到1998年,天毛陆续派出业务骨干到香港、日本学习先进技术,同时将他们的敬业精神一并推广。

到现在,天毛仍坚持每年两次对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并不定时地给管理层安排“充电”的机会。

股票上市

天毛成为股份制公司

作为新疆合资企业的先行者,天毛一直在经营方面进行探索。1998年天毛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股份制公司,这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贾喜回忆道:“上市后每股的发行价格为4.57元,上市后一段时间内一直上涨,而我们员工原始股的价格仅1元钱,不少同事因此赚了不少钱,我的朋友都羡慕死了。”

据自治区外经贸厅外资处公布的数字,到2008年年底,新疆共批准合资企业1600多家,其中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等都是经营比较成功的合资企业。

(殷瑕薇)

流行语

《手拉手》

《手拉手》最早出现在1988年第24届汉城奥运会开幕式上,韩国“Koreana”演唱组带领18000名演员高唱主题歌——《手拉手》(Hand In Hand),将开幕式的气氛推向顶点。这曲《手拉手》由此成为奥运历史上传唱最广的一首主题歌。这首歌的作者就是曾经在1993年为北京申奥而创作《好运北京》的意大利着名作曲家乔治·莫洛德尔。

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认为,它是奥运会会歌里最成功的一首,曾考虑将这首歌定为奥运会的永久会歌。

阿米娜(右)向香港派来的技术顾问李丽娟学技术。(新华社)

旧闻新看

《上海百余大学生不服从分配》

经过各方面的细致工作,1983年,上海高等院校186名毕业不服从分配的学生,1984年2月底已全部去工作单位报到。但是至今还有162名前几届高校毕业生不服从国家分配,不愿到郊区和外省、市工作。

这些不服从分配的大学毕业生,大多数得到家长、亲友的支持。这些家长或亲戚,有的到学校吵闹,有的请单位出面,打着“公对公”的旗号干预此事。某大学原副校长的一个儿子,1983年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航天工业部。

但他连北京也不愿去。复旦大学因他家已有3个子女在沪,坚持原分配方案,这位副校长竟让学校出面派干部多次到复旦大学说情。

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名英语专业毕业生,拒绝到市郊工作。她在公安局的亲戚竟带着盖公章的介绍信催促高教局取消其分配资格,以便将她的户口转到街道后给予录用。

高教局同志希望这些毕业生的家长所在单位帮助做通家长的思想工作,支持子女服从国家分配。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4年3月3日第3版

原标题:《上海还有一百多名大学毕业生拒不服从分配》

第二节改革足迹 红其拉甫:新疆第一个批准开放的口岸

牛羊换来12万美元民间边贸首单

1982年,红其拉甫口岸成为新疆第一个批准开放的口岸。口岸位于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该县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是我国唯一一个连接三国国界的县,海拔4000多米。

1983年冬,新疆又先后开通了霍尔果斯和吐尔尕特两个通商过货口岸。当时这些口岸是在国家指定协议下进行出口,任何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出口的产品也是由国家指定的国有企业生产。受这些条件限制,边贸规模小,1986年,新疆边贸总额仅为76万美元。

34年前,袁建民从江苏泰州来到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支边,从一个外来者到后来的常务副县长,再到现在的中国外运集团新疆公司总经理,袁建民见证了口岸的发展进程。

牛羊换黄金新疆首度民间边贸

刚刚来到塔什库尔干县,袁建民在一个偏僻的穷山沟里工作,这里还没有电,每天靠一台发电机发电6个小时,牧民们当时的年收入不足90元。

1986年,袁建民成为塔什库尔干县的常务副县长,在他眼里,塔什库尔干县是一块宝地:足不出户,就可以和多个国家做生意;这里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他常常感叹:为什么不和周边国家做生意?为什么不开发矿产资源?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他。

此时,袁建民听说巴基斯坦客商准备从其他国家购进一批牦牛和羊。他设法邀请到了这批客商来塔什库尔干,好酒好肉招待后,袁建民用标准的塔吉克语列举了从新疆进口的种种好处。

袁建民的热心和真诚打动了巴基斯坦客商,对方同意从中国进口1000多头牦牛、3000多只羊,并支付了订金。“这是当地人记忆中最大的一笔贸易,全县上下欢欣鼓舞。”袁建民说,合同一签,他立刻向各乡发布通知,要求每家每户都把牛羊赶到口岸来,一时间出现了方圆几百里的牧民赶着牛羊日夜奔赴口岸的情景。

“我们通宵清点登记牦牛和羊的数量,顾不上吃饭、睡觉,大家都非常激动。”袁建民说,整整忙碌了7天,交货的日子来了。可是到交货时突然发现,牦牛、羊的体重很多都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重量标准,怎么办?不可能再让牧民赶回去。

酒桌上的友谊,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奇妙作用,1000多头牦牛,3000多只羊顺利出口到巴基斯坦,仅此一项,就为当地带来12万美元的收入,牧民们当年实现脱贫。

这是新疆口岸开放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单民间边境贸易,因为在此之前,新疆边贸属于记账贸易阶段,是国家在垄断经营,即按照国家间达成的协议规定开展贸易。

自由贸易区中巴各出一万平方米

“应该扩大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塔什库尔干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将矿产资源转化成产品出口到周边几个国家。另外,这里畜牧业发达,可以通过畜牧产品从其他国家换需要的产品。”这就是当时袁建民提出自由贸易的最初想法。

很快,他就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形成文字。袁建民至今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时提出自由贸易区的内容:建设一个面向中西南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塔什库尔干县和巴基斯坦为拿出1万平方米的土地作为自由贸易交换场所。自由贸易区内容包括:1、两国人员在此范围内出入的自由;2、货物出入境自由;3、货币流通自由,可以用美元、人民币等自由兑换货物。

在今天的红其拉甫口岸,这份报告作为档案依然保存着。

因自然条件红其拉甫口岸两次搬家

红其拉甫口岸经历了两次搬迁。1982年,红其拉甫口岸宣布开放时是在一个叫“水不浪沟”的地方,民间称其为“水不浪沟海关”。由于受自然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的制约,当年的过货量只有700公斤,主要是“红与白”香烟,“海军头”香烟,另外还有巴旦木、蜜枣等。

之后不久,口岸搬迁至“皮拉力”的地方。由于口岸海拔高,没有水,必须要从数公里外运水到口岸。口岸环境也制约着过货量的增长。1985年,口岸的过货量是7900公斤,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口香糖、头巾。1986年5月1日,该口岸向第三国人员开放。1992年,口岸移至现在这个位置。

正式开放以来,由于气候原因,红其拉甫为季节性口岸,每年5月1日至10月31日对旅客开放,零散旅客过境可延长至11月30日。12月1日至翌年的4月30日,除中巴两国邮政、贸易和特许人员外,对其他旅客关闭。口岸为客、货两用口岸,目前以旅游团组过境为主,是新疆唯一一个24小时通关的口岸,节假日也不闭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