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行成员、着名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在《杨钟健回忆录》（地质出版社1983年，第118~120页）中这样介绍此行的背景：
这一次来新疆的动机是这样的：当1942年春中央与新疆关系稍微改善以后，翁先生曾去新疆一次，商量新疆距乌苏不远的独山子油矿与苏联合作一事。此事渐有可能，乃决定派人前去。这次去的人共有十二位，分两组。一组为业务方面的，由郭可信为团长；一组为地质方面的，由黄汲清为团长。……此地油矿先由新疆省政府与苏联合作。从表面上看，双方很平等，不过由于我方缺乏技术人才，实权尽操之于苏方之手。今中央想搞成名实相符的中苏合作，故派我们前往……到新疆后，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就我们而言，在地质方面总算有了收获。我们回迪化后，又筹备前往南疆工作。省政府派汽车及人员护送，故十分顺利地越过天山……其中在库车与阿克苏二地停留最久，均在山中作了不少工作，比在独山子跑的地方还广，成绩也还不错。在阿克苏山中工作毕后，未再作西行之计，即折而东返，归途中曾到旧游的吐鲁番。计（1942年）冬间由重庆西来，历时六个月，至东返时已将近（1943年）五月。
这是比较准确、全面的概括。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石油是必须优先考虑的战略物资。而中国西北的石油资源是关系到战争胜败的“砝码”。一批有志开发西北、抗日救国的中青年学者，就这样得到了一个和平时期也难得的机会，前往广袤丰饶的新疆，施展自己的抱负，奉献出精力与心血。
黄汲清的《天山之麓》是1942年冬到1943年初夏这半年之间，一群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在天山南北的见闻实录，其中包含着他们的探索、思考，反映出他们的睿智、勤勉。人们都知道，20世纪30年代成名的中国作家常有教授的学识；而科学家也往往具有文学家的气质、修养。读过《天山之麓》，我的收获之一就是对地质学家黄汲清有了深刻的认识。黄先生一次曾将《天山之麓》说成“文学作品”。的确，这本“非虚构”的作品与他的学术专着有明显区别，区别就是在书中吸引今天新一代读者的，不是作者所阐述的学术观点的高深、严谨，而是发现或论证学术观点的那个执着进取的、能够与我们沟通的人！
近年来，我以为媒体有一个“错位”：过于重视结果，而相对忽略过程。比如考古，热点是在某个古墓找到了什么财宝。北京郊区的一座汉墓已经给渲染成了“阿里巴巴”的山洞，人们个个热血奔涌，巴望着“芝麻开门”。一经证实那已经是个一无所有的空墓，马上兴致索然。考古难道就是“挖宝”吗？照我看，这个因果该颠倒过来，关注的主要是过程，而不只是结果。吸引人们的应该是探索精神，是历尽艰辛的曲折寻觅，是献身，是无畏，是发现；至于找到了什么，结果是什么，那是过程的自然延续。一部杰出的戏剧是悲剧还是喜剧，并不能影响到它的品位和成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黄汲清的《天山之麓》必定将引起今天青年读者的兴趣。地质学是一门科学，而尽管真正清楚“陆相生油”“多期多层生油、储油”理论含义的人，比真正理解“相对论”的人要多，但它毕竟是学术金字塔的顶峰。没有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充分普及。但是，人心是相通的，只要愿意“推己及人”，其实每个人都具有地质学家黄汲清具有的喜怒哀乐，都能分享探索者的成功、失败、荣辱、进退。
三
读着《天山之麓》，我总觉得自己正在与黄汲清先生作面对面的交流。
从开篇，作者就以对西部的关注抓住了读者。作者笔下是近代新疆的一个特定时期。在1942~1943年之际，大的国际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最艰苦的阶段，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相持之力使战线逐渐稳固下来。在久经战乱，人心思治的“大后方”新疆，终于在喘息的间隔，开始了近代中国第一次以自己力量进行的地质调查。
可以说，抵达迪化前后，黄汲清主要是在为认识新疆“调整景深”，“对准焦距”。从独山子、乌苏四棵树开始，黄汲清就用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独特视角，记述了新疆给自己留下的不可磨灭印象。实际自本书第一页起，作者注意描写的就是人：他的同事、他们的助手、新疆的接待者、苏联专家、地方官员、中俄混血姑娘、蒙古活佛、维吾尔民工……当然，作者着墨最多，给人印象最深的正是他本人。他本人是这本纪实之作的当之无愧的“主人公”。
尽管初涉天山，但他以地质工作者“透视”地层的敏锐，辨别矿物的细致，为我们介绍了所见所闻。这些见闻也许是司空见惯的，但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考虑问题的立场和角度，却与以往并不雷同。
在路经博斯腾湖时，见到了望不到边的芦苇，他马上联想到这是造纸的天然资源。当时，人们对纸张的些微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博斯腾湖芦苇可以打墙、盖房、喂牛羊，而当地造纸原料仅桑树皮就足以应付。但今天博斯腾湖芦苇除了供地方造纸，我还多次见到远至辽宁营口的造纸企业都在从这里调运芦苇。走出库鲁克塔格的铁门关峡谷，一个失意的旅人也许会联想到唐代诗人岑参——尽管岑参诗中的铁门关与此无涉；一个执着的考古学家也许会寻找关城遗迹；一个探险家也许在力图辨认丝绸古道走向，但黄汲清的联想却是，从这里的地势看，应该是今后建立水电站的理想地址。当然，现在铁门关水电站的确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命脉。我不知道黄汲清是不是第一个想到在铁门关建立电站的人，可他不但想到这里的绝佳形势能够使水能转化为电能，还想到在工业落后的20世纪40年代，尽管有了电站，发出了宝贵的电力，在新疆却没有可用之地——而改革开放的今天呢？作为一个来天山之麓作资源调查的科学家，他考虑问题的立足点显然不是过去，甚至不局限于当时，而是未来。
《天山之麓》一书，作者多次写到新疆的煤层自燃现象。天山以北，天山以南，可以说地下到处都是宝贵的资源，煤更是丰富无比。但亘古以来，造物主将能源煤深藏在地下，人类不能充分利用，而普遍存在的自燃就是特殊的惩罚——这些观察和思考，至今也是富有教益的。
我们说过，《天山之麓》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对人的描写。书中一再写到天山之麓交通的不便，也一再描述了当地维吾尔族群众修筑公路的场景。这些场景写来看似毫不经意，仅记见闻而已。第五章第六节《库车》，他提到路经之处有上千人在修筑公路，他们的工具是最初级的，主要靠砍土镘和抬把子，而且工人是从方圆数十里，甚至一二百里外的分散村落召集的，人们得自带干粮、饮水，上下工全靠步行。作者感叹道：“这里戈壁滩上的修路工作，比内地修路更苦。”而当地的维吾尔群众毫无怨言，乐于为公益事业出力，却使他深受感动。没有报酬，只靠号召，一条新的驿路在荒野日益延长……此后，第六章第九节《游克孜尔千佛洞》，他记述了傍晚从千佛洞返回克孜尔村时，在街道上遇到一个大型的、自发的“麦西热甫”：几只手鼓在屋顶敲响，人群很快围得水泄不通，一些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就在街心起舞。人们告诉黄汲清，这里正在赶修公路，四乡来的人很多，晚上收工以击鼓为令，然而听到手鼓响起来，干了一天，即将各回各家的年轻人就着鼓声便当街起舞，放声高唱……
绿洲处在戈壁荒漠的包围之中。所以，塔里木绿洲居民历来对“联系”“沟通”特别关注，没有他们的维持，丝绸之路便不可能通行千年。劳动总是带有强制性的，但人们却以难得欢聚的心态充实了无偿劳动的日子。我读过不少古今人所写有关维吾尔族的着述，这是其中的优秀篇章之一。在行文中，黄汲清只是如实写了见闻，但维吾尔人的热情乐观，关心公益事业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管是谁、是怎样管理新疆，新疆生活从来不轻松。可生活在他们并非只是负担，而也是享受。这种境界是绿洲居民生存发展的依据。
黄汲清是学风严谨的科学家，祖国大地就是他的研究对象。《天山之麓》中只要一写到新疆的山川，他的笔触就饱含情感，他的心境就充满阳光。第七章第二节《大雪后望天山》，他写出自己在一场风雪之后，在温宿城郊登高远望天山的情景；第八章第五节《驰名四海的吐鲁番盆地》，他描述了在海平面之下的吐鲁番遥望博格达雪峰的感受。在这些地方，他表达了人与冰川近在咫尺的亲近感，实际上他写的是自己与新疆大地的特殊交流和互动。
四
黄汲清一生中在祖国大地作过若干次实地考察，新疆，他就去过三次。除1942~1943年，1955年他在新疆天山南北作过考察、调研，而1984年他出席了在乌鲁木齐召开的“第三次塔里木石油资源座谈会”。但“第一印象”总是最真切、最清晰的。直到晚年，想到新疆，他马上就会回忆起在温宿遥望天山的感受，回忆起克孜尔街头的“麦西热甫”。这些回忆总使他变得年轻，总使他对生活充满信心。
《天山之麓》毕竟是近六十年前的旧作。这六十年间，社会在急剧发展变化着。今天的读者当然应该对这本书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对书中具体内容的理解，也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
1995年，黄汲清以九十一岁高龄去世。他的一生几乎与20世纪重合，作为“世纪同龄人”，他和中国现代地质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他的学术着作在科学殿堂将有显着的位置。而他的纪实作品《天山之麓》则是今天读者认识新疆、认识黄汲清的凭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