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古曲《十面埋伏》以其史诗般的气势再现了我国历史上著名而悲壮的楚汉之争，征服了古今中外无数的听众。然而，这首世界名曲的作者是谁，至今还是个谜。
《十面埋伏》的曲谱最早见于1818年所刊印的华秋苹《琵琶谱》，谱中既无作者姓名，又无产生时代，只在“跋”中称它为“古曲”。而在李芳园编订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1895年刊印）中，《十面埋伏》改名为《淮阴平楚》，并标上了“隋·秦汉子作”。但是，据《旧唐书》记载，秦汉子并非人名，而是唐人对秦汉时期流传的一种弹拨乐器的俗称。李氏分明是托古杜撰，不足为信。
唐代的琵琶已具有相当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了，出现了一批以战争为题材的琵琶曲，如《凉州曲》、《秦王破阵乐》等，在唐诗中则有更具体形象的描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白居易《琵琶行》）“千悲万恨四五弦，弦中甲马声骈阗。”（无名氏《琵琶》）“倒腕斜挑掣流电，春雷直戛腾秋鹘。”
（刘景复《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千革叉鸣镝发胡弓，万片清球击虞庙。”（元稹《五弦弹》）有人据此认为，《十面埋伏》产生于唐朝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而已，何况曲中首段有摹仿火炮的音响，这在唐朝是没有生活依据的，因为火炮在宋末元初的战争中才出现。
据明沈榜《宛署杂记》（1593年出版）称：“李近楼号‘琵琶绝’，……能于弦中作将军下教场、鼓乐、炮、喊之声，一时并作。”《十面埋伏》中也有“列营”（又名“开门放炮”）、“吹打”、“点将”、“呐喊”等段落，所以，这“一时并作”之声，很可能就是《十面埋伏》的雏形。李近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琴、筝、笛无一不通，尤精于琵琶，被时人誉为“京师绝艺”、“琵琶第一”。他的指功惊人，“夜卧，以手爪从被上按谱，被为之穴。其声能以一人兼数人，以一音兼数音。”（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可见他的技艺具备了创作和演奏《十面埋伏》的条件，但要确认其为《十面埋伏》的作者，还需更多的史料论证。
有人根据明末清初文人王猷定（1598～1662年）《四照堂集》中的《汤琵琶传》一文，认为《十面埋伏》的作者是明代琵琶演奏家汤应曾（约1585～约1652年）。汤氏“所弹古曲百十余曲，……而尤得于《楚汉》一曲。当其两军决战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徐而察之，有金声、鼓声、剑弩声、人马辟易声；久之，有怨而难明者为楚歌声，凄而壮者为项王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使闻者始而奋，既而恐，终而涕泣之无从也。其感人如此。”显然，这首《楚汉》即《十面埋伏》的前身。有人将《十面埋伏》首段的旋律与维吾尔族北疆《古典歌曲》第7套第5曲作了比较，发现两者的调式、骨干音、终止式和气质十分相似，因而认为《十面埋伏》吸收了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而汤应曾在成为当时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后，曾被征戍，随军到过嘉峪关、张掖、酒泉等西北战场，以音乐鼓舞士气，振奋军威。这使汤应曾不仅亲历战场，领略战火纷飞，金戈铁马的景象，而且有机会学习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为他以后创作《十面埋伏》提供了生活依据和音乐素材。但是，与汤应曾交往甚密，结为知交，并为他写传的王猷定在《汤琵琶传》中却没有写明汤应曾创作了《十面埋伏》，而将《十面埋伏》列入“古曲”一类。这对持《十面埋伏》的作者是汤氏观点者不能不说是个难以解释的问题。
有人认为，许多琵琶古曲都是土生土长、经过几代民间艺人的辛勤培植才趋于成熟的，作者无从考证，如《将军令》、《月儿高》、《霸王卸甲》、《海青拿天鹅》就是如此，《十面埋伏》也不例外。但是，琵琶古曲与民歌又有所不同，不少文人和宫廷乐师也参与了琵琶曲的创作和演奏，如王维的《郁轮袍》、康昆仑的《羽调录要》等，《十面埋伏》可能也是如此。所以，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十面埋伏》的作者姓名有可能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