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脚下的冰岩和身后的万丈深渊，任凭上方队员踢落的冰渣袭扰，我们谁也不说话，生怕分散了对方的注意力。我们彼此之间并不说话，只需一个简单的“OK”手势……一根绳索在我们之间穿过，把我们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极危险又不易保护的地段，我俩往往提醒对方，打开结组，以防保护失败，宁肯自己滑下去，也不能把队友拖下去。在接近5080米时，横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垂直的大雪檐。此时，冰爪也失去了作用，松软的雪墙没办法攀登，我俩只好用冰镐刨出了一个斜槽，杨春风脱去了冰爪，踩着我的肩膀奋力爬了上去。
5080米的雪檐似乎比我第一次看到时大了许多，风顺着山坡把积雪吹成了一个很大的屋檐，一直延伸到悬崖外。我们所处的位置也离开了山体，站在了悬空的雪檐上。我俩开始用工兵铲拼命挖了起来，1个小时后，5080米的突击营地几乎被翻遍了，别说是高山帐篷了，就连一点遗留的生活垃圾都没看到。此时已是下午4时，我俩意识到，再不走天黑前就回不去了。
在匆忙下撤中，做保护点的杨春风一不小心手中冰锥脱落。帐篷没捡到也不能再损失一个价值300多元的冰锥，我不顾杨春风的劝阻，顺着冰锥滑落的方向向下攀去。漫长的冰壁上，我数着脚步机械地下降，眼看就要拿到冰锥时，我脚下一滑顺着冰壁就坠落下去！在陡峭坚硬的冰壁上一切制动办法都无济于事，没滑几米我就翻滚起来，一直摔到4700米下的V形谷底。因为是裹挟着很厚的雪摔下来的，当时只是摔晕了，所幸没有大碍。这一次，不但帐篷没有找到，我俩还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
暴风雪中的无线电波里，传来一个女出租车司机的声音
2002年7月，我和杨春风带领来自北京、上海和青岛的几名队员又来到了博格达峰。那年的博格达山区气候反常，山上的积雪非常厚，通往5080米的线路成了名副其实的大雪壁，一脚踏下去雪就没到了大腿根儿，攀登不但极其吃力，而且随时都有遭遇雪崩的危险。
7月25日一大早，我、杨春风和上海队员叶春、北京队员芦柴棒向5080米攀登。快到达冰岩混合地带时，我们突然发现，来自北边天空的乌云潮水般地向博格达峰袭来，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叶春当即选择了下撤。博格达的天说变就变，低沉的乌云刹那间包围了博格达峰，云雾笼罩中，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白茫茫的世界。我和杨春风将芦柴棒夹在中间，沿着我们前一天铺好的线路绳继续向上攀登，到达5080米营地时天色已暗了下来。
在风和日丽时，5080米营地总是景色宜人，博格达群峰尽收眼底；一旦乌云袭来，5080米营地顷刻间就变成了魔鬼的地狱。我们三人到达5080营地时，风刮得人几乎都站不住。我们拼命地在雪上挖了一个大坑，等扎好帐篷天完全黑了。
一夜的暴风雪直到第二天也没停。早晨10点我们按时打开了对讲机，传来了大本营的呼叫，告诉我们坏天气还要持续一两天，让我们择机下撤。我们清点了食品和燃料，也只能维持一天多。风越刮越大，帐篷的迎风面几乎被雪埋没，我们谁也不敢走出帐篷，生怕被狂风吹下悬崖。在这种天气情况下，我们也没有下撤的可能，整整一天一夜，我们三人的吃喝拉撒都在不足三平米的帐篷里完成。
暴风雪没有一点减弱的迹象，我们谁也不说话，郁闷地在帐篷里煎熬着，期待着第二天好天气的到来。无聊中，杨春风拿起对讲机拨弄起来，无意中搜索到了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孩的声音。电波中的女声一下就打破了沉闷压抑的气氛，我们也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似的，不停地和电波中的女孩聊了起来，甚至忘记了和大本营的定时联络。
原来这个女孩是乌鲁木齐一名出租车司机，她听到杨春风的呼叫既惊讶又兴奋，把我们在博格达峰登山的消息告诉了所有同一频率上的出租车司机。热情的师傅们成了传话筒，我们被困“魔鬼5080”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乌鲁木齐。
第三天，风停了，湛蓝的天空飘浮着朵朵白云，我们吃完了最后一点东西，踏着没膝的积雪向顶峰冲去。此时，对讲机里还不断地传来那个女孩的声音，她的声音伴随着我们一直到达博格达顶峰。
那次登山是新疆西域旅游公司赞助的，在登上顶峰的那一刻，我用对讲机再次呼叫那个女孩，让她把我们成功登顶的消息告诉新疆西域旅游公司的老总陈豹。阴差阳错，也许是“陈豹”和“晨报”本身就是同音的缘故，她竟然把消息告诉了新疆的一大媒体——晨报。我们成功登顶的消息很快就见报了。
当我们返回大本营后，我们随意与人聊天的行为遭到了大本营全体人员的指责。不仅仅因为我们占用对讲机聊天使大本营无法与我们正常联络，还有一个原因，随队独家报道的新疆都市报记者在大本营又是采访又是帮厨，辛苦了十几天，到头来登顶的消息还被别的报纸抢先了，大本营的指挥人员对她难以交代。
在“魔鬼5080”用绳子绑着睡觉
2005年对于我和杨春风来说是博格达峰登山最辉煌的一年。包括我俩在内共有13名队员于8月16日登上了博格达峰之巅，成为博格达峰登山史上登顶人数最多的一次。队伍中有7名队员来自香港，也开创了香港人首登博格达峰的记录。身处荣耀之时，我们却谁也忘不了在“魔鬼5080”的那一夜。
8月10日，当我们13名队员背着3顶高山帐篷同时到达了5080米营地时，眼前的情景使我和春风目瞪口呆。“魔鬼5080”似乎给我们变了一个魔术，往年的大雪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倾斜20多度的大冰舌，人站上去都有滑下去的危险。也许是持续的好天气将雪檐融化，或持续的大风把积雪吹走了，雪檐下的古老冰川露了出来。我们也别无选择，和队员们一起抡起冰镐拼命地挖冰。2个小时后，才挖出了一个平台，勉勉强强支起了两顶帐篷。为了让香港队员休息好，我安排他们6个人住一顶帐篷。
我们另外7个人挤在一顶4人帐里，狭小的空间别说躺下了，就是坐起来腿也难以伸直。夜里刮起了大风，由于挖出的平台还是有坡度，身体的热量渐渐融化了屁股下的冰川，帐篷开始出现下滑的迹象。
在这危险时刻，杨春风冒着被风刮下去的危险，也顾不上穿冰爪就出了帐篷，在狂风中打下2个冰锥，绑上了2根保护绳。回到帐篷时他全身在发抖，手脚都冻僵了。我和杨春风穿上了安全带，并用铁锁连在一起，固定在保护绳上，承受着帐篷下滑的重力。
夜里，风更大了，似乎把帐篷都要吹下山去，我俩都非常紧张，也感觉到腰上的绳子在吃劲。就这样，一直到天亮也没敢合眼。这一夜为我们成功登顶打下了关键性的基础。
杨春风和我一样都曾与死神擦身而过。1999年我在登顶慕士塔格峰下撤途中坠入冰缝，在海拔6000多米的雪山上熬过了一夜。同样，2002年杨春风也在慕士塔格峰登顶下撤途中遭遇暴风雪，迷失了方向，在7000米的山上站了一夜。那一夜他想到了死亡，也想到了我。我大难不死的经历激励着他，他最终也挺了下来，熬到了天亮。
杨春风虽身材瘦小，体重也不足60公斤，在旁人眼里谁也不敢相信他是国内顶尖的登山者。在我俩十几年的交往中，一次次磨难，一次次历险，使我俩走得更近了。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个天才的攀登者，也是我生命中最亲密的伙伴，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友谊是那种可以把生命托付给对方的登山者固有的信任和友谊。登山使我们走到了一起，“魔鬼5080”让我们经历了炼狱，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停止攀登的脚步，因为登山已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