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我背上所有装备进驻C1营地，同时上来的还有王新昊和胡杨。糟糕的是，王新昊从背包中掏东西时，一不小心睡袋从手中滑落，睡袋像个皮球似的滚下山去，转眼间就消失在暮色之中。在那么高的海拔没有睡袋根本就无法睡觉，因为这样一个小的疏忽使王新昊不得不撤回大本营。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睡袋竟然从海拔5300米的C1营地直接滚到了4300米的大本营。第二天王新昊在大本营附近找到了他的睡袋。而胡杨更糟糕，由于高山缺氧，原本没有痊愈的病情又加重了，第二天不得不下撤，放弃了这次攀登。
在我下山养病时，我的高山靴被杨立志穿走了，7月17日，我只能穿着徒步鞋往6100米的C2营地攀登。午后，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炙热的太阳似乎就在头顶上，烤得人火辣辣的。此时，积雪表面的一层冰壳开始融化，一脚踏下去积雪就没过了膝盖。一步一陷，不知不觉中一支外国登山队超过了我。只见他们一个个背着硕大的登山包，脚蹬滑雪板，排着一字型的队伍往上攀登。一些队员甚至是赤膊上阵，只穿件小背心，似乎是在过夏天。
从C1到C2营地是慕士塔格攀登线路中最为复杂的地段，有许多暗藏杀机的裂缝，坡度也比较陡峭。我穿着徒步鞋，也没冰爪，只能小心翼翼地踏着时隐时现的脚印向上攀登，一路上我绕过了许多被风吹开的明裂缝。当我登上一个陡坡，老远就看到了C2营地的帐篷。
第一个出来迎接的陈骏池见到我后大为吃惊，他还以为我被送到喀什抢救去了。他和杨立志、马一桦、王磊、姚伟伦、王海角前一天到达了这里，杨立志、马一桦、王磊一早就出去建6900米的C3营地。
这一天上升了1000米，6100米对我来说是个新的高度，我很担心自己的身体是否能适应这个高度。考虑再三，我果断决定下撤到5800米处的临时营地。那个营地只有一顶小帐篷，设在C1到C2线路之间的冰瀑地带，是队友杨立志和马一桦建营时的临时宿营之地。
傍晚我回到了临时营地，此时，风停了，整个慕士塔格沉寂在暮色之中。我透过营帐的缝隙向喀拉库里湖方向眺望，血红的晚霞映遍了天边，只见一缕霞光透过云雾射向湖面，泛起一片余晖。这是一个静谧之夜，我躺在睡袋里，深深地呼吸，没有听到肺部的杂音。我感到非常欣慰，高山病也有免疫期的假想在今夜又得到了验证。
在高海拔雪山上修的“专业级”厕所第二天就不见了
临时营地那一夜是我在慕士塔格睡得最踏实的一夜，清晨起来感到精神好多了。我离开营地用了3个多小时就到达了二号营地，与前几天上来的张教授、陈君武、唐高举汇合。
在平坦开阔的二号营地上，花花绿绿的帐篷成了一道风景线。尽管已经到了海拔6100米，却一点也不感到寒冷，营地的各国队员三三两两地站在营帐前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
来这里登山的外国队员很多，让我感到佩服的是他们除了体力超强外，环保意识也很强。我们这伙人都是初次攀登高海拔的山峰，都不知道在山上吃什么好，馕、花生米、巧克力、麻辣牛肉干等带了一大堆，可上了高海拔根本吃不进去。放在帐篷外面的袋装花生米被一种强悍的黄嘴乌鸦啄开散落了一地，为此遭到了外国队员的批评。
在二号营地，我们还见到一个外国队员用了好几个小时在雪原上挖了一个方圆3米、深2米，沿着螺旋台阶下到底部的大坑——这是一个“专业级”厕所，令前来围观的登山者大为吃惊。在这个海拔高度挖出这么大的坑，耗费的体力不言而喻。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第二天一早，我拉开帐篷就发现那个老外露着屁股在寒风中蹲着解手。原来他建造的厕所已经被一夜的风雪填平了。
后来我想，他挖这个厕所难道真的纯粹是为了环保吗？但又为什么要挖得这么“精益求精”？也许他最初只是为了挖个能方便的坑，但是挖着挖着，这个高海拔的劳动调动了他浓厚的激情，便把这个厕所当成了一个艺术品来创作。他因创造这个作品的过程而陶醉，甚至当这个专业厕所挖出来之后，他都忘记了第一时间去使用它。当时他最重要的事情，一定是欣赏这个作品。
登山在大众眼里是一项高风险、强体力的运动，登山者在人们的眼里似乎也只是个会付出体力的“野蛮人”，也许只有我们这些一起登山的人，才能看到彼此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四个人背靠背地坐在狭小的两人帐里
从C2到C3营地山势比较平缓，当我和陈君武爬上一个大缓坡后碰见了下撤的王磊。我问他为什么下撤，他回答得很干脆：不为什么，就是不想登了。原来，天不亮他就和杨立志出发了，他们拼命地跟着一支外国队，但走了几个小时后，距离越拉越大，风起云涌中，前面的脚印也看不到了，最后他理智地选择了下撤。
王磊是我们队伍中最小的队员，一年前他还在校读研时我就认识了他。他身体瘦小，行走起来轻松自如，适合高海拔攀登。但他也有马大哈的时候。在往C1营地运送物资的时候，他一时疏忽，把登山靴内靴的鞋带子系在了背包上，等他一路攀登到了C1营地才发现外靴不见了。幸好外靴被后面的外国登山队员捡到了。这一小小插曲也成了我们登山队茶余饭后的开心话题。
快到达C3营地时，我们又碰到了登顶下撤的杨立志，看他那踉跄的步伐就知道他体力消耗已到达了极限。我也顾不上说别的，紧忙换回了我的登山鞋。杨立志在去年攀登博格达峰时在突击顶峰途中胃出血被迫下撤。一年来为了圆慕士塔格的梦，他每天奔跑30公里上下班。这次他没有踏雪板，踏着过膝的积雪修路建营，荣幸地成为全队第一个登顶的队员。
由于积雪太深，修路队员也没穿踏雪板，体力消耗极大，实在没有体力再往上攀登，只得把C3营地建在6800米的高度，这比外国队的营地低了100米左右，这也意味着登顶的距离加大了。C3营地地势比C2营地还要平缓，缓缓的漫坡一眼望不到顶。在这个营地里只有王磊带来的一顶双人高山帐，我们到达时，陈骏池、姚伟仑和王海角已在这里待了一天了。
由于长时间的缺氧，人身体内的红血球剧增，血液也变得黏稠，能到达末梢的血液流动也相应变慢，再加上大脑反应迟钝，当人感到手脚受冻时往往就已经冻伤了。今天是好天气，风也不大，陈君武出发时戴了一双很贵的防水抓绒手套，一路上也没有感觉到冷，可到了三号营地才发现手指头有点发黑。见此情景，见多识广的陈骏池让他立即下撤，并告诫他要吃阿司匹林稀释血液，不然十个手指头都保不住了。
晚上我们四个人背靠背地坐在狭小的两人帐里，根本没办法伸展身体，甚至连烧水的地方都没有。王海角的情况很不好，行动显得有点迟缓，刚烧好的一锅水就被他一脚碰翻了。这是突击顶峰的前夜，我在想只要这一夜能熬过去就有登顶的希望，我强迫自己吃点东西，可营地上除了馕和巧克力外什么都没有。
凌晨3点陈骏池烧了一锅水并往锅里扔了几大块巧克力，说是喝了可以增加能量。可一揭开锅盖我就差点吐了出来，在近7000米的高度我一点食欲都没有，甚至喝水都恶心。
我站在慕士塔格峰顶脑中一片空白
凌晨4点，雪山上一片漆黑，气温也降到了-25℃，强劲的高山风夹着雪粒不停地刮着，我们冲顶的时刻到了。我和陈骏池、姚伟仑刚出帐篷没多久，头灯就变得越来越暗，风刮得人看不清道路，我们只得返回营地。一直等到天蒙蒙亮，我们再次出发了。
我虽然平安熬过了一夜，但连续十几天的煎熬，使我的身体变得很虚弱，出发一段时间后我和他俩就拉开了距离，怎么赶也赶不上，渐渐地他俩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风不停地刮着，吹起的雪像流水似的在脚下流淌着，时隐时现的脚印，一会儿就被风雪抹去，不留丝毫痕迹。我瞪大了眼睛辨别着方向，呈现在眼前的除了白色还是白色，久而久之视力也开始模糊，步伐也慢了下来。
我不知走了有多久，脚下开始变硬了，一阵风过后茫茫雪原上露出了深蓝色的亮冰。我侧卧在冰上，喝完了最后一口水后继续前行，平缓漫长的雪原似乎永远走不到头。我开始感到恍惚，只是下意识地向上行走。又不知过了多久，似乎天边出现了一片黑色，而且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听到了有人在呼喊我。
我终于登顶了。那片黑色就是慕士塔格顶峰裸露的岩石。我站在顶峰，没有以前在博格达峰登顶时的激动，脑子似乎一片空白。为了等我，陈骏池和姚伟仑已在顶峰待了半个多小时了，见我上来他们急忙卸下我的背包，掏出我带上来的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和协会的旗帜，匆匆给我拍摄了两张照片就下撤了。等我收拾好背包，他们早已不见了踪影。
人们可能会以为登山者登顶之后会是多么豪迈和激昂，但当时的我在竭尽全力之后却几乎丧失了思维。也许这正应了人们常说的，过程往往是最重要的，在登山的过程中一旦拼尽全部付出了所有努力，到登顶那一刻除了下意识的举动之外，竟然没有力气思考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