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文胜给家里打电话，告诉妻子他已经来到杭州。并说他今晚坐火车去上海采访一个人，明天上午就能回苏州回家写稿。妻子问他在上海采访期间，去不去同济大学看儿子，去的话她也从苏州出来，一家人在上海吃顿饭。权文胜说不行，没时间逛上海，北京人在催稿子了。
出杭州火车站才上午八点半，权文胜打算一采访完郭芸就去上海，所以不用去旅馆开房间。他打的到西湖边，走进街头一家上岛咖啡馆，坐二楼一个靠窗户的座位，要了一份炒面吃早餐。吃完炒面又要了一杯咖啡，一面喝咖啡，一面翻阅有关张桐及张桐小说的采访笔记。
权文胜喜欢在咖啡馆里看稿子或写稿子，是受了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的影响。海明威的早期小说，多数是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写出来的。权文胜喜欢海明威小说，昨天下午有个来自北大的年轻人在张桐小说研讨会上发言，认为张桐小说受毛姆、海明威、博尔赫斯的影响，这跟权文胜看法一致。
蔡琛精明能干，这个年轻书商叫他吃了晚饭再走，他说来不及了。蔡琛的那两个女助手也很能干，场面那么大，事情那么多，仍没忘记把会议录音、录像刻了盘给他带上。
跟郭芸见面的那家茶馆就在前面，走过去几步路。权文胜知道他对郭芸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因为他认为，郭芸拿了那么多张桐小说版税，按遗产分割，应该给张桐父母一份，而不是一个人独吞。当然他也知道，这种偏见、情绪以及相关的道德评判，将有害于他的采访的客观性。于是他合上采访笔记，从皮包里取出一本书名叫《说园》的书，了解园林构筑艺术，不想郭芸的事。结果没看几页，就打起瞌睡来，后来就睡着了。
两个小时后，蔡琛打来电话，把他从瞌睡中吵醒。这时候，陆续来上岛吃午饭的白领男女多起来。今天是星期五，蔡琛问他能否下周一就交稿，因为新书出版发生意外情况，稿子必须下周登出来。他对蔡琛说，假如眼下在上海的左梦菡是最后一位被采访者，就可以提前交稿。也就是说，这个周末的两天时间，他至少要写出一万两千字的稿子来。
“还有件事。”蔡琛讲。
“什么事你说。”权文胜讲。
“老权你在采访郭芸的时候，顺便了解一下她现在的婚姻状况。”
“好的。”
对此蔡琛没作解释，权文胜也没要求他解释。
挂断电话后权文胜想，郭芸现在结没结婚，有没有男人，跟你蔡琛做张桐小说无关。而且既然你跟郭芸已经合作了两年，应该比我更熟悉郭芸，这种个人隐私问题，应该你自己问。贸贸然问一位今天刚见面的陌生女士改没改嫁，对老到的或脸皮厚的采访者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可权文胜不想给蔡琛当暗探，因为这跟写稿不搭边。
下午两点郭芸准时走进雅绿茶楼二楼。权文胜坐在窗边等她，看到她从一部黑车子里出来，车牌尾号是249。郭芸个子不高，长相一般，但其衣着及气质十分特别，一看就是上海女人。茶楼引导小姐比她高得多，也漂亮得多，但远不及她神态自然，没她如此饶有风致。看来王安林是懂女人，知道郭芸这样的才最有女人味。
权文胜站起来请她落座。郭芸称他权先生。原以为郭芸见了面会埋怨他多事，没想到她是如此安详而随和。她说我们两个人合泡一壶杭白菊好吗。显然她有仿佛与生俱来的亲和力，怪不得詹志平父母至今都喜欢她，怀念她，惦记她。
你不能老想着她独吞张桐小说版税，权文胜暗暗告诫自己。
郭芸跟他讲，你想问啥就问啥。然后说她父亲是东北人，母亲是上海人，她小时候一直在上海是外婆带大的，读中学才去了北京，后来读了护士学校，进了协和医院，两年前又回到上海，跟退休后在上海定居的母亲住在一起。
看着郭芸反客为主给自己斟茶，看着她平静而坦然的白皙面孔，权文胜不忍心一开始就提到王安林。但他心里明白，只有先讲王安林，才会得到最佳采访效果。于是他对郭芸说：“我打扰你的平静生活，坚持当面采访你，是因为我在北京宋庄先采访了画家王安林先生。”
“他现在好吗？”郭芸波澜不惊。
“他画的画现在卖不出去。”权文胜说，“眼下跟一个姓蓝的年轻人合住他租了七八年的那个农民房子，其租金是那个年轻人出。”
“老实说，”郭芸开始显露锋芒，“我不喜欢他的画。他认为他画的那些红色块和黑色块可以冲击国际画坛，他死后会成为中国先锋画派的经典之作载入世界画史，可别人只认为那是瞎胡闹。虽然我不是作家圈子里的人，也不是画家圈子里的人，我以前的职业是护士，跟艺术不沾边，拿文人的话来说，那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我相信我对小说及绘画有正确的感受和理解，知道什么是好，什么不好。如今张桐的小说已风靡全国，还被外国人译成英文法文卖到英国法国去，而王安林的油画则越来越没名气，才热闹了几天就没戏了。”
“他说他迷恋你的思想和……”权文胜正考虑用一个合适的字眼。
“身体。”郭芸直接说出来。
“他对我说，假如读者不知道张桐死了，张桐不会这么红。”
“他对我也说过这句话。”郭芸表示理解。
“张桐先生出事的那个晚上，他说他和他女朋友跟你们在一起？”
“没错。我们一起喝啤酒，一起看月亮，一起感觉夜色中的险峻山峰。”
“王安林讲，你是先到西安，看你的一个陕北亲戚，然后从西安去华阴车站跟他们碰头的。”
“是的，权先生你了解得很仔细。”郭芸再次给权文胜斟茶。“当时我在西安给张桐打电话，问他去不去华山。他对爬山本无兴趣，因为接电话的时候，他在王安林那儿喝酒，结果是王安林怂恿他去，他才答应了我。”
“那天晚上，张桐先生走出那个叫妙华寺的小寺庙，到底是出去解手，还是看月亮？”
“可能既要出去解手，又要看月亮，又要听一听松涛声音。”
“张桐的读者多数认为，张桐先生是自己跳下去的，而不是不小心掉下去的。作为他的妻子，你是怎么想的？”
“这件事很难判断清楚。”郭芸说，“当时他喝了不少酒，步态不稳，我们没想到他会走那么远，居然走到白天去过的那个长空栈道，竟不慎坠崖身亡。经过十余年的长期写作，他已经精疲力竭，出现走下坡路的迹象。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作家，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努力扭转颓势，但始终不见效果，所以心情不好，常有自杀念头。当时我建议他去华山，是要他出去散散心，放松放松精神。我对他说，人家一辈子写出一本你那样的书，就心满意足了，你不该不知足。可能作家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作家不但渴望更多地了解社会了解人生，而且渴望对死亡的体验，所以不少著名作家自杀死了，不少不著名的也自杀死了，张桐只是他们中生前不出名死后才出名的一个。”
“有人拿他跟海子相提并论。”
“没错。”郭芸点了点头。“可对作家本人而言，这有什么意义呢？你写了那么多好书，一本比一本好，可出版社拒绝出你的书，杂志社给你寄打印机打出来的退稿信，而且常常连这种退稿信也不寄。你花了一年、两年、三年时间，写成一本书，可结果在别人眼里啥也不是，纯粹一堆文字垃圾。等作家自杀死了，或者像王小波一样得病死了，他们的书才出得来，读者才读得到，评论家才开始评论。对作家本人而言，这是心酸而残酷的事。”
“无论是文学评论家还是普通读者，都意识到他们对张桐的生平知之甚少。作为零距离目击者，你十分了解张桐生前的写作生活，可你此前对外界不肯透露半点，你是怎么考虑的？”权文胜问。
“我希望读者更多关注他的小说，而不是他这个人。假如跟炒作歌手一样，挖掘或制造有关张桐的花边新闻，我会认为这是污辱了他。张桐生前把他的小说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说他死了，他的小说才会红起来，甚至打算马上卧轨自裁，写诗的海子就是这么干的。果然海子死了，海子的诗才广为流传。当今我们的文学评论家只关心作者的轶闻趣事，不关心作者的作品内容，他们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们拿怪里怪气的字眼写评论文章，他们不是要读者关注某位作家及其作品，而是要读者注意到他们本人的文字功夫如何了得。其实，他们所写的那些评论文章，只不过是小孩子搭积木一样简单的文字游戏。”
“张桐小说你是一本一本给蔡琛，而不是一次性全拿出来。蔡琛对我讲，这是你的出版策略，对不对？”
“不能让读者一下子接受那么多，吃饭要一碗一碗吃。”
“这样书也会卖得更好。”
“没错。”
“能告诉读者一个隐私问题吗，张桐小说版税已达到几位数？”
“对不起，很抱歉。”
“我在北京采访过张桐先生的父母和妹妹，他们至今不知道他们的詹志平，就是死后红得发紫的张桐。”
“我想他们跟我一样，都不愿让媒体破坏我们的平静生活。”
“那现在你为啥对蔡琛，或者说对我，做出这种让步？”
“因为现在的情况跟两年前不一样了，那时候媒体和读者肯定更关心张桐的死亡，而不是张桐的小说，现在张桐小说已经出了五本，第六本马上出来，读者对他的理解，再也不会本末倒置。再说给读者介绍张桐的个人情况，是他的遗属及出版人应尽的责任。”
“也就是说，你现在会考虑如何把张桐的事，告诉张桐父母？”权文胜问。
“没错。”郭芸点点头。“同时给他们一笔钱，因为张桐小说的版税，他们有权利得一份。”
“另外……”权文胜显得有点犹豫。
“什么？”郭芸问。
“你知道张桐生前，是否有一位跟他关系密切的女性？”
“权先生，没想到你这样有素质的记者，也要挖掘这种花边新闻。哦不对，应该叫你自由撰稿人，是不是？”
“对不起。”
“张桐有张桐的生活。他是写小说的，他要认识不同的男人和女人。你讲他生前跟某位女性关系密切，是指两个人单独喝茶，”郭芸举了举自己的茶杯，“还是一起上床？”一面合掌贴右脸颊，一面微笑着明亮的眼睛。
权文胜哑然无语，明白已经得罪郭芸。幸好她不是那种容易生气的女人，照样跟权文胜握手告别，甚至把她现在的丈夫郝国华介绍给他。那是一个长相不错而且衣着讲究的中年男人，开一部黑色桑塔纳，站在车子前给郭芸开车门，同时对权文胜礼貌点头。郭芸挽着丈夫的胳膊对权文胜说，我们每年来西湖两三次，大热天也来，大冷天也来。接着又说，我们明天去塞班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