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好明天走吗？”我躺在床上问他。
“下午也有去宕昌的车。”
我用力撑起身子，然后给断腿套裤管，他把拐杖递给我。午后的阳光从窗帘边照进来，打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很特别，一只单眼皮一只双眼皮，我叫他雌雄眼。虽然他穿的还是以前的那身牛仔裤和Ｔ恤衫，胡须也刮得光光的，可脸上多了许多皱纹，头发也白了许多，不像才四十岁出头的人。他要的东西上午就送来了，那是做枪弹用的铅块和火药。他给送货的付钱时，我还没醒呢。
说实话，我多少有些羡慕他。我的腿没断的话，可能也会像他这样成天打猎不干别的。显然他已经不习惯城市生活了，每次来我这儿只待在房间里不出来，也不看电视。我想他在宕昌林区能搞到弹药的话，不会来找我。
“是不是有女人了？”我打趣道。
他背着沉甸甸的黑包笑而不答。我明白留不住他，便拄起拐杖送他走出巷口。他不要计程车，独自朝车站方向大步走去，不一会就消失在周末来闹市区逛街的人流中。于是我只好一个人去街角那家饭馆喝酒，喝到天黑才回家。
据他母亲讲，我是唯一知道他的下落的人，可我无法断定他是否还在宕昌。这十多年来，他单枪匹马走遍了西北五省。凡是有草原和森林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脚印。然而跟许多自称是旅行家或探险家的人相比，他很少跟别人讲自己的事。
“他天生喜欢打猎。”我对他母亲说，“要是香港有打猎的地方，他会待在您的身边哪也不去。”
“这么多年他没给我打过电话，也不写信，我每次回来都找不到他。”
衣着华丽的香港太太又开始流眼泪了。来我这儿看台球的胖子还躺在墙边的沙发上睡觉，他本该这时候拎着皮包去上班。昨晚有个陌生人在我这里赢了钱，请我们喝酒，结果胖子喝醉了，半个脸泡在自己吐出来的脏物上鼾声如雷。屋子里气味很重，墙上没窗户没法散出去。老太太刚进来时拿手绢捂住嘴，生怕吐出她在德克斯萨大酒店吃下的美味早点。桌上仍杯盘狼藉，酒盅里塞满了烟头和烟灰。我给她沏了杯茶末子，大概杯子太脏，始终没碰它一下。
我抱歉无法更多地说说张平的事，实际上我对这位香港太太的突然来访，多少有些戒心。在我的记忆中，张平早就没了父母，只记得他有个姐姐，但从没见过她。而我之所以有这个印象，是因为早年曾有个自称是他姐夫的外地人来找过他一回。他们见面后说的是家乡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我看得出张平对他的姐夫非常敬重。当然我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位伤心流泪的陌生太太不是他的母亲。她拿出她家的一张合影照片给我看，我认得出照片上的高个男孩是张平。他旁边站着一个漂亮姑娘，我猜那是他的姐姐。老太太端坐在中间，当时她还年轻。她说她男人死得早，自己又没工作，每天给街坊洗衣服挣来几毛钱养活一家人，吃尽了做寡妇的苦头。于是我安慰她道，张平准是弄丢了家里的地址才与您失去联系的。我请她留下她的香港电话，我说一旦张平来找我，一定叫他给您通电话。老太太很失望，因为在她看来，我开的这间台球房无疑是藏污纳垢之处，而她的儿子与我这样的人来往是交错了朋友。她不知道我以此谋生，正是她儿子张平的主意。她告辞的时候，胖子翻过身来，脸上沾满了白花花的脏物臭不可闻。
这是两三年前的事情。张平母亲走后，我用瑞士军刀将她的香港电话刻在石灰剥落的土墙上，原先那儿挂了一杆枪。我一直等张平来，可他一直没来，我猜他另有补充弹药的地方了。他老是背着我们一起跑测量时用过的那个黑工具包独往独来；磨破的地方也用黑牛皮仔细补好。那只包很大，放得下十来只野兔。不过我知道他不单打兔子，因为我闻得出包里有其它猎物的气味。一个常年靠打猎维持生计的人，有时不免把枪口对准一些禁猎动物弄些钱来；再说老打兔子之类的小家伙，也没啥刺激对不对。张平有鹿茸熊掌的话，我倒是可以帮他出手的，只是他从没跟我说起这种事情，我也没问过他。
我这里通常白天没人，因为那是我睡觉的时候。天一黑，邻居家的狗就开始叫个不停，因为它们在黑灯瞎火的小巷中见着了陌生人，而那些陌生人大都是过来找我的。
来我这里的人，衣兜里都多少揣些钱。他们一面抽烟一面看台球，呛人的烟雾使本来就昏暗不明的土屋显得更暗了，可这并不妨碍球手的沉着击球。其实这里不仅光线有问题，更要命的是，台面上的绿呢布已经破损，击球时不得不考虑那些被球杆捣破的洞对主球有何影响。几乎每个新来的球手对此都不免抱怨一番，尤其找粉盒而被告之根本没这样东西时，还要骂娘呢。通常看球的不敢把赌注下在这种人身上。
我不看他们打球，自己也不打，只坐在空荡荡的外间喝茶。外间的灯也挂得很高，往往看不清来人的脸。有些人进屋时朝我叫一声金老板，可他们并非个个都知道我不姓金。给我起“金鸡独立”这个绰号的家伙十年前就死了，他因走私手枪而死于同伙间的一场火并，如今只有我这个断了一条腿的残废人还记得他。
这天晚上胖子又输了钱，趴在桌上睡着了。他一面打呼噜一面流口水，湿了半个衣袖。这家伙出来时忘了带门钥匙，怕老婆不给他开门，只好待在我这里等天亮。另一个家伙要我听他讲完克林顿的事，便一支接一支地给我递烟抽。讲到眉飞色舞的时候，一个穿西服的外地人挑门帘进来，这人朝我看了半天，才朝我走过来跟我说话。
“我们一起喝过酒。”
“没错。”我说，“我们的下酒菜是野鸡肉。”
“你的腿是怎么回事？”
“给枪打坏了。”
“是不是野鸡开的枪？”
这人作了个扣枪机的手势，然后哈哈大笑，我也笑起来。
十多年前，我在陇南跑测量的时候，崔国平常陪我上山打猎；而且不论打没打到猎物，都设酒杀鸡作食，尽情款待我一番。记得当年他有一官半职；虽说还是个不大懂事的毛孩子，可管的是乡里的计划生育，因此在当地人，尤其是当地妇女的心目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酒兴大发时夸口道，你看上这儿的哪个女人就跟我讲，不管她是哪个沟里的，都包你弄到手。他说现在他在武都开了个公司做玻璃买卖；一面说，一面将皮夹里的钱币和纸片全倒出来，摊了一桌子。他要找张名片给我，结果没找着。那个跟我讲克林顿的家伙看见桌上的那堆纸币眼睛发直，这几天他身无分文，连抽烟的钱都是问别人借的。
跟小崔一起过来的两个人我都面熟，但叫不出名字来。他们拿了崔的钱，到巷口敲开饭馆的门，买来好酒好肉，于是我们在外屋喝酒划拳，顿时热闹起来。胖子酒量不大，没喝几口就醉了。
“****的……****的……不跟你走……”他的舌头开始打卷儿，说话像狗熊似的咕噜不清。“我们天一亮……就走……我老婆来……找我……就说……我……跟朋友……到……到……山里去了……狗……狗……****的……不走……”
他抓住小崔的胳膊，差点把刚吃到肚子里的卤牛肉全吐在崔的杉杉西服上。胖子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说他在一家外资企业做程序员，整天对着电脑打英文字没意思。他运气不好，难得赢一回。每天晚上输掉他老婆允许他留下的不多的那几个私房钱，就站在一边看别人下注，到半夜才回家。他说我这儿是他唯一喜欢来玩的地方。不喝酒的时候他文质彬彬，一看就知道是读书人。崔国平问他去不去武都玩原始森林他激动起来，嘴里时不时吐出几个脏字，表示自己不是那种循规蹈距的人。
不时有人从里屋出来，喝了两盅酒再进去。那个讲克林顿的家伙又开始讲克林顿了；一面讲，一面往嘴里塞牛肉。他的脸又长又窄，但嘴巴很大，仿佛一头牛都吞得进去。小崔问他在什么地方发财。他说他是电台记者，是专门写新闻的，装模作样掏口袋取名片，结果拿出一沓别人的名片给我们看，一个外交部的什么司的副司长的放在最上面。其实这家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监狱里出来后没干过一样正经事情。
“你的枪呢？”小崔问我。“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一杆枪。”
“给朋友了。”我说。
“如果还在你手里，我出一万块钱买它，毛主席保证。”
“它不止这个价。”
“那就五万，要么十万。”
墙上挂枪的地方还依稀看得出那杆枪的影子。当年我断了腿，一个人躺床上。虽然血止住了，可是一条腿被一个自称是上海人的牧区医生给锯断了。他说如果我想留住这条残腿的话，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会得坏疽病死掉一命呜呼。那是在甘南的一个巴掌大的藏民小镇上。医生是唯一定居在那里的汉族人。我们一面喝酒，一面拿筷子在我腿上反复比划，看从哪儿截断像样些。外面是昏天黑地的黄风，看不清河对面的山。张平要送我去县医院，他说他会开拖拉机。医生的助手已经准备就绪，他们老干这种事情，早驾轻就熟，因此没几分钟就卸下了我的腿，把我扔到床上又去喝酒了。张平送我回家，那时我老婆已经跟我离婚了。她摇着大肚子来看我，肚子里是另一个男人的种。她说如果我少喝点酒，就不会出事情。她走后我跟张平说，我们这些跑野外的，就不该讨老婆。她现在的男人是工程师，每天晚上都待在家里陪她看电视。
我不知道张平至今独身未婚是不是受了我的影响。不过我相信我送给他一杆枪，他才热衷于打猎，丢了职业还乐此不疲。那杆枪是我大哥的。我大哥到甘南打豹子的时候我才读小学。他很晚才结婚。结婚前把枪送给我。其原因是，兄弟七人中我是唯一没结婚的一个。他告诫我，结了婚就别再玩枪了，否则就别结婚。那是一杆德国双筒猎枪，制造年份是一九二三年。我不清楚我大哥是怎么弄到它的。另外他还送给我一条宽厚结实的子弹袋。如果插满黄灿灿的铜壳子弹，有七八公斤重。当年我拄着猎枪而不是拐杖的时候，也曾威风凛凛，着实叫人害怕过。但我明白我不是好猎手，虽然五大三粗，没怕过什么，却没耐心守候猎物。我老想打一头豹子给我大哥看，但有一次在雪地里发现了豹子的足迹，也没找到它。现在我大哥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又养鸟又养猫，整日哈着腰，对谁都笑眯眯的。如今没人知道早年他因偷猎珍稀动物以及涉嫌凶杀械斗，被公安局多次通缉过。
老实说，我喜欢腰上系着子弹袋，手里拎着长枪，而不是简单地把它背在肩上，从人群中走过。大概至今还有人尊重我，呼我大哥，不砸我的场子，是因为他们还记得我当年的蛮横模样。我知道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即使另一条腿还在的话，也不会与惹我的人拔刀相向。现在我越来越像我大哥，恐怕以后也是见了谁都笑眯眯的，弄得人家莫名其妙。
除了一头撞到我枪口上的一只雄鹿外，我从没打到过什么值得炫耀的猎物。我之所以把枪送给张平，不是因为我们一起干野外是一对好搭档彼此情深义重，而是我看出他天生是个打猎的行家。他本能地知道哪儿有兔子哪儿有野鸡。一天夜里，他突然从行军床上爬起来，拎上我的枪就跑出去，天亮后扛回来一头脑袋上中了枪弹的母狼，狼血糊得他满脸都是。他说他闻到了野兽的气味，但不知道那是一头狼。这家伙瘦长个儿，身手敏捷，而且做什么事都细心认真。他浇的铅弹没有毛刺，光滑得像珍珠似的好看。我想假如我没断腿的话，也会把枪送给张平，这才适得其所。
张平最大的毛病是不爱说话。幸好我认识他的时候，不介意他像哑巴似的金口难开。下雨天出不了工，我到附近的小店找女人聊天，他就侧身躺在床上看书；光线太暗的话，就点两根蜡烛。我们有足够的蜡烛给他看书，因为出测前我总是比别的小组多领两箱给他用。有时候我也翻一翻他的书，可往往连书名都看不懂。什么叫物性论，什么叫形而上学，我对此一无所知。我问他这些书讲的是什么，他说讲的是道理。我又问讲的是什么道理？他说他也没弄懂。有些书是他自己买的，有些是图书馆借来的。我们每到一个新地方，他总是先去看看那儿的图书馆或文化站。我们在庆阳的时候，就住在一个乡的文化站里。那个管图书的女孩对张平特别客气，我以为他要谈朋友了，结果没谈。收测的时候，那女孩见我们装车就开始哭鼻子。车子从文化站开出去，她一步一步跟在车子后面走，一边走一边抹眼泪，后来竟失声大哭起来。我和张平都坐在堆满行李和仪器的卡车上。我对他说，你无端葬送了一个漂亮女孩的幸福生活很残忍。他咬住嘴唇没理我。后来那女孩来城里找过他一回，因为他到青海去了没见上面；他总是一收测就到外地去，那些年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自然也花光了从野外挣来的薪水和津贴。我不明白张平为什么拒绝那个女孩的爱情，但我相信其理由绝对不是因为她是乡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