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孤独无助。我记得那是五六年，我的一位老乡专门从乌鲁木齐来看我。我一见她的面就忍不住嚎啕大哭。我有无数的话要向她说，但在心中整整憋了五年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我的泪水自见她的面就没有断过。拉饱含着灵肉之苦的泪水成了我诉说的唯一方式。
我当时已怀上第三个孩子，我挺着个大肚子，可就是因为我不跟丈夫过夫妻生活，他竟然把我从床上踢了下来。第二天，他竟然当着我老乡的面，对我大发雷霆，还伸手给了我一个耳光。我实在受不了啦，就求那老乡帮我说说他。
我老乡当时还没有谈恋爱，这样的事求一个二十一岁的黄花闺女去说，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人家也不太好说，但看着我那可怜楚楚的样子，加之她胆子大，当即就答应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丈夫回来了。我的老乡对他说，司令员同志，你是老革命，也是师一级首长，但你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虐待、打骂妻子不是错误的，何况人家还怀着孩子……
我话还没说完，他把桌子一掀，拂袖而去了。
我还有个外号叫“小周璇”，周璇扮演的是戏剧中的可怜角色，而我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可怜角色。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深深的体会到，人世间最大的苦难不是别的，而是让你和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最后不得不走出那对我而言，无疑是勇敢的一步。六十个代初，我与他离了婚，离婚之后，我回到了长沙，在一所小学里当老师，六五年我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那时候，女兵们最害怕听到那个“谈”字。女兵们只要一听到说哪个首长要找你谈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有一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长找谈话”。有很多人都没有摆脱这种半命令式的婚姻，这主要跟当时封建思想还很严重有关系。大多数女人遵循的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部队，组织代替了父母，婚姻一旦被组织决定，也就认命了。但也有违命不从的。我有个老乡被团政治处主任看上了，说要和她谈话，她当即拿了一颗手榴弹，说，你敢来跟我谈，我就与你同归于尽。当然，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
自然，这种“拉郎配”也有撞上了好运的。那就是彼此结合后，真的产生了感情，生活和美融洽。我有一个姓朱的同学，也是一起入伍的。开始分在文工团。当他唱歌实在不行——她有个绰号叫“朱变调”——唱不了歌，调出了文工团，把她分到伊犁搞土改。嫁给了一个姓苏的教导员。不久，那教导员到昭苏县当了********。这个人工作能力强，廉洁清正，即使现在去昭苏，问及苏书记，老一点的人还都知道，说那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官。
他对我那个同学很好。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她时，她正悠闲地在家里看小说，一见面，就与我谈起了那小说中的故事。苏书记爱她爱得很呀，连家务活也不忍心让她干。他们恩爱一生。但这跟“闯天婚”一样，闯上这么个好的，的确不易。
总之，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是不得不在命运的泥淖中挣扎。生命像尘埃一样，随着命运那双无形大手的挥动，而起伏颠沛。怎么也摆脱不掉，逃避不了。每个人的命运也因此不得不留下那种环境、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
五.曾可兰：你知道什么叫“二八五团”吗
我是与李蔚华、范志群一起到的和田。那真可谓是漫漫长路啊。但到了部队，却连一床被子都没有给我们发。我们三人只有一床从老家带来的薄被和一床在西安发的军毯，三个人挤在一起睡，还常常被冻醒。我们提了几回意见，还是没有发下来。后来才知道，组织上已有意图让我们与老同志尽快结婚，所以就不用发被子了。
我在迪化就听说过这样的事，那是听几个八一农学院的学员在旁边议论。
一个学员说，听说分到下边去的女兵一去就要结婚。
另一名学员马上说，不可能，我们学校有规定，不准谈恋爱，男女同学之间的接触，也有严格的要求。每周都要开生活检讨会，汇报思想，主要是汇报男女同学之间交往的事情，可严了，你如果有什么隐瞒的，而别人“帮”你汇报了的，就会受到更严厉的批评。她们倒好，组织给她们介绍。
你觉得好，让组织也给你介绍一个吧。一个学员赌气地说。
对，给她也介绍个“二八五团”的。有人开玩笑。
什么叫“二八五团”？
二十八岁以上，五年以上党龄，团级干部，怎么样？你要不要？
唉呀，那不快成你父亲了吗？
我记得，那位同学说出那句话时，我都吓得哭了起来。
你不不知道，我们好多老乡来新疆不到三个月就结婚了，现在已做了母亲，有些正怀着身孕，看上去，她们雅气来脱，如花似玉，不像已为人妻者，更不像孩子的母亲。一名学员继续说。
另一名学员接着说，那样的话，我们应该是最为幸运的了，到了新疆还能上学，高校里不准谈恋爱的规定，使我们逃脱了分配婚姻的痛苦。
哎，只是这学校的条件太差了，连校舍都没有，天气好时，就在外面上课；天气不好，则在帐蓬里。所以，得一边上学，一边修学校。一天上八小时课，干六小时活，打土坯，运土坯……
我当时就有些害怕，但我不相信那些学员说的是真的。但一到部队，这些说法就应验了。
果然，没过多久，就给李蔚华介绍了一位教导员，二十九岁，范志群则介绍给了参谋长。年龄多比我们大十几岁。其实，年龄差异并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我们年龄太小，对婚姻没有任何认识。还有，就是这种方式太有违人意。我们三个女兵中，李蔚华的文化程度最高，也最敢说话，他当时就说，我是来革命的，为了革命，让我上刀山、下火海都可以，让我跟别人结婚，我坚决不答应。她因为不同意组织的安排，就让她到昆仑山的筑路部队去——那可是世界上最苦最危险的地方。
我文化程度低一些。一看这样，我就想，与其让别人给分一个，不如按照他们要求的条件自己去挑一个，所以我就认识了三营教导员，我们就谈上了。那教导员是够成家条件的，所以没人反对。我后来随丈夫去了沈阳，八九年我回过新疆一次，我回过农一师，与李蔚华见过一次面。我的婚姻虽然不能说很幸福，但自己毕竟选择过，虽然是在指定的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所以，也可以安慰一下自己吧。
李蔚华在上昆仑山时，马受了惊，把她摔了下来，把她的手臂摔伤了。她在山上呆了一段时间，又被调回了团部。
她回来后正在当年第三次“镇反”。那时，让大家开会，开着开着，就说谁是特务，马上就扒帽徽领章，她的毛笔字写得好，就让她写镇反布告，最后把手都写痛了。
上了一趟昆仑山，他们见李蔚华还是不同意婚姻问题，然后就让她到驻墨玉县的一个营去当文化教员，教他们唱歌，识字；五二年二月，又把我放到了连队。就这样一级一级“下放”，无非是让她在婚姻问题上松口，但她就是不。不，坚决不！她对我们说。
部队以为是处分了李蔚华，其实她在连队过得非常快乐。战士们大多不识字，她教他们识字，帮他们写家信，给他们读报，她也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经历，讲战斗故事，听他们讲自己对亲人的想念，对故乡的眷恋。她既是战士们心中的女神，也是受他们尊重的老师，是他们喜欢的好朋友；战士们是她最可爱的学生，也是她很好的兄长。
范志群受李蔚华不从的影响，开始也想违命不从。加之参谋长已年近四十，开始她怎么也不同意嫁给他。她一个人管团里的图书，不知怎么搞的，喀什、和田新华书店的书断了，她知道这是组织上在给她施压。故意使她的工作没法开展。那时候是工作第一，工作没法开展那还了得。她又是个老实人，一点事就能把她难住，领导又轮番找他谈话，说那是政治任务，老同志是为革命耽误了青春，你如果同意了，就是为革命做了贡献。范志群抗不过，就同意了。
五一年一月，六七名四川女兵到了团里。她们都是师范或高中毕业。当时副团长，二营营长已与甘肃临洮的女兵结婚，四川女兵又解决了政治处主任和部分营级干部的婚姻问题，湖南女兵的压力相对小了一些，但我当时已经结婚了。
李蔚华在连队呆了两个月，团里认为她已经锻炼好了，又把她调回团部。这次，政委亲自出面，给她介绍了雪樵，雪樵是组织股股长，当时二十四、五岁，年轻，有文化。他还不符合部队规定的结婚条件，但因为政委很欣赏他，算是网开一面，都是政治处的人，李蔚华早就认识他，印象不错。政委把李蔚华叫到他的办公室，半开玩笑地说，你个小鬼呀，是够犟的了。但我还得给你介绍。我亲自出马，你不会不给面子吧。李蔚华也不怕，她对政委说，不，首长，我还是不会同意的。政委就笑了，说，这次你可能会同意。我想把我们团最优秀的机关干部介绍给你，无论从人品、长相、文化程度，工作能力，你们都相配。李蔚华就问是谁？政委说，他是组织股的雪股长。李蔚华虽然认识雪樵，但也只是认识而已，从感情的角度而言，还无从说起。所以她当时什么也没有说。她这样一做，政委就认为她已默认了。于是就放话，说两个人已有爱情关系了。
李蔚华在高中时的成绩很好，一直有个大学梦。和田虽然偏远，但她也知道军区成立了农学院、医学院，就萌发了上学的愿望，所以还是不愿结婚，但她也认为自己在这样对抗下去就太过分了。她毕竟是一个士兵，她不能一直对抗首长的关照——那种夹带着权威和命令的关照。何况，政委能把雪樵介绍给她，也的确是做了很大的让步。在全团，雪橇的确也是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为数不多的优秀分子之一，大家都劝她，她也就同意了。
一九五二年底，山东女兵来到了团里，她们天真活泼，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共有五十多人。她们能吃苦，但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有一部分后来集体跑了，团里派人把她们拦了回来。这样，团里连以上干部的婚姻问题都解决了。
十二月十四日那天，我与李蔚华正在地里劳动，政委的车子开到了地头，司机对李蔚华说，政委让我来接你回团部去。
回去干什么？李蔚华问。
我也不清楚，团里要放电影，可能是接您回去看电影吧。
不可能，不可能是为了让我看电影专门来接我的，肯定有别的事吧？李蔚华很怀疑司机的说法。
具体有什么事我可不知道，你回去就知道了。
李蔚华让我跟她同路，我们就跟司机回去了，回到团部已是黄昏。回去后就对她进行政审，政审完毕后立马把她带到了操场上。那时把看电影叫看“西洋景”，比过年过节还热闹。操场上早已人山人海。
在电影放映前，政治处主任让雪樵和李蔚华站到主席台上，然后请政委讲话。政委就说，今天晚上，刚好有军里的电影放映队来团里放电影，在这高兴的时刻，我们要为雪樵和李蔚华两位同志举办婚礼，大家用掌声来为他们祝福！李蔚华这才知道神圣的婚姻就这样开始了。
李蔚华与雪樵的婚姻在我们三人中是最圆满的。但她对这种婚姻形式还是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因为他觉得他们的婚姻好像只是组织的一项工作，宣布了，这项工作也就完成了，又是如此地突然，更有一种受了算计的感觉。
结婚后，他们到了墨玉，住进了地窝子。李蔚华在那里作了妻子，然后作了母亲。她一共生养了三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是在和田生的。那时，她和我一样，在生养孩子方面没一个人可以请教，所以对这方面的事一点也不知道。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掉在了灰土里，和田的灰土厚，从灰土里把孩子找出来，他像一个小泥人。生了孩子的第二天，她就去劳动了。生第二、第三个孩子也没坐月子——当时傻乎乎的，只知道工作，不知道生了孩子应该休息。
她在和田工作了八年，然后调到阿克苏的沙井子，六九年调乌鲁木齐，但随即又到了阿勒泰的农十师，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八九年退休。我们就这样，度过了这平淡无奇的一生。即使留下了一些回忆，但大多有些苦涩。而唯一可堪回首的，也就是那些苦涩的东西。这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六.王佩荣：我相信爱是无罪的
这栋楼上住了我和陶素珍两位湖南女兵。平时，我们交往不多，但像共经患难的两姐妹，用目光互相关注着，用内心彼此呵护着。
我在这里已没有亲人，我的丈夫刚去世不入，埋在这里的盐碱土中，孩子们都不在身边；而陶素珍的儿孙都在这里。命运和生活在我们两人身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陶素珍是湖南长沙人，一九五二年参军到新疆，她当了一辈子农工，她的丈夫尕金虎刚解放时是排长，离休是九连连长，他们与新疆的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所以居室中的尘土不仅仅是风吹送去的，还有他们自身所携带的。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泥土，所以并不经常扫它，地上有金黄色的一层，因此虽然住的是水泥和钢筋构造的楼房，但进到房子里，给人的感觉还是像是进了农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