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他满头大汗地跑出来，对营长说，嫂子失血很多，可能是难产，得赶快送师医院。
可怎么能快起来！到师部二百多公里，连一辆汽车都没有。营长绝望地说。
我们抬着嫂子往师医院去，多派一些人，轮流抬，跑步前去，这样稳当，比马拉车在土路上颠快些。一位战士说。
好，给师部发电报，让他们也派车来接。教导员说。
陈康涟被抬到担架上后，全营最精壮的五十名汉子也自动地列好了队。两人抬着产妇在前面飞奔，后面的四十八人紧紧跟着，随时准备在前面的人跑不快时，接替上去。头顶是烈日，脚下是大漠，金色的沙子被奔跑的脚扬起来，烈日在头上一闪一闪地晃动。
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是生命的新生与死亡的一次赛跑。
沙漠炽烈的热浪蒸腾而上，每一个汉子的衣服都湿透了，像不是在阳光中，而是在暴雨中飞奔。
陈康涟躺在担架上，只见太阳不停地晃动着，沙漠不停地从身边掠过，踏起的尘沙刚扬起来，就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虽然剧痛难忍，但她怕自己的呻吟让战士们担心，所以紧咬牙关，坚持不叫出声来。
师医院接到电报后，立即派了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车辆及设备沿着公路前去接应。
担架队从沙漠中抄近路，直奔南疆公路，一百四十里路大家用了四个半小时就跑完了。
到了阳霞后，大家继续向焉耆所在地奔去，引得沿路的老乡开始只觉得好奇：两个人抬着一个女的，跑得像风一样快，后面一大队人又像风一样跟着。当他们得知是为了救一个产妇，为了让产妇生下孩子才这样做时，他们拿来了馕、瓜果和水。有些小伙子还主动接上去，抬着飞跑一程。
最后，跟随的人越来越多，由五十人增加到了男女老少一千多人。大家都在公路上奔跑着。
过了策大雅，终于看见了师医院的军车。当医生看到那么多的人时，吃了一惊，当产妇抬到他们跟前，他们更是不敢相信，不停地问：有这么快嘛，跟我们汽车的速度差不多了。
手术室就设在“道奇”牌汽车上，人们围着汽车，静静地等待产妇能脱离危险，期待着孩子能顺利降生。
产妇当时已昏迷不醒，不省人事。医生检查后，对营长说，幸好送得快，还可以保住大人的命。
那，孩子呢？营长都要哭出来了。
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他已经丢了。
营长哭了，他哽咽着说，那就赶紧救大人。
手术结束后，人们纷纷围过来，问那医生，孩子呢，孩子呢？
医生只得说，孩子没有保住，但由于赶了时间，大人已经脱离了危险。
大家一听，心里非常难过，那一声孩子的啼哭终于没有响起。他们纷纷低垂了头颅。有的颓然蹲了下去，把头伏在膝盖上，伤心地抽泣起来。
在往回走时，他们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每个人的脚步都沉重得抬不起来，迈不出去。
当其他人听说孩子没有保住时，一个营的四百多人，包括刚分配下来的一百七十名内地遣犯，都伤心地哭了。如果说在策大雅附近的五十人还抑制着自己，使自己不在老乡面前过于悲伤。现在，是在自己“家”里，全家人在这悲伤面前，再无顾忌，荒原上，男人的哭声响成了一片。
这一次生育，使部队意识到，应该在基层设妇产医生。应该有会接生的人。因为和平意味着新生的开始。
所以，我一到轮台不久，营里就推荐我去学医。那天，营长找到我说，营里准备推荐你去师部学习。
我听后，很高兴，连忙问，学什么呀？
喂蚕，好好学习，将来给蚕子看病。
可这戈壁滩上，连一棵桑树都没有，喂什么蚕呢。我认真地说。
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这个机会很难得，每个营只推荐一个，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我到了师部医院，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才知道“喂蚕”就是接生。一想起营长把接生说成“喂蚕”，我就忍不住笑了。
之所以把接生叫做“喂蚕”，是因为当时去部队的湖南女兵都还是姑娘，让姑娘去学接生，一般人都不愿意去。营长怕我也不愿意去，在我问他时，他一急就这么说了。也不知这个他是怎么把二者联系起来的。但这个说法就在南疆一些地方很快传开了，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你快去帮我喂一下蚕，这就表示要你去接生。
其实，我到部队不久，就听说了营长妻子难产的事，我当时就想，自己如有可能，一定要当一名妇产医生，没想天遂人愿，心里自然高兴。
学了几个月后，我回到了荒原上。我回来那天，人们热烈地欢迎我，虽然我还算不上是一个医生，大家已尊称我为医生了。他们说，有了汪医生，再不会有初夏那令人伤心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挖了一间地窝子，正式命名它为“戈壁休养所”——当时基层部队还不叫卫生所，都叫休养所，我是所长兼医生和护士。
不久，我就接生了第一个孩子，好像这孩子是专门等着有人接生才要出生的。
产妇是一位女遣犯。
他曾经参加过共产党，但没过多久，又加入了国民党，后供职于情报部门。其丈夫是国民党部队的少将副师长，在与解放军作战中负伤，由于丈夫不愿意去台湾，她也跟随丈夫留在了大陆。不久，丈夫被镇压，她被押解进新疆，上路之时，她已有了孩子。作为阶下囚的她不知该怎么办，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会怎么样，她曾从车上往下跳，到了新疆后，又拼命地干体力活，有一次甚至用力捶打自己的肚皮，想让孩子流产。但都没有成功。
对于为不为她接生，只有个别人心里觉得憋气，他们认为，我们革命者的后代还没有生，反革命的后代倒生下来了。其他人则认为，不管怎样，他（或她）都是这荒原诞生的新生命，应一视同仁。也正因为如此，她被送到了我的地窝子里。
当女人因为分娩发出的痛苦的呻吟声中从地窝子里传出时，男人们不约而同地纷纷涌到了地窝子前。
明亮而硕大的一轮满月悬在天上，被那一根孤零零的旗杆挑着。沙丘在明月中泛着柔和的金色之光，由明暗勾勒的弧线显得异常的美，像裸露的女人的胴体，让人心醉。被阳光烤得油亮的戈壁石也一闪一闪地发着光。我那眼地窝子里的马灯发出橘红色的光，与明月和星辰呼应着。月光下的男人看上去像一幅黑白木刻版画。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莫合烟不时地被点燃，吐出的烟雾悠然地飘散到月光里。有一位士兵一直在用竹笛吹奏东北民歌《摇篮曲》。
因为有了我这位妇产医生，大家已没有上次那么紧张。
可能是由于产妇营养太差的原因，她不时昏迷过去。汗水湿透了她的衣服，她的脸色也异常苍白。她似乎没有一点力气生下自己的孩子了。一直折腾到大半夜，才听见了孩子那激动人心的啼哭声。
——这可是这片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啼哭啊。
我高兴地跑出地窝子，大声宣布道，她生了，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官兵们听了那消息，激动得双眼潮湿，大家齐声欢呼起来。
在我和官兵们的记忆中，那是最美丽，最神圣的夜晚。因为生命的诞生，那片荒原显得不再死寂，而是充满了生机。当新的一天到来，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觉得这荒原的历史真正地开始了。
我现在已经六十六岁，我一直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这个团场里，从我接下第一个孩子时，整个荒原上也就两千来人，现在人口已增加了十倍，荒原早已变成了绿洲。而经我之手接生的第三代正在茁壮成长。
我一直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住。唉，怎么说呢，闻惯了这里的气味，泥土的、庄稼的、树的、野草的、还有我工作了一辈子的产房的气味，城里闻不到这些气味，我不习惯。还有人总希望我去接生，说我接生保险不说，孩子好养，不生病。
的确，我喜欢孩子，我一生最爱唱的歌是《睡吧，小宝贝》。我在接生第一个孩子时，就渴望能有一首歌，在接生时唱给产妇和即将临世的孩子听。后来，我看了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听了它动人的插曲后，再也难以忘记，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个孩子的，专门写给那个有一个苦难的母亲的孩子的——
睡吧，小宝贝，快安睡，你的黑妈妈在你身边。梦中会得到许多礼物，糖果糕点啊任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上你去到天宫，在那天宫百花盛开，万紫千红，黑人小天使快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