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们见司令员已年近花甲还在背砖，精神一下振奋起来，干起活来再没啥说的，上上下下都是小跑，工效又上去了。
还有个陶司令员的故事。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一天，陶司令员来到机耕农场四队，看到损坏的机油泵座和满身泥浆的机车停在泥地上，十分生气。他叫队长马上召集机耕队的全体人员开会。拖拉机手、修理工，包括学员都被召集到修理所的集体宿舍，等候司令员讲话。宿舍虽然全是地铺，但非常干净整洁，靠右面的墙上还挂着一面小圆镜。
陶司令员进来后，扫视了大家一眼，然后带着满脚的泥巴，一步跨到了铺上，来回踩了几脚，又伸手摘下墙上的镜子往地上一摔，“当啷”一声打得粉碎。
在场的人不知司令员怎么了，人人屏声敛气。
你们心疼了是不是？司令员从铺上跨下来后说，单子是自己的，踩脏了心疼，镜子是自己的，摔碎了也心疼，还会骂我横蛮。你们把机器弄坏了，也有同样的感觉就好了。拖拉机是公家的，脏了，坏了，不心疼！这样要不得呢！同志们！
陶司令员对有损集体利益的事，总是异常气愤，语言激烈，催人猛醒，让你难以忘记。但在深责严教之后，却又会给你真诚的爱护和关怀。
第二天，他买来境子和肥皂，派警卫员送到修理所，交给镜子的主人和几个被踩脏了床单的战士，让大家把镜子挂起来，把单子洗净，还转告大家原谅他的激动和急躁。
陶先运是他的亲侄孙女，可他没有给她任何特殊的照顾，甚至连一般的照顾也没有。但他其实是很爱她的。因为他是湖南人，又和蔼可亲，他一碰到湖南女兵，就会拉上几句家常，问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完了，他总会说，我有个满孙女，和你们年龄差不多的，也在新疆呢。他其实是非常挂念他的侄孙女的。但挂念归挂念，他决不会利用权职，做有违原则的事。对于一个堂堂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兵团司令员，他如果要使陶先运有一个好的前程，是一件很轻易的事。但他对自己的侄孙女和其他女兵一样，一视同仁。
他们的人格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军垦战士，也尤其影响了我。所以能做出一点成绩，与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是实实在在的话。
八.华淑媛：犯人有人管制，狼却是没人能管制得住的
五十年代初，张迪源是全军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她因此先是闻名新疆，再是闻名全军，继而全国闻名，她与另一位东北的女拖拉机手梁军不但成了农业机械化的象征，也成了当时妇女解放的象征。《解放军画报》记者陆文骏最先报道了张迪源，我记得很清楚，她的图片登载在当年的《解放军画报》第九期上。第二年元月二十三日，王震偕迪化市市长、第二十二兵团副政委饶正锡到八一机耕农场视察时，接见了张迪源，并为她题辞勉励，王震的题词是，“努力学习，精通拖拉机技术，争取模范拖拉机手光荣称号”；饶正锡的题词是，“预祝你在掌握拖拉机技术上，不断获得新的成就，为新疆机械化农业显示光荣的示范作用”。
当年国庆节，国家邮电部将张迪源驾驶拖拉机牵引二十四行播种作业照片选为“特5.《伟大的祖国》”组邮票之一，在全国发行。于是张迪源驾驶拖拉机的倩影，便进入了千家万户。
现在，拖拉机随处可见，是最简单的机械种类之一。而当年，他比汽车稀罕。而对于我们这个几千年来靠牛耕镰收的古老农耕民族而言，能让一个不吃草、不喝水的铁疙瘩去耕地、播种、收获，无疑神奇万分。能驾驶拖拉机，在当时无疑比现在一个女性去开美国的隐形战斗机还神气。
我就是抱着要驾驭这个神秘机器的梦想去参军的。
那时的张迪源和梁军，是每个女兵心目中的英雄。能驾驶那神秘的机器，是每一个女兵的梦想。
我的父亲是个生意人，家境原本比较殷实，抗战时，举家逃到了独山一带。在那里染上了肺结核，父亲辛辛苦苦挣下的一点家产也因为治病而耗光了。我要去当兵时，已是五二年。五一年到新疆去的女兵的一些情况已传回了湖南，传得最厉害的，就是招去的女兵都作了老兵的堂客。
因为结核病，整个华家已被死亡的恐惧占据着。两个儿女已死了。第三个儿子躺在床上已不行了。我母亲害怕得不行，去请了算命的人来问我能不能保住。算命的人说，你这朵花要放出去，才能开得好，不然也会凋谢的。家里也就信了，一直在等着放我出去的机会，所以我要当兵，家里也没阻拦。
当时在衡阳有个招聘点，我顺利地入了伍。我父亲到衡阳车站含泪为我送行。如果我没染上肺结核，我就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了。父亲的心情十分难过，抓住我的手，直到车子要开走了，才依依不舍地松开。
不想我刚到长沙，我三嫂就赶过来了，一定要接我回去。三嫂说，妈不知怎么听说了，说新疆没女人，招你们去是作堂客的，让你千万不要去。
那是别人造谣呢，瞎传呢。我说。
有人从新疆写信回来讲的，人家是去年当兵去的新疆，怎么会是造谣呢。妈听到这事后，哭得死去活来的，从楼上哭到楼下，从楼下哭到楼上，非得亲自来找你回去，爸担心她的身体，就派我来接你，让我一定要把你接回去。
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挺可怕的。我去问问指导员再说吧。
我找到指导员。把这些事给他讲了。指导员说，你得信任部队，那些信有可能是有些坏人故意写的，想破坏我们伟大的边疆建设。你如果不想走，没事的，你可以回去。
我说，我相信部队。
然后，我让三嫂回去，我说，指导员讲了，那可能是坏人故意写下的。我现在当了兵再回去，就是逃兵，何况那么多人都能去，我也能去。部队上的人说了，三年后就能回来。
我们到迪化正过“五一”，那天我在《新疆日报》上看到了传说中的张迪源，也从照片上看到了拖拉机，那幅照片很大，登在头版。张迪源手握方向盘，自信而又幸福地笑着，显得十分神气。我把那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羡慕得要死。
我被分到了车排子。那是七十四团团部所在地。那里有已经开垦出来的大片田地，绿色的麦浪在风里翻滚，驱赶那包围着麦田的荒凉。麦子正在扬花，麦花的清香与荒原的气息，十分浓郁地充满了初夏的所有空间。我为这种陌生的气息而陶醉。
新疆的春天和秋天都十分短暂，短暂得让人感觉不出来。雪刚刚化过，天气刚刚转暖，树叶刚刚萌发，夏天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而树叶也会在九月或十月的某个夜晚突然变得金黄，然后就是白雪与落叶齐飞，冬天就这样来了。
在车排子这个地方，随着夏天一起赶来的，还有蚊子，它是夏天最为可怕和讨厌的使者。
它们使这里成为名符其实的蚊虫王国。
这里靠近玛纳斯河河湾，沼泽遍布，水洼相连。所以是蚊虫繁衍的理想场所。部队刚开到这里时，带了几匹膘肥体壮的军马，可一个夏天，就变得皮包骨头，其中一匹军马被叮得血肉横糊，浑身起满了血疹，然后感染化脓，不久就死了。
所以这里的人一到夏天，就得把全身包起来，再热，也得严严实实地捂住。实在太热，就得在劳动的地方燃起烟子熏赶，才能有一片无蚊天地。
我们在路上赶了两三个月的长路，本来就十分疲劳，到达这里后，又被蚊子扰得日夜不宁。加之水土不服，思念家乡，好多人都病了。
我虽从我哥哥的地理书上读到过新疆，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有一些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厉害的蚊子。我被蚊子弄得心烦意乱，无所适从，睡眠不宁，茶饭不思，虽没病倒，但也像那些马一样，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即使这样，我也在关心自己能否开上拖拉机的问题。我那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拖拉机迷”。
开始，团里安排我去学护士，我拒绝了。
然后，让我到营里当文书。我说，我初中只上了两个月，当文书文化不够。
那你想干什么？领导就问我。
开拖拉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那金贵东西可不是想开就能开上的。告诉你吧，开它跟开飞机差不了多少，你就等着吧。
我说等就等。
别人都说我傻。因为我没去学护士和当文书，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劳动。
当时的劳动十分艰苦，劳动强度十分大。队伍往戈壁滩上一开，天为帐，地为床，绿蚊帐一撑，为防蚊子叮咬再把身上用各种布片一裹，就开始垦荒。七八月份的太阳烤得大地冒火，烤得人大汗淋漓，仍得把自己紧紧裹住。
由于劳动强度太大，有些人挖着挖着地，就倒下去睡着了了；有些人吃着吃着饭，就打起了呼噜；还有些解着解着大便，睡着后坐在了屎堆上。如果是没有蚊子的时节还好点，若有蚊子，有些人就得遭罪，屁股会被蚊子叮得又红又肿，面目全非。不能坐，睡觉和走路以及劳动都不方便。若是冬天，有人的屁股会因此而被冻伤。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上工时都是天没亮就出发，每人带上三个咸面饼，就是一日三餐，夏天还好点，冬天的饼子会冻得和石头一样硬，所以，在吃它们之前，得先放到怀里暖着，姑娘们经常啃着咸面饼，就忍不住哭起来，往往是抱在一起哭，哭过之后又相互勉励，我们既然来了，就得干出个样子，就要把新疆建设得跟家乡一样美。
那时候的新疆还特别冷，常常零下三四十摄氏度，雪也下得特别厚，一般厚达二三十公分，最厚时达五六十公分。五二年冬天，雪把地窝子堵住了，大家只好从里面挖个雪洞钻出来。
即使雪大得开不了荒，人也不能闲着，得到玛纳斯河边去编抬耙。它用红柳枝编成，冬天用来抬雪，其它时候则用来抬土、运肥。大家穿着毡筒，裹紧皮朝外、毛朝里、只经过粗加工、还有些发臭的板皮毛大衣，提上一袋子馍，就往三十公里外的红柳丛生的玛纳斯河边走。
男的要编二十个抬耙，女的要编十六个，一般要三、四天才能完成。所以，那些天只能睡在野外。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冻得石头发裂，却只能睡在野外，想想那情形，就令人害怕。大家冻得不行了，就点上几堆篝火，挤在一起，一边烤着馍吃，一边咽着雪，一边唱着歌——那时候谁能吃苦，谁能愉快的、毫无怨言的吃苦，才算好同志。
如果我不是非得等着开拖拉机，而去学了护士，当了文书，这些苦我就不会吃了，所以别人说我傻还是有道理的。
时间在繁重的劳动中流淌，就在我迟迟等不到去学开拖拉机的消息而有些失望的时候。有一天，我终于听说师里要举办拖拉机培训班了，我非常激动，为确保自己的梦想能够成真，我决心壮着胆子去找团长。
我想开拖拉机。我对团长说。
哦，小鬼，难怪让你学护士不学，让你当文书不当，原来心里想着这一码子事。
团长怎么知道的？
哈哈，你们这些女兵，每一个都是团里的明星，都关注着你们呢。你不学护士，不当文书，这样的事我能不知道？小鬼，学拖拉机苦得很，累得很，你真的要去吗？
我就是为了开拖拉机才来当兵的，我请求团长一定让我去。
这拖拉机可金贵了，不是谁想学就能学的，要求思想好、身体好、素质好，家庭出身好，你思想还可以，素质也不错，身体有些差，是什么出身？
城市贫民。
出身也可以。行吧，我同意你去，吃不了苦可别抱怨我，去好好学习，争取做我们师的梁军、张迪源。
多谢团长，我一定好好学习！我非常高兴，走出团长的土坯房，就忍不住手舞足蹈地唱起《地头开饭歌》来——
西瓜壳篓当饭碗，
玉米苞叶当菜盘。
筷子本是芦苇杆，
光溜轻巧又直捻。
南瓜汤，洋芋片，
香甜松软“黄金砖”。
一碗菜，一块“砖”，
吃完不够有得添。
饭后有个小休闲，
又是打闹又撒欢。
众女抬起男子汉，
一夯打得脸朝天……
你知道那“黄金砖”是什么吗？那就是玉米面发糕。
拖拉机培训班设在炮台。炮台并不是什么军事要塞，而是不知哪个朝代的屯垦人留下的一个土围子，有哨楼一样的设施，它作为屯垦失败的一个象征，经受着一年又一年寂寥之风的抽打。
我一到炮台，就去看拖拉机，那是一九五〇年冬中央调来的四台“阿特兹”拖拉机和两台“乌特兹”轻式拖拉机。第二年春天，二十二兵团成立直属大队拖拉机队。陶峙岳将军非常重视这个拖拉机队，派自己的随身参谋洪涛任副组长不说，一般的问题，都得由他亲自处理。当时，拖拉机队部设在距陶峙岳将军住所不远的地方，以便他打开窗户就能看见，还可以随时去检查工作，大家就开玩笑说他是拖拉机队队长。
他在《陶峙岳自述》一书中回忆道——
1951年春，机耕组成立之初，首先是为直属大队耕地。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忙着试车试犁。一台52马力的‘阿特兹’履带拖拉机，牵引一台四铧犁耕地，昼夜能耕地百亩，相当100多人的连队用人力劳动一天的工效，原来是一片荒芜，顷刻之间变成沃土。
一天，陪同王震同志来到地里，看到翻耕出来的土质，他不禁高兴地大声说标准的结构土壤，比南泥湾的土都好得多，大有希望！说着，他跳上一台开过来的拖拉机，亲自开了两圈，才兴犹未尽地跳下车来。”我分到了妇女组，我学得很刻苦，所以我没当农机员，就直接升成了副驾驶，二个月后，我就当上了正驾驶。结业后，我驾驶着拖拉机回到了车排子，成了一名真正的拖拉机手。
我当时刚满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