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业阶段，我们头脑里几乎抹去了“房子”的概念，更不去奢望有“房子”住。无论职务高低，大家都住地窝子。我到乌鲁木齐后，住上了土坯房。但刚住下没几天，又来这里住地窝子了。于是又有了类似的幽默和辛酸。
那是我们到巴尔鲁克山一年之后了，连队有年轻人要结婚，共有四对，连队决定把全连唯一的一间牧民作“冬窝子”的房子腾出来作新房。房子是用石头垒起来的，很小。大家挖掉厚厚的牛羊粪，铺上干草，然后每对新人之间只留下十多厘米的间隔作为分界线。四对新人的新房和婚床就收拾好了。新婚之夜，有个小伙子半夜出去小便，天气冷，小伙子进屋就摸被窝。一摸，不对劲——咦，怎么床上还睡了一个男的？自己的新房里怎么会有别人？——他以为那是他一个人的新房呢，没记起还有另外三家。他一把把床上的小伙子拽起来，拉着就要去找领导。吵嚷得其他人都醒了，点亮油灯，才知是自己摸了别人的被窝。后来，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迷糊”。
山上没有学校，孩子们上学要走三十里山路。他们自上小学开始就只能念住校，夏天一两个星期回家一趟，冬天雪大，只能一二个月回家一次。巴尔鲁克山狼多，他们不时遇到狼坐在路中间，贪婪地盯着他们。孩子们吓得直哭，他们就用哭声和吼叫声与狼群较量。后来，他们上学时，家长们就给他们备上一挂鞭炮，专门用来驱狼。冬天，山上的雪很大，至今还不时有封住山路，不能通行的情况发生。孩子们冬天趟着没膝的大雪，要走十几个小时，到家里大腿以下的裤腿全结上了冰壳，鞋子和裤子常常脱不下来。见到孩子那个样子，哪个作母亲的不心痛呀。
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有人说他们“生在地窝子，长在泥土中”，从小就经历了艰苦的磨难。
在塔城地区，原中苏边境共有三百八十余公里边境线，我们这些屯垦战士迅速建成了八个边境国营农场，其中三十七个连队的四十七万亩耕地与苏联接壤。
解放之后，国家一直把苏联作为“老大哥”看待，中苏边境一直是有边无防，这也是“伊塔事件”中大量边民能够通过边界涌入苏联的原因。
中苏边境有三条线。一条是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形成的不平等条约线；第二条是苏图线，也即是苏联地图单方面标示的国界线，它将我国的六百五十平方公里领土划入了其版图；这样，就在不平等条约线和苏图线之间形成了争议区。我国边民始终没有放弃在这些争议区内生产、放牧和居住。由于苏联军队不断越过苏图线向我方推进，并不断发生边境冲突和武装挑衅。一九六二年由两国总理达成边防谅解，互在原地不进不退，维持现状，就形成了第三条线——实际控制线。但苏联依仗其强大的武力，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月里，仍不时越过实际控制线。
一九六三年，苏联边防军人抓走了执行边防任务的班长李增和和另外两名战士，抓过去达一个礼拜，经外交途径交涉后，才放回来。
一九六九年五月，加曼奇的三名农工按照边境协议在双方共用的界河里放水浇地，被苏联边防军人抓走，经多次会晤，才送回。
同年八月十三日，我铁列克拉边防连官兵前往边境巡逻，突然遭到苏联边防军人的伏击，他们动用坦克和武装直升机。打死我边防官兵二十五人，随军记者三人。
一九七九年中苏关系最紧张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双方都加紧战备，老百姓都纷纷往口内迁移。当时只有兵团和部队没有动。
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生存，我们的存在，其实就是战斗。
我们每年都要赶着畜群在春秋之季转场。为了维护国土的主权，我们要多走几十里的山路有意穿越争议区。每当那个时节，苏联军人便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前来阻击和干涉。但我们毫不畏惧，他们甚至多次出动装甲车和直升机来驱赶羊群。一个叫脚丫子的地方的转场斗争最为激烈。周总理的电话可以直接打到转场指挥部前沿。在七九年七月，苏军设伏在铁列沙地把兽医布龙布提克和干警李宝勤打死后，用直升机把尸体劫走，经过四十四次外交交涉，他们才归还了遗体。所以，那些转场路上，不但洒下了军垦战士的汗水，也留下了他们的生命。
只有在边境上，才能认识每一寸国土的神圣性。
只要你去过边境线，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把庄稼一直种到了边境的最前沿；有些地方甚至种到了苏军的铁丝网前，因为那是被他们蚕食的我们的土地。我们在他们的枪口下耕种，庄稼也在他们的枪口下生长。
每个人的劳作都是为了收获，但在那种情況下不是。那种劳作有无收获，能不能收回庄稼都已不重要。他只是一种斗争方式。但作为一个庄稼人，在那些庄稼受到对方骑兵的践踏時，眼睁睁看著粒大穗重的莊稼收不回來時，心中是十分难受的。
在巴尔鲁克山下，有孙龙珍烈士的墓碑。那是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苏军骑兵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入我国领土，绑架了正在放牧的牧工张成山。消息传到连队，孙龙珍不顾自己已有六个月的身孕，飞快地赶往出事地点。快到现场时，苏军开枪了，一颗子弹穿透了她的胸膛。待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她抢救下来时，她已经停止了呼吸，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她是江苏泰县人。她的墓碑就坐落在离边境线很近的山包上……
十四.张瑾子：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
多尔布尔津即是现在的北屯。在一九五八年之前，这个地名在中国地图上还没有诞生。但有关的传说却流传久远，据说成吉思汗六次挥师西征时都曾在此驻足。得仁山就是他当年调兵布阵的点将台。
远古的铁马金戈已难觅踪迹。当年兵团政委张仲翰和农十师第一任师长张立长来到这里时，这一片土地还沉睡着，只有连天衰草，只有额尔齐斯河在落寞地流淌。
据说，张立长是嫌多尔布尔津这名字不好叫，也觉得悲凉，才请张仲翰取了北屯这个名字的。北屯诞生时，瓦无一片，房无一间。现在，它与石河子、奎屯、五家渠一样，已成为北疆屯垦新城。
我原来所在的一八五团团部驻地在克孜勒乌英克。它与塔城、伊犁的许多地方一样，地处边境，也属于边境团场之一。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月里，我们的头上始终笼罩着战争的阴影。我们已习惯了间碟、探照灯、高倍望远镜、信号弹、泄光弹、穿甲弹、警报器、战壕、散兵坑、铁丝网、潜伏这些与战争和军事有关的名词。
我一九五二年入伍后，先是分到了驻莎车的骑兵第八师，后又调到农八师铁木工厂、玛纳斯河水利处等单位工作，农十师组建后，调北屯。我几乎是从新疆的最南边到了最北边。
其实，我们农十师一八五团的职工们履行的就是边防军人的职责。我们在战争爆发后，甚至连撤退都困难，因为我们有老人和孩子，与伊犁、塔城的边境农场一样，我们的生命与脚下那片土地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一切，从我们到达那里的那一刻起，就已抵押给了那片土地。我们与边防军人面对的战争一样直接。
什么叫血肉长城？
我想，那就是不仅用自己的生命，还用身家性命筑成的防线就叫血肉长城。
我们的存在，也就是在向对方说，这是我们的土地。所以我们把土地一直种到了界河边上，而对方为便于边境管理，自边界十公里以内不准农牧。
边防军人都知道，如果单靠他们的一个哨卡或边防连队是阻挡不住敌军侵略的。他们能做到的是，一旦敌情发生，立即给后方决策机关通风报信，同时，尽可能抵抗，以为后援部队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
我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曾当过边防军人的作家高建群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将这些兵团人放在边境线上呈“一”字形摆开，尤其是摆在这块争议地区里，决策者们的意图很明显。
也就是说，一旦中苏战争爆发，一旦苏军从这块位置进入，那么，兵团的老少爷们，将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宛如黄继光用胸膛堵枪眼一样，在这里设置一道肉体的国境线屏障。
退路是没有的，背后是荒原、大戈壁，是人迹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等待援兵也是没有可能的。那时偌大的阿尔泰草原上，机动部队只有一个骑兵团，在盐池草原；一个分区独立连，在阿勒泰。你惟一能做的事情是拼死一搏，血溅疆场。
同为土地，但这块土块如果置于边界，它就变得异常特殊起来。它就会成为世界上最敏感和最脆弱的地方。它甚至会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场惨烈的战争因边界而起，这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沙皇俄国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割占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后，在一八八三年再一次张开了贪婪的饕餮之口，在当年出版的地图上，将我国境内的喀拉苏河标定为国界。因此，在宽不盈丈的阿拉克别克河与喀拉苏河之间就形成了五十五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这块地方就叫克孜勒乌英克。
漫长的中苏边境上共有一百多块争议区，我方仅控制三块。这是其中的一块。
沿阿拉克别克河一线有四块争议地区，它们从阿尔泰山脚下到额尔齐斯河河口，分别是阿克哈巴河河源、叶西盖、克孜勒乌英克和别尔克乌。而一八五团的十个连队，也沿此方向在边境线上依次摆开，从一连到十连，团部带一个值班连和修理连设在中间。
我们大多住在争议区内。当年苏军在珍宝岛吃了亏，为了报复，在塔城铁列克提突袭了我巡逻官兵，使边境冲突发展成了“抓一把就走”的形式。这块土地因为由我方控制，被苏军“抓一把”的可能性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