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左宗棠家族所办的学校读过书，知道左氏抬棺西征的故事。对左氏强调的报效国家，卫国戍边的思想已渗入了我的灵魂。左氏的故事和作为常常引起我对那个地方无边无际的绚烂想象：美丽的草原、高耸的雪山、云朵一样的羊群、飞奔的骏马、翱翔的雄鹰、无边的大漠，叮当的骆铃……也许是我骨子里自幼就有一种楚文化培育出来的浪漫气质。所以我参军时在写入伍动机时，是这么写的：为了看到大漠，为了听到驼铃，我自愿参军到新疆去。因为我没有写“为了革命”、“卫国戍边”之类的话，所以有人认为我入伍动机不纯。其实，这是我最纯的动机。因为这证明我爱那个地方，而只有爱她，你才会为她奉献自己的青春，为她流血流汗。
临出发之际，我们班上有个姓高的女生突然决定不去了。她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平时的表现进步得很。刚开始征兵时，她出板报，写标语，又是发言，又是鼓动，正是她的鼓动，我们全班才会一个不剩，全去报名参军的。所以，她的临阵退却让大家感到十分吃惊。
那女生只是哭，觉得十分委屈，最后，她私下里对我说，是她舅舅不让她去的，他舅舅对她说，现在让剥削阶级的子女到新疆去过一过苦日子吧，我们现在要掌握文化知识。但她还是闹着要去时，她舅舅非常生气，他说，你以为她们是去干什么的吗？她们是去解决老干部婚姻问题的，难道你也想去那样的鬼地方嫁个老干部？
我一听，开始吓住了，过后一想，便一点也不相信。以鄙夷的口气对她说，你不去就不去了，何必找这样的借口呢？
那同学一听就哭了，她哭哭啼啼地说，那真是她舅舅给她讲的，还要她不要给任何人说。
她舅舅当时在省里工作，自然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我当时只以为是她舅舅为了阻止她去新疆才用这话吓唬她，所以并没有在意。就不冷不热地对她说，你不是剥削阶级的子女，你要学习文化知识你就学习吧。再见了，团支部书记。
她还想解释，并想劝阻我，就说，不管这是不是真实的，你都不要去，假如是真的呢？
我没有理她，径自走了。
就这样，那姓高的女生作为全班唯一没有参军的同学留在了长沙。
四.郑佩兰：姑侄同进疆
我的家在湖南衡山县，我出生在一九三七年。我的童年就是在八年抗战中度过的。听母亲说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县城就经常被日本飞机轰炸了，以后的轰炸就更加频繁了，在以后，长沙一带又成了中日会战的战场，一家人在战争中东躲西藏，饱受了战争带来的苦难。所以我稍微懂事，就想着长大了要像花木兰那样杀敌立功，报效国家。但长大了才发现，作为一个女儿家，这只能是一个梦。
刚解放那阵，经常有解放大军从衡山经过，开始时行进得很快，问大人才知道，那是在追击国民党的溃败之师。然后，大军行进得就从容了。我在大军行进的队列里看到了不少女兵的身影。我真是羡慕死了，就想我要是在那队伍里该多威风呀。有一次，我跟这那队伍走，一下了走出了三十里路还不知道。待队伍停下来，我才醒过来。看看天已快黑了，我不知该怎么办，就壮了壮胆子，找了一个最漂亮的女兵，红着脸对她说，我想当兵，我可以当兵么？
她笑着摇了摇头——她笑起来更漂亮了——说，你还是个小孩子呢。
我不小了，我马上就满十三岁了，我可以干很多事，我扛得起枪，也可以走很多路，我今天就跟着你们走了三十多里路，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累。
你跟着我们走了三十里路啦？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问道。
是的，我再走三百里也没事儿。
来，你跟我来。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我领到了一个不漂亮的女兵面前。
连长，我有事要向你报告。她立正之后向那个女兵行了个军礼。
我这才知道那是个女军官。我原来还以为谁漂亮谁就是军官呢。那连长和蔼地看了看我，说，是不是这小姑娘又要当兵呀？
她说，是的，她都跟了我们三十里路啦。
哦，那今天回不了家了，让她跟你们一块儿吃饭，然后找老乡帮忙给她安排一个住的地方。
我一听，高兴坏了，我说，连长——我当时也不知道连长是多大一个官，你同意我当兵了？
她摸摸我的脑袋，问，小姑娘，这路你走过吗？你自己明天敢回家吗？
我说，这路我走过好几回，我自己敢回家。但你们不让我当兵，我就不会去，我要一直跟着你们走。
其他几个女兵也围了过来，听了我的话，就笑了。
连长让我坐下，笑着对我说，小姑娘，现在仗快打完了，我们不需要战士了，就是我们以后也要到地方去工作呢。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国家，所以呀，你现在应该回去好好读书，掌握知识。
我还闹着不干，最后，连长就对我说，你先去吃一点东西，然后让这位姐姐睡一觉，明天再决定你当兵的事吧。
我听她这么说，只好等明天了。那天晚上，我既激动，又担心，怎么也睡不着觉，眼前总是晃动着我当了兵以后的情形。到了下半夜，我睡着了，睡得很死，待醒过来，太阳已升起一竹竿高了。周围静悄悄的。我觉得不妙，翻身爬了起来，问那位大伯，队伍呢？
大伯笑了，说，队伍哇，鸡叫前就开拔了。队伍上的老总给了你五块钱，让你醒来后赶快坐船回去，免得家里的人着急。剩下的钱去交学费，让你一定好好学习。他说着，就把钱给了我。
我一听就哭了，我十分懊悔地说，我要是不睡着就好了，我要是不睡着就好了。哭了一会儿，我要给大伯留一块钱，他死活不收，说队伍上让他照顾我，已经给了他一块钱，我只好坐船回了家，渐渐也就死了当兵的心。
但过了没有一年，我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招聘团赴湘招收女兵的消息。我激动坏了——那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只觉得报上的消息像迷魂药一样，把我的整个身心都迷住了。我当即就给父母说，我要到长沙去考兵。父母怎么也不同意，说哪有女娃娃成天想着去当兵的？何况你这么小，部队怎么会要你？就是要你了，谁照顾你的冷暖？他们不同意，我就闹，发脾气，使性子。最后，我表姑旷运魁和我大姐的女儿旷湘清——也就是我的外甥女——都知道了新疆要招女兵的消息。她们两人闹着也要去。这一下，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我表姑当时已十七岁，旷湘清当时已十八岁，有他们两人同行，父母放心了一些，但对我当兵的事还是没有松口。于是，我们三人不顾家人的阻挠，决心偷偷地去长沙参军。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约定的是三月二十三日，我们从各自家中出发，在衡山县城我五婶家集合后，再一起往长沙走。
母亲最知女儿的心，她说她要去邻居家借鸡蛋，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要煮着让我带在路上吃。爸爸已下田去了，家里只有八岁的大妹和两岁的小妹，我知道这是离家的好时候，拿了几样简单的行李就要走。大妹怀里抱着小妹流着鼻涕哭着送我出家门。我抱了抱小妹，又亲了一下大妹，说，你没要听爸妈的话，姐姐以后有出息了，会给你们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说完，我就飞一般跑了。
母亲借了鸡蛋回来我已经走远了，她老人家把鸡蛋煮熟后，走了十四里地赶到城里五婶家，五婶说我们已去赶渡船了，她又提着鸡蛋往船渡跑。我们正在上渡船，没来得及和母亲说几句话，就要开船了。母亲就那样站在岸上看着我们，我看到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终于看不见了。我没想到那竟成了我和母亲的永别——我到新疆快十年了，还没有回过家，她于一九六〇年三月在长沙去世了。
我出来时上身穿的是表嫂给的一件小花花衬衣，外面罩的是母亲用床单布给我做的一件大襟褂子，下身穿的是一条兰士绸裤子，脚上穿的是舅妈做的一双兰士林布绣花布鞋；行李就是一把雨伞，一只布袋里面有一把小剪刀，以及草纸、钢笔等物件。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记得到了长沙后，别人一看我那土里土气的打扮，就笑我是乡下的女娃子，他们特别爱笑我脚上的兰士林布绣花鞋。我一气之下就用小剪刀把鞋子上的花剪掉了，再一根一根地把线头也摘了。
我虚报了年龄，把十四岁报成了十六岁半。然后就是填一张表格，再写一篇自传，然后去参加体检。最后就是天天去看榜，就像考秀才看榜似的。过了两天，榜就贴出来了，我一看，有我的名字，我被录取了！从这天起我就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我表姑和旷湘清也考上了，三人高兴得什么似地，抱在一起哭了一场。
我被编在一大队一中队一分队一小组。临走之际，招聘团给我们放了有关新疆的电影和歌曲，葡萄满架，果实累累，真令人陶醉和向往，这更增强了我们建设大西北的决心。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奋斗！”，“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为建设新疆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等等。
因为长途行军，我年龄又小，对坐汽车还不适应，领导照顾我，让我坐驾驶室。当时汽车的车身比较窄小，我坐在中间，感到很挤。但比起坐在车上的人，已是享福了。驾驶员是一位班长，甘肃人，他和另一名驾驶员坐在我两旁。
我们共有四个大队，三千余人，前面三个大队全是湖南女兵，后面的四大队有部分男同志，还有前面几次进疆时留下的病号。整个车队浩浩荡荡，那时全是土路，车行之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我们那辆车是一百辆车的排头车，走在最前面，我一直想知道车队有多长，但我一直没有看到车尾在哪里。
一过兰州，西北军区专门派了一个全副武装的连队护送我们，每辆车的车头上都架着一挺机枪，一幅严阵以待的样子，搞得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原来，河西走廊一带土匪成群，特别是乌斯满经常在新疆在甘肃之间流窜，因此要特别提防。我们每辆车上都有三名男战士，每辆车的车头都架着一挺机枪，战士们的警惕性很高，都是全神贯注，眼望前方，趴在机枪上行进，保卫着我们的安全。我们则把头发盘在帽子里，扮成男兵模样，一有情况后，就端起手中的洋伞，虚张声势。
女孩子们平时都爱干净得很，但在西进路上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们车队上路后，不能随便停车。所以解手时只能解在盆子里，然后再从车上倒下去。那盆子也就成了多用途的，除了在车上解手时用外，宿营了洗一洗，再当脸盆；吃饭时又把它作了盛菜的工具。而开始大家怎么也不习惯。那是在甘肃定西的时候，有一次每个分队分了些生骆驼肉，没有工具煮，队里的领导就让用盆子。大家怎么也不干。就望着骆驼肉干瞪眼。直到那些男兵们煮出了肉香，我们才忍不住了，也不管那么多了，就把它当煮肉的锅用了。最后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以后再把它当菜盆饭盆，再也没有人说什么了。
对了说起吃饭，还有一个小故事呢，记得有一天，西北军区的一位首长来看望我们，见了我们这些湖南新兵就问，小鬼们吃饭了没有？我们用湖南方言同声回答，报告司令员，我们一个多月都没吃饭了。他又问那你们吃的什么？我们说吃的馒头。我们说完，就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那时还只把米饭当饭，把馒头当零食。
我们当时乘坐的道奇牌汽车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这些汽车美美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一九四五年国共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用这些汽车支援国民党政府。历经十几年硝烟烽火，车辆早已破旧不堪，无不是带着“重病”上路。一天能勉强走上百多公里就谢天谢地了。我们给它编了一个顺口溜——
一走二三里，
抛锚四五回，
修理六七次，
八九十人推。
因为单车特别容易遭到土匪的袭击，所以一辆车坏后，整个车队都得停下来。我们每天都要推上好几次车，很少有能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所以只好常常在半路或戈壁滩上过夜。即使这样的车在当时也很少。车少人多，一辆车往往要拉四十多人。我们只有轮流着坐一会儿，轮流着站一会儿。坎坷不平的土路汽车一压，就陷进去几十公分，车子所到之处无不尘土飞腾，日月无光，不开车灯就无法行走。车里的尘土整天弥漫着，土腥味儿使人呼吸维艰，好多人呕吐得一塌糊涂。一天下来，浑身的泥土使大家像土地爷一样，我当时还作了一首诗呢，名字就叫《进疆路上》——
女兵进疆真叫苦，
颠翻五脏和六腑。
稀饭大饼吃不饱，
补上一斤河西土。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走啊走，走了一天又一天，一问，还要一个月，还有五千里，问到最后都不敢问了。我那时才知道，世界上的路确实太漫长了。我们宿营也没有定处，有时是在老乡的驴圈、马棚里；有时是在汽车底下凑合；有时是在戈壁荒滩上；有时是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最好的一次是住在酒泉的戏台子上，比较干净，又通风。因为长时间没换衣服，我们每个人身上长满了虱子，哪里痒一摸就是一个；头上也是，休息时大家还互相帮着挤头上的虮子，那虱子之多，直到现在我想起还浑身发麻。一路上没有饮用水，干渴难忍，浩翰的戈壁却很会捉弄人，它经常让你看见一个个波光粼粼的湖泊，但你走拢后，它就消失了，一滴水也看不见，只是诱惑得你更加饥渴难耐了，那就是戈壁上的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