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报刊代表了中国第一个政治报刊时代，其主要特征是：
第一，办报成为维新政治活动家们以主要精力为之的一项活动，新闻界“政治家办报”的重要传统，就是从这一时期发端的。
第二，维新报刊大多以政论为主，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
第三，报刊宣传和当时的政治活动联系得非常密切。
维新派报刊，冲破了封建统治者对报刊言论出版的禁忌和限制，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宣传，推动了维新变法的开展；向读者进行了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了读者抵御外侮、奋发图强的爱国精神；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文化的启蒙，推动了民族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打破了外人办刊的垄断，开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提高了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创造了一种新的报刊政论文体，影响了一代文风。
更为根本的是，维新报刊的启蒙，使一部分先进中国人的世界图式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开始在新的参照体系下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这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陌生，那样的新奇。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中的精英分子眼里的世界与中国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一些专业性报纸也纷纷创刊：1896年，李伯元在上海创办《指南报》，这是我国最早的消闲性小报；1897年，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农学报》；黄源澄在上海主编的《算学报》，这是我国最早的专业性科技报刊；1898年，康同薇、李惠仙在上海创办《女学报》，这是我国最早的由妇女主编、以妇女为读者的报纸。
这一切都显示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变、生活的变迁，同时，中国人眼里的世界缤纷起来。
中国近代革命报刊的高潮
从1900年起，中国近代报刊出版事业在救亡热潮的推动下，从戊戌变法后的谷底逐渐回升，并形成新的高潮。从1899年到1905年，这短短几年里，中国内地新创刊的中文报纸达354种之多，其中大多是政治上主张温和改革的报刊。比较著名的有《大公报》《东方杂志》《时报》《京语日报》等。
其中《时报》在内容与形式上更加接近新闻纸，首创了“对开报纸，分为四版，两面印刷”的现代型版式，成为我国报与刊分家的标志。该报重视言论，多用专电新闻，副刊设立了小说专栏，以译介西方文学名著为主，每天必登。该报还出版教育、妇女、儿童、图画等周刊，内容丰富多样。该报采用大字标题，版面务求醒目，后期注重新闻图片，常用复色套版印刷。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真正兴起的标志是1900年1月25日，兴中会在香港创办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设置论说、国内新闻、广东新闻、香港新闻、来稿、来件等栏目。重视言论，每天都有论说。
在《中国日报》影响下，1900年以后革命人士大量编印具有革命思想的宣传小册子。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兴中会时期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湖北学生界》《江苏》和《浙江潮》等报刊，大都倾向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这一时期，归国留学生在上海、杭州一带创办的革命刊物主要有《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和《杭州白话报》等。其中，《中国白话报》创办者为林白水，创办于上海，设论说、新闻、实业等栏目，以白话为武器，以社会底层群众为主要对象，旗帜鲜明地宣传反帝爱国，反对和平改良，号召工人、农民结成一个大党，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独立共和的政府。
从同盟会成立到武昌起义前，海内外出版的革命报刊达到百种以上。除《民报》外，著名的还有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广东、香港地区的革命报刊《有所谓报》《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等。武汉出版有《商务报》《大江报》等革命报刊。《大江报》以新军的士兵与中下层军官为读者对象。该报于1911年7月16日发表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的时评，驳斥立宪党人言论。7月26日又发表黄侃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短评，呼吁中国要进行“剧烈之改革”。这样的认知水平，使得该报的新闻具有真知灼见，并能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现在的新闻为何缺少创见？原因之一就是被陈旧的“客观”观念束缚，不敢也不会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
这一时期，女报的涌现，成为新闻史上一大亮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革命思潮和时代大潮的涌动，使得思想观念和自由被束缚最为沉重的女性，出现了思想上的觉醒。她们走出生活的小圈子，融入时代大潮，以女性独特的视角，认识和思考这个灾难深重的中国，探索人生和命运的转变。《女报》《女子世界》《北京女报》《神州女报》等是其中的代表。康有为之女康同薇参与了1897年在澳门创办《知新报》的工作，并成为一名记者，她掌握了英、日两门外语。她在《知新报》上发表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等论文是其代表作，也是中国新闻史上极有创见的新闻作品。
创办于1898年7月24日的《女学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女报。辟有论说、新闻、征文、告白等栏目，内容分修身、教育等16门类，多为宣传维新变法，大力提倡女学，争取女权，要求男女平等，主张婚姻自主，要求妇女参政，反对封建迷信，反对陈规陋习。女学报的主编、主笔全是女性，她们是中国妇女的最早觉悟者。报纸内容丰富多彩，探讨妇女问题，指导妇女生活，调查妇女现状，发表妇女文学，报道介绍世界妇女等。在内容表述上，一般多采用白话、诗词、文白夹杂和浅显文言的行文方式，并多采用感性化、形象化和抒情化的语言。
秋瑾是《中国女报》的主要创办者之一。该报创办于1907年，为综合性月刊，每期约60页，设有论说、演坛、译编、传记、小说、文苑、新闻和调查等栏目，文言白话并用。
秋瑾在她的新闻作品中，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了封建制度及纲常伦理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亿万妇女从降生人间直到葬身黄泉的种种悲惨遭遇，愤怒批判了重男轻女的各种谬论，深刻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提出了妇女解放的一系列主张。她的自传体长篇弹词《精卫石》描述了一批内地妇女走出封建家庭，结伴赴日本留学和参加革命团体的故事，登出后引起极大反响。秋瑾的作品，是新闻中之极品，其精准真实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她在《敬告姐妹们》一文中，将中国妇女的状况刻画得入木三分：
“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涂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地媚着，气虐是闷闷地受着，泪珠是常常地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地过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许正林《中国新闻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辛亥革命时期，政治报刊的繁荣，形成了国人第二次办报的高潮。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出现，党报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政党斗争的主要舆论工具。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党报具有明显的特征：政治上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内容以时政新闻与言论为主，读者对象主要是政界和上层人士，不以营利为目的，对政党具有绝对的依赖性。
1905年《民报》的创办，标志着资产阶级政治报刊向政党报刊的转型。孙中山为其撰写发刊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以及“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主张。
《民报》设论说、时评、译丛、纪事等栏目，以发表政论为主，大篇幅介绍法国革命的历史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包括《人权宣言》《民约论解释》和《法兰西第一次大革命之真景》等文献资料和历史图片，介绍1905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印度、越南、朝鲜等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甚至还刊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片断。同时，《民报》还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论战。
在这一时期，通讯、特写和消息评论成为报纸的主要内容，记者的采写受到了重视，地位大大提高。而这一时期的评论也形成了独特的文体，出现了一批时事评论家——他们也是记者中的精英。党报的倾向性是不需掩盖的，但是倾向性越是强烈，就越是重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承认自己“主观”的，倒未必真是主观的。
中国近代商业报纸的高潮
辛亥革命之后，商业报纸的发展也为新闻传播提供了新的广阔路径。1909年，《申报》由国人自办，史量才于1912年10月接掌后，该报发展成为著名的大报。之前，《申报》通过在经营中采取廉价策略，在价格战中打败了竞争对手《上海新报》；在新闻采集上，《申报》因重视独家现场报道而赢得声誉；在发行上该报采用上门送报、雇佣报童沿街叫卖等方式。
史量才接管《申报》后，还于1932年至1934年出版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和申报丛书，并创立了申报流通图书馆、新闻函授学校、业余补习学校等。史量才还接受陶行知的建议，抓好“一头一尾”，即言论和副刊——申报《自由谈》，建立起由鲁迅、叶圣陶、郁达夫、巴金、老舍、茅盾、陈望道、章太炎、吴稚晖等人组成的新文学作者队伍，影响力达到顶峰。
1888年，福开森与美国传教士傅罗合作创办“汇文书院”，这是南京第一所高等学府，也是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书院的创办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培养新型高级人才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是上海第三份商业报刊。《新闻报》在与《申报》的竞争中采取了“竞近不竞远”的方针。其经营完全按照商业原则，成为旧中国发行最广、赢利最多的第一大报。它最早开设经济新闻专栏，其市场信息最灵通，大小商店均订阅该报，成为上海唯一的“柜台报”，并于1921年增设经济新闻专版，“一面报告最新之知识，一面研求既往之事实，同时编为统计，发为评论，并陈述商业上必要之学识及原理原则，企图理论与实际之调和，俾经济社会或可就此以为参考之依据。”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开中国近代新闻史之新篇。他是新闻界的全才，曾任《申报》特派记者，于1916年成立新闻编译社。他致力于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事业，所写《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专业教材，也是我国最早的新闻学代表作。他具有高超的认知能力，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和报人。“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衔其变”，广泛交游以捕捉新闻信息，随机应变能“守如处女，动若脱兔，有神鬼莫测之机”；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采访必工，采访中能够“数语已得要领”。邵飘萍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主体性和不凡的才能，是记者的灵魂——新闻之使命，唯有高素质新闻人才能承担。
邵飘萍创办《京报》，其目的是“欲以《京报》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主张民主政治，讲求新闻时效，注重对时局和战事的报道与评论。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利消息传来，《京报》率先报道；五四运动之后，邵飘萍遭到通缉流亡，其妻汤修慧大义凛然留守报馆；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该报20天内连发三次特刊，详尽报道惨案真相，揭露惨案发生原因，刊出“打倒外国强盗帝国主义”的口号；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该报连续两天用整版篇幅报道，并发行《京报特刊》；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以身相殉新闻事业。《京报》对新事物的探求和对新闻使命的执着，不仅体现在新闻上，也体现在副刊上。《京报》副刊也是新文学的主阵地。鲁迅曾在此发表《青年必读书》《可惨与可笑》《如此讨赤》等杂文，并连载著名小说《阿Q正传》。同时，该报也是最先向读者介绍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之一。
《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由新记公司接办，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大公报》坚持新闻立报，将独家新闻、现场新闻、新闻通讯作为报纸的主打产品，颇具时效。报社派驻国内外的特派员人数众多，版面上的专电、特写、特派员通讯成为当时的一枝独秀。此外，该报副刊可谓无所不有，多姿多彩，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大公报》在人才培养上，更是创造出一套独特的理念与机制，培养出范长江、萧乾等了不起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