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做学者型记者”
王永亮、郭晓明《学者型记者：终生不懈的追寻和力行——艾丰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述评之二》一文，作者的单位分别是北京广播学院、山东工人报社，这篇文章不妨看做是学院派和业界“双重视角”下的一种“记者出路”探讨。文章以新闻前辈艾丰的成长为例，剖析了“灵动的思考之笔”是“学者型记者的魅力之源”的命题。（王永亮、郭晓明《学者型记者：终生不懈的追寻和力行——艾丰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述评之二》，《新闻传播》，2004年第6期）
艾丰曾结合自己的实践就“学者型记者”论题作过这样的阐述：“学者型记者又可分两种：一种，注意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的结合，着力于新闻学的研究，记者兼新闻学者。一种，注意研究自己报道领域的问题，着力于某个专业的研究，记者兼专业学者。”比照艾丰辉煌的新闻实践，我们会发现艾丰不仅在记者和学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自身做“全”了学者型记者。
艾丰在新闻学方面的著作成了许多大专院校文科学生的必读书目。这些著作包括：《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新闻采访概论》《中国新闻媒介发展大趋势》《记者的素养和技巧》（合写）、《新闻报道与写作》（合译）等。其中，他以全新的哲学角度撰写的《新闻采访方法论》获得首届“吴玉章奖金”。他长期从事经济报道，著有《经济述评自析集》《沧海、桑田、乐园》等书。在许多人眼里，艾丰是一个很具权威性的经济专家。同时他在哲学方面也深有研究，著有《中介论》。
作为一个大器晚成者（艾丰40岁才上研究生，写了《新闻采访方法论》，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才开始成名），艾丰的成功完全来自于一以贯之的博学深思、厚积薄发，而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成分。作为研究者，当然应重视艾丰的诸多独创，但我们更重视的是，从他身上发掘出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关于我们学习和思考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艾丰十分重视知识素养和理论素质对记者成才的奠基石作用。在一篇题为《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文章中，他把人的本领总结为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知识”。1986年，艾丰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他的“就职演说”就是这样说的：“让我当经济部主任，其实我是不够格的。我认为，当《人民日报》的经济部主任起码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他要对全国的经济全局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二，在某一个经济领域有自己的独特的较为深刻的见解。三，要善于把经济转化为新闻。用这三条衡量我，第一条不具备，第二条不具备，由于这两条不具备，虽然我做过多年的新闻工作，所以我第三条至多也就是具备半条。所以我说我不合格，绝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谦虚，而是实情。当然我要努力，争取早日具备这三条。”
对于知识的得来，艾丰认为，记者最根本的学习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指出，“有些记者提高不快，甚至十几年、几十年停滞在一个水平线上，不重视新闻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指出了记者成长的“停滞”问题。这是新闻界一个非常沉重的普遍性问题。
文章结合艾丰的报道实践和理论著述，总结其四条主要的学习方法。
（一）记者的学习，主要是一种“综合式的学习”、“框架式的学习”。“学习的目的和要求，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要弄懂一切经济理论，更不是在一切专门的领域都钻进去。学习目的只是了解一个大概的理论框架就可以了。掌握了这个框架，一旦遇到了某个理论问题，知道它的门牌号码，知道在哪里去找它就可以了。”
（二）从实际生活中学理论。记者的工作岗位是在生活的第一线，是在社会发展的最前哨。“这是记者学理论的一个好条件，比较容易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这种情况下，记者的学习方法应该是“生活中找问题，理论上找答案”。
（三）寻找新闻的反映特点。艾丰指出，最基本意义上的那个新闻，并不仅仅在上层建筑之中才有，它是整个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现象，经济中有新闻，政治中有新闻，文化中有新闻，教育中有新闻，科技中有新闻，日常生活中也有新闻。记者要更多地来研究新闻在经济这个领域中存在和反映的特点。
（四）在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中提高。文章指出，作为学者型记者，艾丰极力提倡思考，他把他的新闻作品集命名为《思考的笔》，同时希望大家都来做“思考的笔”。艾丰认为，研究问题就要思考，记者不是无头无脑的“笔杆子”，他们是“思考的笔”：一要把每次重要的采访，都当成上一次“大学”。“采访对象是我的老师，采集到的资料，就是我自选自编的教科书，要舍得花工夫搞资料”。二要每个时期确定一个主要报道方向，便于在这个领域内钻得深一些。例如，1981年到1982年，艾丰重点报道城市建设问题，接连发出多篇具有影响的作品，被吸收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会员。三要注意把自己的积累按照特定的方向凝聚。一定时期，把它形成著作。四是记者一定要学哲学，一来提高采访的效率，二来有助于增加积累的效益。
文章进一步提出：“执著的科学精神”应该成为“学者型记者的自觉追求”。
还是以艾丰为例，文章指出，学者型记者的报道多具有较大广度和深度。艾丰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在不同时期，反复强调记者要有科学态度，要作观察家，要注意跳出旧思维的圈子，敢于和善于抓前瞻性问题。要注意写一些思辨性的作品，要把逆向思维和顺向思维结合起来，要学习、思考、探讨，要捕捉现象，深入分析；等等。这些自觉的要求和追求，正是艾丰的科学精神在其新闻实践中的外在显现。
艾丰说，新闻行业是“五说”行业：最先说话，说自己不甚懂的事情的话，公开说话，迅速说话，还要经常这样说。这“五说”加在一起，难免要说错话。这就需要记者“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把自己的本事练得更硬”。1982年初，人民日报社交给艾丰报道中央机构改革的任务。按照惯例，机构改革总要突出精简机构。在当时，应不应突出这一点？艾丰首先做的是没有盲从，而是翻阅了建国以来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资料，找来了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机构设置情况的资料，找来了苏联、东欧国家机关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发现一系列深刻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迅速搜寻“认知参照”，构建对某一问题的“认知图式”，从而为全面、深刻认识新事物打开“认知空间”。
在一篇题为《记者的科学态度》的文章中，艾丰深有感触地说：“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我们当记者的，思维更不能钻牛角尖”。文章提出，“强烈的责任感”，是“学者型记者”素质的基本内涵。
没有责任心的记者会觉得什么事都与自己无关。农业减产了，那是农民的事；产品质量下降了，那是企业家的事；火灾发生了，那是消防队的事———无论从行政上还是从法律上，这些与记者都没有直接关系，别人不找他，他又不主动，这样的记者还有什么事要干呢？这样的记者不仅成不了学者型记者，连一般记者也做不好。所以艾丰强调：
“一个好的记者，不仅要感到而且要时时处处感觉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只有这样，他才能有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把新闻报道搞好。”
文章提倡学者型记者要有“浓烈的个性化”，追求“笔不惊人誓不休”。
学者型记者采写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明显的个人风格特色。被艾丰自称为“四不像”的新闻作品《社会公平的辩论》，就是一次新的探索，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举重若轻，靠的就是他独特的思路———既开拓了新闻报道的新形式，也使个人风格得以充分显现。
文章指出，综观艾丰的新闻实践，他坚持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一路锐意创新，笔不惊人誓不休。其“新”的追求大体上可以做如下概括。
（一）对别人已经报道过的内容，力求有新的概括。
（二）从新的角度和新的层面表现对象。
（三）要善于提出新的见解。艾丰指出：“这个新的见解，应该包括采访对象提出的新的见解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形成的新的见解。总之，要使读者看了报道之后，知道一些他原来不知道的观点。”
（四）在语言上下功夫，力求在报道中加入画龙点睛的思辨性语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深刻的思维往往需要相应的语言来表达。艾丰的大多数作品都体现出浓厚的思辨性。如，在《新唐山的崛起》的报道中，在叙述建设新唐山困难的时候，艾丰说出了唐山人除物质困难之外，还有精神上的困难。稿件上写了这样的句子：“地震夺去了不幸人们的生命，而活下来的人则承担了全部的不幸。”类似这样的语句，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扩大我们的生活世界
记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项事业。
记者是一种社会角色，更是一种“集成型”的职业。
每一个社会角色，都有它不同的职业内容，掌握这个职业内容，要有足够的体力和智力的付出。多一个社会角色就意味着多一份付出，付出就是对人的精神资源的开发。精神资源不同于物质资源，它是越开发越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对自身精神资源的开发有两种途径：一是社会角色的提升，一是进入新的社会角色。社会角色的提升是指，虽身处一个社会角色中，但随着社会发展对一个职业要求的提高，人需要不断开发自身的精神资源，以适应发展中的社会角色的要求。进入新的社会角色，是指进入新的职业空间，换个角度开发自身的精神资源，以适应多种社会角色的要求。
现在的记者职业本身就是多种社会角色的综合。
作为新闻人，一个重大使命就是：不断扩大我们的生活世界。
一个人活动的空间有多大，他生存的空间就有多大；一个人思想的空间有多大，他生活的空间就有多大。
一般来说，生活世界本身就是现实的存在。人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方式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并通过自己的自由自觉的生活实践，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和现实能力等属于自己的价值尺度，建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对一个活的生命体来说，周围的世界不仅有它生成的土壤，更有它成长必需的空气和阳光，离开了周围的一切，生命就无从延续。
生活世界作为一个哲学对象，一般认为是由胡塞尔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正如在现代社会开端时，笛卡尔为理性真理奠基一样，胡塞尔重新思考了理性科学的内在基础和理性的价值、意义问题。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海德格尔、卢卡奇、梅洛庞蒂、许茨、卢曼、赫勒、科西克、列菲伏尔、布罗代尔、列维纳斯、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前赴后继，才得以对生活世界、伦理实践、交往活动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拓展了对生活世界的认识。
他们是清醒的，他们面对的世界也是简单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速运转、令人眩晕的超物质、超现实、超欲望的空间。恐慌如浊浪排山倒海，焦虑如火焰熊熊燃烧，我们看到的仅仅是陀螺一般旋转中变换了的色彩，听到的往往是无数杂音混合在一起的声音——迷乱已经不是一种呻吟，而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楚。
“我今天在干什么？”“我明天将去何处？”“我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在今天的社会，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在思考着这些问题，并孜孜不倦地为之求解。但是，答案是如此遥远和迷离。人们常常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自然不是人之外的、等待人去开发的荒原，而是人的对象性存在物，是人的本质和力量的确证，是人的相对于外部世界的“他在”。这样的自然当然不外在于人、先于人，而是与人内在统一的共生物体，是人的生活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自从人从自然中感觉到自己存在的那天起，一场没有结果也没有日期表的斗争就已经开始了。
千万年来，人对自然所做的事情，无外乎是不断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人的生活世界有多大，活动的空间就有多大。人的心有多大，他所能感知的世界就有多大。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如果可以飞越城市，飞越高山阻隔，飞越万里关山，那么他的眼界也就没有局限；一个人的求知空间没有藩篱，他的知识也就没有局限，他的心灵就没有地域限制，他的工作和生活也将超越出他所在的城市，甚至超出地球，飞向别的时空。
扩大我们的生活世界，不仅仅是在有形时空的奔突，更是在知识海洋里的遨游。这样的一种行为，已经成为一种与感性和理性没有必然关系的存在。知识是有形的燃料，而思考是无形的火焰——决定一个人内心世界大小的是知识，而决定一个人内心世界力量的是思想。在理想的熏陶和扶持之下，人的骨头可以坚硬有力起来。在知识和思想的兴奋之下，人的灵魂可以强大蓬勃起来。知识可以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变大，也可以将他的外在世界变大。
一个人的心有多大，他的世界就有多大，他的舞台就有多大。这不是唯心主义的狂歌——即便是狂歌也无所谓。对一个有限的生命来说，世界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认知——认知之外的东西，与他有什么意义呢？
从认识世界的角度来说，从知识中获取力量，不仅是一种捷径，也是一种智慧；从感知世界的角度来说，从思索中获取能量，不仅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超越。扩大我们的生活世界，拓展我们的智慧空间，不仅是我们生存的需要，更是我们拥抱未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