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仅仅需要穿透各种刚萌发的理论枝芽的机体，便可以看到虚无化的胚芽已经蛰伏在这个意识形态赖以生存的心脏中：这个信仰认为它已充分了解这个世界并已显示其真谛。如果这个信仰的主要领域是历史，对于其虚无化倾向的能量从它对待历史的态度中最强烈地释放出来，还有什么奇怪的？
它开始对历史从某一个方面去解释，然后将这一方面绝对化，最终将所有历史缩减成这某一个方面。历史的令人激动的多样化由于一种有规律的、容易理解的“历史法则”、“社会集团”、“生产关系”间的互相作用而被废弃，而这如此取悦于那位科学家的眼睛。然而这样渐渐地从历史中放逐了那些给予人类生活、时间和历史自身结构的最主要的事情：故事。（瓦茨拉夫·哈维尔著，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电子书）
哈维尔说，这样，故事就进入一个非意义的王国，它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独一无二和模棱两可。由于一个故事的神秘是人类可以讲述出来的神秘，失去故事意味着历史开始失去它的人类内容。人类生命的独一无二变成仅仅是历史法则的装饰，真实事件中的张力和激动被排除而视为偶然，因此对学者来说，它们就没有被值得注意的价值。历史变得令人厌倦。
意识形态与故事
对于过去的虚无化同样也将未来虚无化了：当“历史法则”被投射至未来时，将要怎样和必须怎样突然变得一目了然。这种必然性的炫目的照射焚毁了未来的本质：它的开放性。规划建立世间天堂是历史的最后结局，为了摆脱社会矛盾、人类的不良品质甚至贫穷，于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破坏。社会僵化成永久和谐的谎言，人被弄成纪念碑，象征着幸福的永久持有者——这些是无声地完成的对历史精神的杀害。
但是通过将它自己作为历史最终回归到自身的手段，意识形态不知不觉地地承认了它自己的毁灭。其主张是通过意识形态，历史最终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将要去的地方和怎样进行，这些都是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之下。意识形态展示了必将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也证实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它的使命便在于实现这种必然性。换句话来说，历史终于发现了它的最终意义。然而，问题是，发现了自己意义的历史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意义？甚至是否还是历史？
意识形态，声称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历史之上，变成了历史最大的敌人。这种敌意是双重的：如果意识形态通过彻底解释历史而毁灭了它，那么历史也以一种无可预见的方式呈现，从而毁灭了意识形态。当然，意识形态毁灭历史仅仅是意识形态式的，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权力却以现实的方式压抑历史。事实上，这是别无选择的，如果历史以其不可预见的方式呈现，来显示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这将令权力丧失其合法性。（瓦茨拉夫·哈维尔著，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电子书）
哈维尔看到，通过否定历史，权力不仅为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辩护，并且为其作为极权主义政权身份辩护。这个身份也有一个坚强的意识形态的庇护所：如果最初不是从一种意识形态中吸取力量——这种意识形态如此自满以致轻视除它以外的任何其他观点，如此自大地宣布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及这种使命所带有的所有特权——这种只存在一种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将很难存在，更遑论发展和壮大。归根结底，极权主义权力因此而得以出生、断奶以及直至今天浸透着这种偏狭的意识形态，它视多元化仅仅是一种被迫的邪恶，或一种形式上的俗套。这种核心原则无非是最初的意识形态的始终贯彻和其空虚的完美肉身化。作为合法的产物，这种原则利用意识形态的虚无化的能量，因而将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
“目前我们社会深受其害的气喘病是这场战争的自然继续——这种精神上的狂妄自大曾经向故事宣战，向历史宣战，因而也向生活本身宣战。”
“厌倦已经从历史教科书中跳出来而进入真实的生活。”
“任何羽翼未丰的极权主义首先试图限制和完全排除其他的权力源泉。开始是排除政治上的多元化。但与此同时或稍后，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多元化也随之消失，因为任何尊重这些多元化的权力将不是统一的权力。”（瓦茨拉夫·哈维尔著，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电子书）
这样，首先故事从公众生活中被赶了出去。
由于它自身特殊的重力——它的极权主义的重力——这个权力深化自己的极权性质和扩展其范围。它一旦宣称核心权力置于法律和道德之上，权力的行使便脱离公众的控制，政治上的多元化和公民权利制度上的保证将变成嘲弄，或者干脆取消，那就没有理由尊重其他任何限制。中心权力的扩张并没有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边境停留下来，而是任意推进这条界限至毫无廉耻地干涉曾经属于个人的领域。例如，一个鸽子爱好者俱乐部是享有自治的一种形式，现在发现他们处于核心权力的监视之下。这个权力通过在我的住房里安装窃听器，将我的呼吸（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从我说的话中识别开来，这个国家对我所说的话不能漠然置之。（瓦茨拉夫·哈维尔著，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电子书）
哈维尔指出，当反对党被禁止和审查制度被引进，对故事因而也是对生活本身的侵害不是完结，而恰恰是开始。因为它们更巧妙隐蔽，不直接的干涉有时更加危险，通常公众生活不是同私人生活截然分开的，现代文明中无以计数的现象将这两个领域捆绑在一起，因此它们变成一种两副面孔、两极和两维的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生活。尽管有时候以复杂的和隐蔽的方式发生，每一件在公众领域中发生的事件最终影响和塑造了私人领域，当公众生活虚无化了，私人生活也被扭曲和彻底虚无化。每一种彻底控制前者的措施对后者也产生致命的影响。
对多元化，对故事，对公众领域的侵害不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全部生活。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纵之网像一件紧身衣，它捆绑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现和结构的方式。所以生活从此萎缩、衰弱、耗尽，它变得廉价和平板，它变成伪生活。
“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和外面的生活相比，现在故事是如此之多。几乎每一个囚徒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令人震撼或激动的生活故事，当我在听这些不同的故事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像是处于一个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或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不管我怎样认为我的狱友们丰富多彩的叙述，它们反正不是极权主义虚元化的文献。相反，它们证明了这种叛逆，独特的人性用叛逆来抵抗它自身的虚无化；并且用自身具有的顽强精神来无视这种消极性的压力。不管在任何所讲述的故事中是否是有罪或是不幸占了上风，这个世界中人们的面孔是特殊的和个人的。当我从监狱中回来，我在某处写过在一个24个人的牢房中你可能遭遇到比几千人住的多层高楼更多的真实故事。人们真实地受着气喘病的折磨，极权主义国家的那些苍白的、奴隶般的、服从的、整齐划一的、牧群般的公民，在监狱中并不会发现很多。相反，监狱变成一个将这样一些人集合起来的地方，这是些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突出的人，他们看起来是莫可名状地与这个社会不协调，是执著之极的真正的人，是不可能使其顺从的人。”
“大概监狱总是那些以某种方式突出的人们较大的集中地。不过，我相信我自己在那儿所看到的也是在极权主义情况之下我亲身蒙受的。许多故事的性质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其逻辑是：这种制度所控制的工具的范围越广泛，清除个人化、限制生活抓得越有力，便越彻底地将所有的独特事物推向正常生活的边缘，并最终越出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监狱。将人送入监狱的镇压机关是一个有机部分，并且实际上是极权主义施加于生活的普遍压力的顶点：没有这个极端的威胁，许多其他的威胁将失去它们的可靠性。这肯定不是偶然的，从比例来看，捷克斯洛伐克坐牢的人高出美国若干倍。犯罪——我指的是真正的犯罪——在捷克不可能有这么多。”（瓦茨拉夫·哈维尔著，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电子书）
故事的个性与多元化
哈维尔指出，更多地要求单调划一，其结果必然是对差异与多样化的犯罪。
如果进入一个故事的角色们，只有当故事展开时才可以充分显示它们的个性，换句话说，如果个性要求一个故事将它变成它所是的，那么，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故事承纳和要求个性。没有独一无二的，互相间可以区别的个人，故事永远不可能进行顺利。因此，个性和故事像如胶似漆的双胞胎那样不能分离。
它们也具有一个共同的住所：多元化。个性，像故事那样，没有多元化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个性仅仅是与出现在其侧的另外的个性相比较和对照的一种可能。如果没有许多个性，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个性。
因此对于多元化的攻击是对于故事和个性的双重攻击，说实在的，个性的衰弱在发达的极权主义世界中是非常显著的，一种含糊的、呆板的、无差别的面纱附着于每件事情上，使其全部罩上灰色。自相矛盾的是，这种面纱也附着于它的来源之中：因为在自己的世界中排除了所有其他可作比较的个别角色，核心代理人也剥夺了它自己的个性，因此有了权力的奇怪的不露面、半透明性和躲躲闪闪，其语言的枯燥乏味，其决策的匿名性质。因此也有了其无责任感。因为当它的个性被弄得如此模糊不清，更有甚者，当它如此隔绝，没有什么人留下来尽责，怎么可能使一个代理人具有名副其实的责任感？
对于个性的厌恶并不是统治者某个人策划的事情，而是后期极权主义内的表达。它的中央集权制不可能与个性共存。如果我们将所有的颜色混淆，我们就得到一种肮脏的褐色。极权主义的意图就是将每一件事情完全变得一样。其结果是整齐划一，强制性地纳入同一轨道。牧群的心态、标准化的生活产生了没有自己欲求的标准化公民，它导致了无差别的故事和无差别的人们。这是一种平庸的大量产品。
如果有谁过多地反抗，或过多地失望，或过于坚持逾出常规的他自己的东西，或试图逃脱这种标准化的虚无——不是内在地就是跑到国外——换句话说，任何人使自己偏离就已经踏上一个他将永远不再破坏社会生活指定形式的地方：去监狱。
曾经是罪恶受到惩罚的地方，现在监狱成了一种“教养院”：特殊的人们和他们的稀奇古怪的故事的一个废纸篓。每当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新的牢房，我总被问及从哪儿来，当我回答：“布拉格”，跟着的问题总是：“布拉格的什么地方？”
当我说我从第吉瓦尔茨来，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这最初令我惊讶，但是很快我明白了：在这样的有着个性化故事的老式世界中，一个有特色的故事像城市的一个街区一样发挥作用。显然，仍然有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第吉瓦尔茨，荷力松瓦尔茨，或莱肯不仅仅是一个地址而是一个真正的家，人们并没有屈服于现代住宅区标准化和虚无化的压力（那里你永远不能说出你居住在什么城市），仍然着迷于他们的街道，在街道角落的小酒店，马路对过再前面的杂货店——以及和那些当地居民联系着的故事，其神秘隐蔽的意义。
最自然的问题是——哪儿是你的家？这是我在监狱中最经常被问及的问题。我所生活在其中的制度其历史有说服力地证明：没有经济上独立自主、人们参与其中的多元化，没有竞争，没有市场，和它的制度上的保证，一种经济将要萧条和衰退。（瓦茨拉夫·哈维尔著，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电子书）
哈维尔追问：那么为什么这个制度如此顽固地反对恢复这些被证明是经济生活中的手段？为什么所有这些努力不是被弄得半生不熟就是遭到镇压？其最深的原因不在于领导层的恐惧，即这将导致意识形态的争端，也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保守主义，甚至这样的担心：如果中央放弃它的经济权力，也将放弃其政治权力。
依我看，真正的原因——这又是建立在极权主义自身的本质之上——在于它压倒一切的惯性之中。它不可能放弃对经济和像经济这样生活中要害部分的控制。如果它意识到经济上的多元化在制度上的保证并承担和尊重它们，这将认可在它所宣称的总体权力之外的某种东西的合法性。这将否认它自身的极权主义本质和终结它自己。至目前，压倒一切的惯性总是避免令其制度从本体上自我崩溃。（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或许在某天出现反对这种惯性，并迫使这个制度真正地放弃它的本质，但是它至今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发生。）（瓦茨拉夫·哈维尔著，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电子书）
哈维尔指出，当人们不再参与经济生活中相对是自发性的活动，他将失去其社会和人类个性的一部分，失去其创造自己的人性故事的希望和一部分。
我目前提及此，是因为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集权化所产生的标准化虚无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类似的经济上的集权化——作为普遍的控制生活的非直接手段之一——远远不是那么明显，并且这是造成更大危险的东西。（瓦茨拉夫·哈维尔著，崔卫平等译《哈维尔文集》，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