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每18个月的性能提高一倍，而成本下降50%。”这一全世界公认的“摩尔定律”的实现，把潜在的社会需求变成现实——普通中国人的“微机时代”就这样开始了：1996年，中国人购买微机达到210万台，比此前十几年还要多，而私人电脑的比例增加更快。此外，这一年中国人还买了十几万辆汽车、几十万台影碟机、几百万台空调、上千万台彩色电视机——但这一切都不如电脑让人更兴奋。《试验区报》有位记者写道：“电脑成为城市居民的新宠。”还有位记者索性说：“中国家庭进入电脑时代。”而《中国青年报》发表于1996年12月15日的一项针对北京市的调查表明：1996年有47.7%的中学生家里有电脑或学习机，81.1%的中学生用过电脑，100%的中学有电脑和计算机课，在中学生里有9.9%每天使用微机，30%经常使用，学过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人达到了32.1%。这些学生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谁能成为********的比尔·盖茨。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中国人对电脑的狂热，正好出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新技术被引入普通消费市场的时候——这项新技术就是互联网。曾经对互联网不屑一顾的比尔·盖茨，在1995年的某个夜晚幡然醒悟，给公司3万员工发了一个叫做“互联网大冲浪”的电子邮件，后来在美国广为传诵。这是他最脍炙人口的决策之一，他在邮件中要求下属在第二天早晨把电脑里的旧程序全部删去，义无反顾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1995年到1996年之间，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网景”和“雅虎”的前后上市，并获得巨大成功——这被看做世界互联网历史的起点。
其实，历史的前奏早在10年前即1984年就已经开始。当时，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两个研究生桑迪·勒纳和伦纳德·波萨克，设计出一个小型的本地路由器，开启了计算机终端互相连接的时代。这对年轻人将微处理器与一套相当复杂的软件相互耦合，制造了最初的网络设备。后来他们创办一家公司实现大规模生产，这就是后来人人皆知的思科公司。由于网络技术还是一个新事物，前景不明朗，所以多数人对它并不看好，思科公司也曾经一度陷入窘境，后来是硅谷的风险投资机制拯救了他们。一位叫唐·瓦伦丁的老板在思科影影绰绰看到网络革命的曙光，他借助250万美元的投资，成了思科公司的董事长。后来他用2亿美元购买了两位年轻人的股本。思科从此快速成长。
借助新的网络技术，越来越多的信息流在企业之间流动，越来越多的企业站点连到互联网上，对路由器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到1995年，思科已成为网络市场的领导者，它生产着全球互联网骨干网络中80%以上的交换器和路由器。瓦伦丁当年用2亿美元购买的股本，在股票市场上升到60亿美元。这是“10年定律”的再现。经过一连串发现、创造、推销和无孔不入的钻营之后，网络技术不仅遍地开花，而且还导致美国政府制订规模庞大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此时的中国人，正在大张旗鼓地建设高速公路。随着公路从中心城市向遥远的地方延伸，人们已经能够目睹车流滚滚的情景。可是要说“信息高速公路”，人们还处在蒙昧时代，也无法想象信息的高速流动是个什么样子。互联网技术的革命，再次从西方开始。而被“出国潮”卷到大洋彼岸的留学生们，再次成为先知先觉，他们是最早意识到了互联网深远意义的中国人。一位叫丁健，他在1993年与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联合发表了论文《中国互联网学术网络研究》；一位叫田溯宁，他眼见克林顿向美国人兜售“信息高速公路”，不禁为自己的国家而焦虑，他撰写文章发表在中国的报刊上，呼吁中国人“重视互联网”。1993年冬天，两个留学生走到一起，借助于一位华裔美国人的50万元投资，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创办亚信公司——那时候互联网在美国也刚刚露头。
1993年夏天，中关村连通一条接入互联网的线路，端口设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机房中，依靠电话线路，拨出6个号码才能上网。这是中国互联网历史的最早记录。就像微机最初不过是少数学者的工具一样，在这个夏天，高能所机房里的这条网线，只不过是满足少数人猎奇心理的玩物。直到1995年春天，丁健和田溯宁走进中关村，把亚信公司和互联网的概念带了回来，他们到处发表演讲，传达“解析”“网站”“主页”“IP地址”等新概念。
还有一位名叫张树新的女士，她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是一个对新事物有着超越常人敏感的人。1996年，她把一个大广告牌树立在中关村白颐路南端的街角处，上面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也就是她刚刚开张的“瀛海威网络科技馆”。那时候，她刚刚在美国度过一个假期，回到北京，浑身上下散发着大洋彼岸的互联网气息。她坚信中国必将再次步美国后尘，就像过去十几年反复出现的情形一样。而当她去邮电部申请信息服务的资格时，那些官员完全听不懂她要做什么。她曾向媒体介绍自己的公司：“这是中国互联网商业领域的第一家公司，也是邮电系统之外最大的一家服务商。”
在互联网的创业史上，张树新不是一个成功者，但是在中国互联网新闻的历史上，她绝对是一位开天辟地的人物。她的第一份工作是记者。她在“瀛海威”成立之后，请来几位自称懂得互联网的人，又花了不少钱做广告，投资如流水一般出去，有去无回。而“瀛海威”刚刚开始运行，就发生了一个传奇般的故事，轰动全国。一个女孩儿在“瀛海威”上留下一封信和一束红玫瑰。她说自己得了血癌，每天留下一段告白。她的名字叫“Rose”，而她也真的像玫瑰一样只出现了十几天，然后消失。没有人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人，但是网友宁愿相信她存在过，把真挚的祝愿送给她。一个美丽鲜活的生命转眼凋零，网友们万分悲痛，为她流泪，为她撰文。冰冷的互联网传达着人间温情，虚拟世界变得触手可及。这件事发生在1996年春节前，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互联网就像一个神话到处传播。据当时一份题为《关于中学生科技意识调查》的报告称，当时北京市拥有电脑的中学生中，已经有5.8%联网，另外还有33.2%的人想要联网，当时只有19.2%的人还不了解互联网——凌志军先生认为，“老实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张树新和‘瀛海威’，还有那个名叫Rose的已经告别人世的女孩。”
但是，张树新还是分文未进，并把她的700万元花了个精光——这预示了互联网是个“烧钱”的行当。好在“瀛海威”当时如日中天，不愁没有新的投资商加入进来。1996年9月，张树新完成第一次融资，夫妻二人的原始投资作价2120万元，占有公司股份的26%，另外两家公司则以现金购买了“瀛海威”其余的股份。
1995年3月，即“瀛海威”开张之前的大约两个月，亚信开始了和国家科委的合作，丁健和田溯宁进入到国家科委主持的互联网宣传计划中，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他们为中国人讲解什么叫“IP”，什么叫“互联网”。终于，在春夏之交，亚信接下它进入中国之后的第一个订单——建立“Chinanet”骨干网。“中国电信”显然注意到了互联网在美国的崛起之势，他们租来一条64K的线路，打算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两个试验网络——于是丁健和田溯宁担当起了这一任务。“Chinanet”的建设过程，犹如一台微机的制造，用“舶来”的理念组装起来。亚信从美国买来整套网络设备，包括思科的“2501路由器”，用一条光纤专线把北京和上海连接起来，再与美国沟通。他们在完成这一切之后，忽然想到，这是第一个建立在互联网上的中文环境，所以还需另行编制软件，制定传输中文的统一标准。
亚信迅速完成这一切，为中国人申请了第一批互联网地址，他们都用“168”开头，听上去既顺耳又吉祥。但是就如他们自己说的，最初的网络是“试验”性质的，规模很小，只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各自拥有16个拨号端口，由于当时路由器的技术还在初级阶段，端口流量有限，所以能够同时使用网络的用户不超过320个。然而亚信的互联网事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开来，它也是整个国家的事业。公司每天顾客盈门，排着队签订单。两个开拓者心急火燎，忙着扩大员工队伍，可是在全中国也找不出几个能够说清楚互联网的人来。所以当初中关村白颐路上流传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能拼写出Internet，就可以到亚信去上班。”他们为外省建设互联网，为中央政府建立“金融骨干网”，为上海开辟“热线”，为北京承建“科技信息网”。
1996年1月，“Chinanet”也开通了，这个名字被官方翻译成“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媒体又为它加上“全国骨干网”的称谓。这的确是“全国”的，就连拉萨也有了32个端口，而在8个月前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加起来也就这么多。按照当时的报道，北京的拨号端口已经扩张到120个，能够支持2000个用户同时上网——好在当时上网的人很少，很少占线。
“全国骨干网”向中国各地延伸时，也正是“网景”和“雅虎”在纳斯达克上市之日，互联网一夜之间跨越浩瀚大洋。整个中关村都感受到了这股浪潮的冲击，但大多数人还在等待。只有“瀛海威”四处出击，这支队伍无论走到哪里，就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上面一律写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这样一口气扫荡了8个城市。当时，能够支撑“瀛海威”成长为一个大公司的技术准备、运营环境、市场需求等前提都不具备。当“瀛海威”用户超过3万户时，麻烦接踵而来：开户繁琐、线路阻塞、价格昂贵、拨号上网效率奇低，好不容易上去了又看不到什么东西。那时候还没有“内容提供商”，所以张树新不得不自筹内容体系，她做了互联网上所有的事情，却没有一个清晰的收费模式。投资者眼见公司财务只出不进，很快失去了耐心，导致她与股东之间的尖锐冲突。从1996年到1997年，“瀛海威”的辉煌不再，陷入黑暗。敏锐的张树新最早意识到：“‘瀛海威’成立太早了。它是在整个行业的投资与环境都不成熟的条件下做起来的。”1998年元旦这天，她对全体员工说：“现在的情形如同在大雾中驾车前行，不知道前面有没有陷阱。”6个月后，张树新在投资者的压力之下辞去总经理之职，从此离开了她的互联网之梦。而“瀛海威”也终于一天天衰落下去。
见识深远的凌志军先生为此发出了一番深刻的判断：“说来真是奇怪，新技术潮起潮落，生生不息，成为这个世界的推动力量，但是市场制胜的关键却不是谁的技术更新、更高、更快，而是谁的技术更加符合普通人的需要。先知先觉者纵然可敬，却难免遭遇‘高处不胜寒’的尴尬。对于市场来说，‘早到者’和‘迟到者’一样，都会失败。这在全世界屡见不鲜。张树新只不过是这一规律的‘中国版’故事。”此后张树新反复思量这段经历，在一本《跨越新千年》的书里有一段内心独白：“由于历史提供了这么一个机缘，我们有幸成为第一代人。我们走过了所有的路，几乎犯过了这个行业所有可能犯的错误。这是一段对每个人都有意义的历史。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都是巨大的财富，其他人再做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会犯很多错误，也许肯定会赢。”这是承认自己输了，又不甘心。其实，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张树新所开创的互联网事业，直到今天还没有输过。
至于亚信，它显然比“瀛海威”幸运多了，丁健和田溯宁当之无愧地被人称作中国互联网的“建筑师”和“拓荒者”。田溯宁在1999年辞职他去，后来成为网通公司的总裁，又经历多次变化，始终在经营一份国有资产。丁健一直留在亚信，他在2000年3月2日率领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由此打开了中关村通往美国资本市场的大门。亚信在1999年开始脱离互联网的主战场，进入电信行业。丁健称之为“转型”，其实他是盯住了“宽带互动”，并认为那是“中国进行跳跃式发展的一个新机会”。以今日之情形来对照，这是一个惊人准确的预言。
“历史进程延续既久，人们就会淡忘源头，总以为今天的故事都是今天才开始的，很容易剪去千条支流，把历史精华到只剩下一条主航道。历史有时候会埋葬开创历史的人，不然它就不能前行。”（凌志军著《中国的新革命》，新华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