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Web4.0时代，“它将赋予一个有创意的个人以强大的资源聚合能力和社会服务功能，到那个时候，或许资金、规模都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创意——独到的、稀缺的，且又合乎人们需要的创意。有了创意的个人可以借助强大的网络工具，足以与一个规模化的机构运作相媲美、相抗衡。到了那个时代，才真正是‘全民出版’的时代，自媒体才会大行于天下……与此相伴随的，当然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传播领域的规则与生态将焕然一新则是一定的。”（杨保军《新闻理论研究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总之，从Web1.0到Web4.0，是由于网络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传媒生态和游戏规则不断改变的过程。
这一切，已经不再是预言。论坛时代、博客时代、QQ时代、网游时代、微博时代、网络社区时代、手机3G时代，已经成为以网络世界为基础的现实。以网络世界为基础的“第四世界”，已经改写了人类生活世界的格局。
新技术条件下的民间新闻，使民间新闻传播者走出了狭小的私人空间，使民间新闻不再是简单的私人范围内的信息交流活动；狭小范围内的新闻传收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真正的符合新闻本性的传收；新闻本身是社会性的信息，公共性的信息。今天的民间新闻，其传播方式已经冲破了传统的点对点互动模式的单一性，走向了点对点和点对面共同的、融合的互动模式。
自媒体传播者具备了类组织化的特点，从而使民间新闻具有大众传播的特征，具有大众化媒介新闻传播的表现形式，也就具有产生类大众化媒介新闻传播的功能；模式转换或者多元化，使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新的表现方式，使主体间有了更多的、效率更高的信息交流渠道和方式。民间新闻传播者开始超越私人化的传播角色，正在转变成为社会化、公共化的传播角色；普通人作为私人和作为公民的角色在新的传播时代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身份统一时代；更能引起人们兴奋的是，普通大众在信息传播领域身份公共化机会的增多，也为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当新闻图景越来越成为人们共同塑造的图景时，也就意味着，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要为塑造新闻图景担当社会责任；自由、权利永远都是和责任、义务联系在一起的。
在“第四世界”的世界图景之下，职业新闻人的“话语霸权”将被消解。职业新闻人“靠特权生存”正在成为一个被不断打破的梦幻。
新时代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巨浪排空。
职业新闻人如何面对这历史的大潮？
传统的新闻媒介如何应对这历史的大潮？
2.2.3制度化新闻与民间新闻
杨保军先生对“新闻的制度化（职业化）构成方式”的剖析，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职业新闻人是在社会分工中出现的，但新的社会分工又使职业新闻人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一旦职业新闻人不能满足社会新的需要，就完全有可能被时代所淘汰。
由工业革命开启的近代社会，使新闻成为一种社会事业，出现了专门的新闻组织机构和专门的新闻职业人员。人类新闻传播的方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新闻传播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和影响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新闻生产成为一种自觉行为，新闻制度成为社会制度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这是对单一民间新闻生产时代的超越。传统新闻学把组织化新闻传播的诞生看做制度化新闻的开始，即制度化新闻和组织化新闻具有了同等意义。
在近代新闻传播业诞生之前，在一些封建帝国中，存在过制度化的新闻传播方式，如古罗马、古代中国。因此，新闻的制度化构成也是存在过的，封建政府也曾按照它们的统治需要建构过新闻图景和新闻信息秩序。有些封建帝国甚至拥有比较健全的信息传收制度。另外，严格来说，制度化或组织化新闻，与职业新闻也有一定的区别，职业新闻是以职业新闻工作者的存在为前提的，但进行制度化新闻生产的人，并不一定是职业新闻工作者。
制度化新闻的诞生是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是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对规模化新闻信息和其他信息需要的产物，当然，还需有一定的能够支持规模化信息传播的技术发明。当民间新闻无法充分满足社会需要时，社会就会创造出新的新闻传播方式。制度化新闻是按照一定原则、标准、程序和措施控制生产的新闻，制度化新闻的演变过程，也就是一定原则、标准、程序和措施在一定社会环境演变中不断明了、细化、变革、完善、制度化和再制度化的过程。因此，一定社会始终按照自己的现实需要来变革制度化新闻的存在方式和运行方式。也就是说，在新闻媒介与社会之间，前者从本质上是从属于后者的，是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新闻媒介、新闻传播对社会变动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
制度化新闻的构成景象，是各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影响和控制的结果，核心则是按照控制势力描绘出来的新闻图景。在一般意义上，新闻首先是各种社会力量、社会逻辑编织的结果及其呈现，然后又成为它们之间进行交往互动的中介。尽管造成每条新闻的背后原因是有差别的，但从原则上说，每条新闻都有其成为新闻的理由。
新闻交流并不是简单的事实信息交流，它往往也是各种社会力量及其交流形式、交流内容的体现或表现。从总体上可以说，一定社会拥有的整体新闻景象是所有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但就实际来说，谁的力量占据了一定社会的权力核心，制度化的新闻图景就会主要按照谁的意愿去塑造建构。这就像在一个大的集团公司中，谁拥有的股份最大，谁就实际控制着公司的整体蓝图一样。
从抽象意义上说，拥有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掌控力量的主体，也就左右着社会的上层建筑，从而也就掌握着描绘新闻图景的大笔。其实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就向人们揭示和指认了这样的社会事实。在这种指认和描述的背后，深藏的可能是社会演变中的规律性力量，这种力量尽管是由社会活动主体造成的，但又不是任何一类社会主体所能够左右的。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历时性的结果：在农业社会，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统治力量，只能够塑造出****的、农业化的新闻图景；而在工业社会，若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新闻图景只能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下塑造；若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计划经济的，新闻图景只能是****主义式的图景。而所有这些新闻图景，直接表现出与一定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相匹配的特色。
新闻图景往往就是社会制度框架的呈现，建构社会制度的主体是新闻图景的真正“设计者”，新闻媒介、新闻传播者不过是一些“建筑工人”而已。在他们背后的神秘力量，就是所谓的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就是说，社会并不会简单地服从某些人的意志，哪怕他们是统治者。社会运行的步调是所有社会主体活动的结果，因此，制度化新闻的合理构成方式，只能是社会主体的共同需要，而这在现实社会中又总是表现为过程，而不是结果。
杨保军先生指出：制度化新闻是组织性的新闻，不是民间性的自发新闻；新闻作为符号世界是可组织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不等于正当或应该）按照主体意愿构建的新闻，不管这种意愿是否正当。但这并不是绝对地说，这样的新闻图景都是对现实进行了歪曲和虚假化。
杨保军先生认为，制度化新闻媒介组织塑造的新闻图景与世界图景之间的关系如何，主要依赖于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也依赖于一定社会的新闻文化传统、新闻观念，依赖于一定社会对新闻功能的理解和期望。如果一定社会环境中的新闻制度本身是不合理的，不能适应社会正常发展的需要，那就难以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事实世界。反过来说，合乎社会实际需要的新闻制度，它所支持的新闻观念、新闻手段才不会违背新闻的本性，塑造出来的新闻图景也不会背离真实的世界面目。
制度化的新闻是规模化的、标准化的、稳定的新闻，它的生产是程序化的，在一定时期也是刻板化的、框架化的；新闻图景因而是景色框架中的图景，不是自由自在的图景。制度化新闻常常成为社会正常运转的一种标志和一种形式，它为社会大众提供了理解一定社会的主导信息流和信息指向，同时还提供着其他各种各样的意见流、意识流、文化流等；社会大众在表面的自由收受中，实际接受着这种信息流的限制和约束。制度化新闻总是努力要把人们的眼光聚拢到制度建造者希望的方向，并且总是希望人们更多地看到制度光明的一面。
新闻一旦制度化，就会在不同的制度向度上表现出不同的追求和结果，受到不同制度向度上的支配和控制。政治上的制度化，使新闻传播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事业，成为思想意识中心，成为政治权力展现自身“光辉形象”的中介和平台；经济上的制度化，使新闻传播业成为一种相应的事业或者信息产业，这要看经济制度本身的特征，但不管哪种经济制度、经济体制，都会以自己的机制调整新闻传播的方向盘；文化上的制度化，使新闻传播业成为某种文化制度所希望的文化传播者，成为构建和宣扬一定文化认可的价值观念的重要力量。
如此一来，不管事实上有没有新闻，有多少新闻，制度化的新闻都会采取各种办法把自己的新闻信息空间填充满当，绝对不会让媒介作为新闻传播者或其他信息的传播者空转。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新闻景象呈现了制度的诉求，表现了制度的面貌，并且是制度想要的面貌。制度化新闻不大可能创制出反制度的新闻，偶尔的使制度感到丢脸的新闻，本质上也是为了维护制度的正常运转。
当所有的媒体都在正常运转着，也就说明社会正在正常运转着，人们在正常生活着，即使社会已经动荡不安，人们的客观实际生活已经变得混乱不堪，但只要媒介上反映的生活仍然是正常的、有秩序的，人们便以为一切都是正常的。媒介的新闻传播于是变成了一种符号、一种标识、一种象征。对于社会的每个成员来说，他们都生活在相对比较狭小的时空中，生活在一定的点上，而不是广大的面上。他们对事实世界的直接感觉是非常有限的，对外在世界的了解主要依赖于他人，依赖于大众媒介。因而，只要新闻媒介传播的新闻还是正常的，他们便以为社会就是正常的。制度化的新闻更会遮蔽真相，遮蔽现实世界的面目，甚至会制造假象。民间新闻却没有这种“意识”，他们往往是有什么说什么，没有值得说的、传扬的、散播的，也就闭上了嘴巴。只有具备了制造流言的基础，民间新闻才会制造流言。民间新闻对制度化新闻始终都是“挑刺者”甚至是“批判者”。当民间新闻不再有什么新意的时候，制度化新闻也就进入了新的境界。制度化新闻是“可控”的，而民间新闻是“自由”的。（杨保军《新闻理论研究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杨保军先生认为，如今，尽管网络技术使人人在原则上都可以成为新闻的创制者和传播者，但真正能够对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人们的一般日常生活构成广泛影响的新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通过组织化的新闻媒体所传播的职业新闻。因此，新闻的制度化、职业化构成形式，依然是并且将长期是人类社会新闻呈现建构的主要方式。“这大概不只是一种信念，也是基于现实的合理判断。”这种判断有其合理性，但是，必须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之上：那就是职业新闻能够敏锐地认识当前和今后的媒介生态所发生的剧变，积极主动地更新自己、提升自己，以适应“第四世界”的媒介生存竞争。
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形式，新闻本身就经历着一个从认知、表现到传播的过程。在不同的过程和阶段，新闻有不同的“过程形态”。杨保军先生在《新闻理论研究引论》一书中，以职业新闻传播作为对象，对“新闻的过程形态”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新闻的本源形态、传播形态、收受形态的演化和运行机制。
新闻的本源形态，是指具备新闻价值的事实或事实所包含的信息还没有得到传播报道的状态。人们平常所说的“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指的正是新闻的本源形态。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未经开发的“新闻资源”。
能够成为新闻本源态的事实在客观上有什么样的属性和特征？它与其他一般事实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杨保军先生指出，在新闻事实与非新闻事实之间，界限既是分明的也是模糊的。有些事实属于典型性新闻事实，有些事实则是非典型性新闻事实。新闻属性不仅具有绝对的一面，也有相对的一面。属性总是在某种参照中确定的，新闻性或新闻价值属性则更是在与主体的新闻需要的关系之中确认的，其相对性是必然的。
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不同性质、类型的新闻传播业，决定着它们在宏观上拥有区分新闻事实与非新闻事实的不同标准；不同媒体的具体定位，决定着它们对新闻事实与非新闻事实的不同标准；不同传播者选择新闻图式的差异，决定着他们对新闻事实与非新闻事实之间的具体划界也是不同的。这就是新闻价值的相对性——它不仅取决于事实本身的信息，同时也取决于传播者的认知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