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新闻哲学的思考:以人类认知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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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新闻哲学的诞生(13)

解释性报道的崛起

20世纪以来,客观新闻思潮在遭受方方面面质疑的同时,也得到进一步拓展。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都是对新闻的客观性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开拓了客观新闻思潮发展的道路。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解释性报道开始勃兴,并在20世纪60年代在报纸上占有主导地位,新闻报道进入崭新的解释性新闻的时代。

此时,新闻的认知属性得到了体现和发扬,新闻报道对推动社会认知、促进社会进步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解释性报道,即“把今天的事件置于昨天的背景之下,从而揭示出它对明天的含义”,也就是指将新闻置于一个适当的环境中,并用另外相关的背景材料装备起来。它意味着为读者解释、详述并分清形势。

就像哈钦斯委员会在1947年指出的,记者不应仅仅如实地报道事实,还应该报道出事实背后的真相。

其实,用一个更简约的表述:记者的使命是报道事实的真相。

解释性报道的出现,源于20世纪以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不断提高。

正如麦尔文·曼切尔在《新闻报道与写作》中所言:“各种事件接踵而至,而这些事件本身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一个‘为什么’变得与‘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时代开始了。”

新闻学者沃尔特·福克斯在《写新闻》一书中认为,在现代社会,记者必须成为分析家。

“为了满足不断要求深入了解新闻的读者的需求,作为分析家,记者必须透过事件的表面探索其根源。一位欧洲政治家总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下属:‘不要对我说出了什么事,而要对我说这意味着什么!’这句话已经成了现代新闻记者的座右铭。”(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这实际是对新闻“意义层面的真实”的要求。

解释性报道出现,是人们为理解工业社会以来的世界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面对复杂性越来越强的社会生活而找寻的一个出口。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新闻界,一大批调查性报道涌现出来。以“水门事件”为巅峰,调查性报道的地位不断提高。一些较大城市的报纸纷纷成立了调查报道小组。1969年,“调查报道基金会”成立,该组织以“对影响大众生活深远的事件,增进大众对其复杂、隐藏、晦暗面的了解”为宗旨。1975年,“调查报道记者及编辑协会”成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调查性报道记者之间的联系,推动了这一新闻形式的发展。

调查性报道实际上是对纯客观报道的扬弃。

传统的客观报道推崇直接的报道,是一种纯新闻的报道方式。在被动地记录事实的方式下,才使新闻报道偏离客观公正的轨道,导致了麦卡锡之类事件的发生。而调查性报道虽然有更多主观的参与,少了一些表面上的“客观”,却是在用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追求新闻客观性的真谛。

客观主义的争议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客观新闻思潮的发展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争议。

许多人坚称新闻的客观性是可以实现的,并且绝大多数记者编辑们认为,他们向公众提供的大都是客观的报道。也有不少学界、业界人士持新闻客观性无法实现的观点。

1964年,葛本纳在研究新闻报道的意识形态观点与政治趋势时提出:“基本上就没有非意识形态的、非政治性的、非党派的新闻搜集及报道系统……所有的新闻都是观点。”

1975年,以威廉士为首的学者们同样否定了实现新闻客观性的可能。他们认为,偏见来自“不偏见”,但是“不偏见”却是一种构想出来的而不可能达到的状况。所以如果将客观性理想构思成没有偏见,是一种错误的构想。

1984年,《路易士威尔信使报》责任编辑哈普提出同样的质疑。他指出,客观性理念的基本假设是有个真相,或者若干真相,而记者的任务则是去搜集他们,然后传输给读者。他认为,客观性本身就是偏见,不能替代有结论的报道;追求客观性的新闻报道,容易使记者成为简单的传递工具。

对此,约翰·C·梅里尔曾总结,客观性可能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在新闻领域自然无法实现。记者无法做到超脱、毫无偏见、不固执己见、没有成见和无所不知;记者必须挑选、组织和摆布事实,这是新闻的属性;从头到脚,新闻业都是主观的事业;记者是主观的、受个人条件限制的,仅仅只能给受众提供真实情况的肤浅介绍。

总的来说,虽然对于新闻的客观性能否实现等问题仍然存在诸多的争论,但在西方新闻史上,新闻的客观性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1974年,美国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记者编辑中,有98%的人“实际上把新闻定义为对客观性标准的尊崇”,“客观性准则构成了新闻产生的定义逻辑和职责的核心”。

1982年,另一项对153名记者进行的调查同样发现,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把新闻等同于“客观性”报道。客观性俨然成为“点燃新闻业发动机的燃料,是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

职业记者协会的伦理准则也强调了新闻的客观性,认为它是“资深职业记者的标志和我们奋斗的方向性的行动标准”。

在客观性的理论论证之中,纵观整个新闻界,没有任何一种新闻理念可以与客观性的理念相媲美。从一定意义上讲,客观性的理论论争过程,实际上是对客观新闻思潮发展的一个有力推动,引发了人们对于新闻客观性深入全面的思考,促进了客观新闻思潮的开拓和发展。

新闻客观主义在中国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门打开,西学东渐成为时代潮流。正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开始起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客观新闻思潮流传于我国,影响了一代学者和报人。梁启超、黄远生、徐宝璜、邵飘萍等人的实践和推介,对于近代我国新闻界的新闻客观性研究、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03年,梁启超提出“报之以客观”的主张。1904年,梁启超在著名的《〈时报〉发刊例》中提出:言论上的四字方针,即“公、要、周、适”;新闻记事上的五字方针,即“博、速、确、直、正”。1912年,梁启超创立《庸言》,提倡用平允之言、实用之言、独立之言,宣称“本报极力保持言论独立自由精神,与一切个人关系及党派无涉”。

黄远生在他的报人生涯中,一直将“新闻报道要客观”作为追求,并提出了新闻报道和评论应力求真实、客观、公正、全面的思想。他在《庸言》上发表的《本报之新生命》社论,系统阐释了这一观点:

“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绝不肯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绝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撷取其他之所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所凭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绝不急急于有主张。”(许正林著《中国新闻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徐宝璜在其“新闻界破天荒之作”的《新闻学》一书中,已经有了对新闻客观性的理论性论述。在“新闻之定义”一章中,他指出,新闻为事实,故凡凭空杜撰闭门捏造之消息,均非新闻。同时,他对西方早期客观新闻思潮中所提倡的并且在中国广为传播的“有闻必录”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并阐述了有闻必录导致新闻报道不客观、不真实的缘由。

但是,实际上,20世纪以来,近代我国资产阶级在新闻实践中都没有能够遵循新闻的客观性,许多报纸都利用新闻报道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第一张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中国日报》就倾向于在报纸上刊登大量未经核实的各地会党起义、变革****的报道,以营造天下大乱的情势。《苏报》则伪造有利于革命党的电讯和“上谕”,“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公开声称:“过渡时期之新闻,不妨略张声势。”

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整风时期,******号召反对党八股,提倡实事求是。

“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反复强调,对新闻报道讲真话、实事求是提出了要求:

“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的工作的缺点向人家公开,让大家参观……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了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支。现在我们专门发了这个通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1943年9月,陆定一在解放日报发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也对坚持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作出了论述。他的主要观点有:

“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在后。

“因此,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还是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事实。”

陆定一认为,新闻仅有“五要素”是不够的,保证新闻的真实性还必须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新闻界对于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的理解已逐渐突破了原来的观点,逐渐深化、内化。人们普遍认为,新闻报道的客观与真实,不仅要求所写的事例、人名、地名、时间、数字、引语等准确无误,而且要求反映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对于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新闻界提出了细节真实与客观、总体真实与客观、揭示事物的本质等三个层次的要求。

江****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要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把握事物的真实性——这实际上是对新闻的“复杂性”有了清醒的、自觉的认识和把握。

客观主义与新闻真实

在客观新闻思潮的推动下,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成为一个标尺。

今天,“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已作为新闻人的警句广泛流传。新闻必须真实,成为新闻界公认的法则。但是,由于新闻的真实性问题的复杂性,大家对此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吴高福《西方新闻思潮简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观点:

“新闻真实性的含义是多层次的,从本质上看,它既不是主观臆造、精神创造,也不是纯粹的自然事实的罗列,而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客观公正地如实反映。

“客观新闻思潮的发展过程也是研究和接近新闻真实的一个过程。

“由于新闻从业者每天都必须处理庞杂、繁复,甚至真假混杂的信息……新闻工作者必须有一套准则,来使之在短时间内尽量作出正确公允的判断,完成新闻报道的任务。

“客观新闻思潮中的新闻客观性原则,可以使新闻从业者借以确立新闻报道的准绳,在处理纷繁复杂和千变万化的消息、挑选和评核新闻事实时,有据可依。这样既加快了新闻从业者对新闻素材的处理,又保证了新闻报道内容上向客观、准确靠拢,使新闻报道更加易于趋向真实。”(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吴高福的探索,已经初步揭示出了新闻真实的层次性、过程性、主观性、条件性,只是还没有进一步对这一问题的实质进行剖析,没有明确到记者的认知能力与世界的复杂性这一根本上来。对这一问题,整个新闻界至今还处于经验层面,缺乏深入的哲学思考。

客观新闻思潮的演进,促使新闻媒体向广大受众提供越来越多的客观报道。客观报道是新闻报道的力量源泉。新闻记者致力于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事实,忠实地记录新闻事件,使得新闻报道中新闻的客观性理念得到肯定和提倡,同时否定了用主观意见代替客观事实的观念,这也符合人们对于新闻报道的一贯要求。

人们往往乐于在充满太多不确定的、不够可信的世界中,沿着客观的印记,找寻真相的影子。记者通过相对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更加真切地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和时代,了解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究竟什么样,将来还会怎么样等等。

正如许多学者的认识,新闻的客观性理念在于强调公正,以未经修饰过的世界图像呈现事实,而不在于主观的解释、判断。客观而真实,这是新闻报道的魅力所在,也是新闻报道引起受众关注的重要因素。

但是,客观新闻思潮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吴高福先生在《西方新闻思潮简论》一书中总结了三点:其一,标榜“纯客观”,这是客观新闻思潮的“致命伤”;其二,由于一味强调客观而导致对主观能动性的忽视和否定;其三,由于各种各样的外在因素而造成无法阻止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