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在《辩诉篇》中写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还指出了自由辩论对社会的重要性。这种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是希腊人所独有的，至少就其普遍和强烈的程度而言是如此。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希腊人所独有的——他们坚信，人活着，最主要的事是完满地表现此时此地人的个性。
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在伟大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引人注目，有重大意义。
古希腊的科学家、哲学家们，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等，他们不仅是伟大的思想者，同时也是新知识、新思想、新发现的表现者、传播者。
史诗的世界
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在古希腊的文学成就中，《荷马史诗》是一个光辉的顶峰。长期以来，人们都是从文学角度来评价这一不朽的创作的。但是，如果从新闻的角度来看，《荷马史诗》也完全可以被看做狄拉克古代新闻传播的一大创举。
古希腊的两部史诗写了特洛伊战争和战后参战英雄还乡的故事。《伊利亚特》描写的是特洛伊战争；《奥德修纪》写的是奥德修战后返乡的故事，写他在行途中遇到的艰难困苦和最终归来，杀求婚者，与妻儿团聚——放在今天，这样的题材也是令世人关注的“焦点新闻”。
1873年德国考古学家亨利希·施利曼发现特洛伊城遗址，从而证实史诗所讲战争乃实有其事：公元前12世纪初，希腊半岛上的一些部落（迈锡尼人）联合进攻位于小亚细亚西北海岸（今土耳其境内）的特洛伊城，并毁灭了此城。在特洛伊战争期间和战后几百年间，希腊各地流传着歌颂作战双方英雄的民间口头创作。约在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之间，有人把这些零星创作改编成两部完整的史诗，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叫荷马的行吟诗人改编整理，故曰《荷马史诗》。但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史诗才见诸文字，有了写下来的定本。史诗的基本构架是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是非现实的，但是，所写战争实有其事，在某些具体描写中，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军事、生活等历史状况。
史诗在艺术上获得的一个最突出的成就是结构集中。《伊利亚特》紧紧围绕“阿喀琉斯的愤怒”结构情节，以其怒始，以其怒止。10年战争，仅集中写最后一年的51天，这51天又有详有略：许多天是一带而过，第25、26、27天写激战，写得最详的是第26天。第26天一天内发生的事就占8卷，即《伊利亚特》的三分之一，而这一天距离首尾的时间恰好相等，都是25天。《奥德修纪》全诗情节集中在奥德修10年漂泊的最后40天。史诗先写儿子寻父，奥德修离开被迫停留了7年的女神卡吕蒲索住的岛（前四卷），来到腓尼基人住的岛（第五卷），奥德修此前的遭遇皆通过他在此岛上的回忆来表现。史诗集中统一的布局使之能居高临下，写一斑而现全豹，容量大而不冗长繁杂。
史诗在语言表达上，有两个特点：一是词句的重复。史诗是民间口头创作，是在文字不流行的时候形成的口传文学，开始只能由行吟诗人为听众朗诵，为了便于艺人记忆，便于听众听，史诗常用同样的语言描写类似的事物。如表示新的一天开始，几乎总是说：“当那初生的有如红指甲的曙光刚刚呈现的时候……”词句的重复出现，像交响乐里反复出现的旋律。二是长于比喻，运用得多而生动。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史诗的比喻，是一种松散的象征（提供一个完整的画面）。
如《奥德修纪》卷八中所描述的：
“那位著名的乐师就歌唱了这些故事/奥德修心里一软，泪流满面/正如一个妇人倒在她丈夫身上，哀哀哭泣/她丈夫企图使都城和他孩子避免惨痛命运，为了保卫都城和人民，终于战死/那妇人看到他喘着气死了，就抱着他高声呼喊/后面敌人用枪打她的肩背，把她带走做俘虏，忍受悲惨苦难的命运/她受到强烈刺激，面容憔悴/奥德修正是这样悲伤流泪/”（丁朝阳，叶晓红译《荷马史诗》，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这类比喻，在史诗中处处可见。
戏剧的时代
公元前6世纪末到前4世纪初，称为希腊史的“古典时期”。
这期间，希腊的主要城邦之一雅典，经济发达，政治活跃，文化繁荣。
这期间，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悲剧、喜剧和文艺理论。这种文艺只有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才能发展起来，在其他地方则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钱上演戏剧，并组织公民集体观看。希腊悲剧虽绝大多数取材于神话和英雄传说，但反映的却是当时的社会生活斗争。
如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写的是神与神之间的斗争，实则反映当时民主派与寡头派之争。欧里庇得斯则使悲剧更加世俗化，他在剧中更加鲜明、直接地表达自己对战争、妇女等问题的看法。
雅典戏剧发展的平衡和正常状态应归于剧作者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埃斯库罗斯在取得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据该战役所改编的《波斯人》一剧。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中常常提到诸神，可是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式各样的人——高尚而可钦佩的人、面临自己所不能驾驭的力量的人、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严厉惩罚的人。俄狄浦斯面临大难时勇于受苦的英雄主义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悲剧的实质，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欧里庇得斯则长于批评，是个一心一意为那些不受欢迎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支持奴隶和外国人的权利，极力主张妇女解放，抨击对战争的颂扬。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剧充满对社会的讥讽。他本人是个向往美好的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领袖和政策。在《吕西斯忒拉忒》一剧中，他描述了一群妇女，因被没完没了的杀戮吓坏了，拒绝和他们的丈夫同房，直到他们放弃战争为止。在《骑士》一剧里，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的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嘲讽了民主制度。
希腊艺术也是城邦文明独特的产物。总之，希腊的一切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论述古典希腊不能不提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叙述了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在叙述过程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
希罗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沦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以后来到使波斯人遭到破天荒的惨败的雅典。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因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一篇伟大的颂辞。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是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经过27年的苦战，最后屈膝投降了。希罗多德颂扬了雅典的胜利和荣耀，而修昔底德则分析了雅典的失败和苦难。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将军，领导过雅典军队。但是，他坚决抑制住自己的情感，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实事求是地弄清这场灾难的原因。虽然他从未用过社会科学一词，不过，他的某些话实际上已表明，他正在试图创造一门社会科学。
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自看见的，或是我从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核实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被发现：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1.2.3职业新闻的原初形态
史家的绝唱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激荡的辉煌时代。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百家争鸣”这一盛况，不仅仅是学术思想的高峰，也是新知识、新思想传播碰撞的高潮。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断被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冲击着头脑。那个时代，也必然是一个新闻传播兴盛的时代。
秦始皇统一文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起点，这是新闻传播史上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但同时，秦王朝****统治对人思想的禁锢和钳制，又使得新闻传播倒退到“道路以目”的低谷。而在秦末农民起义的烽烟里，楚汉相争的烈火中，新闻传播的高潮又一次到来。
两汉时代进入以文字传播为主的时代，载体是以竹、木制造的简和绢帛为主。造纸术始于西汉中期，完善于东汉和帝元兴年间，时称“蔡侯纸”。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主要传播媒介是布告和露布。这个时期，新闻史上出现了“倚马可待”的佳话。而公元403年东晋桓玄下令废简用纸以后，开始了纸张在传播载体中独占鳌头的历史。
“在汉时期的数百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发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马的使用效率的马肩轭、铸铁技术、造纸术和陶器上釉术。破布制成的优质纸从约公元100年起就有了，并很快取代了书写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条。但是由于纸不像木片那样经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认为，某些书的散失应归咎于纸。虽然造纸术这一伟大发明对后世来说具有无可估价的重要性，但从保存中国文学作品的角度看，这一发明也许过早了。”（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全球通史》一书对造纸术的洞察，是十分深刻的。对文学来说，这一发明也许“过早”了，但对新闻的发展来说，造纸术的发明却是及时的。戈公振先生推断中国的纸媒体的新闻传播在汉代已经出现，而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的历史可以证明：只要有任何一种新的媒介出现，随即就会被用于新闻传播，不论是非语言还是语言，不论是文字还是绘画，不论是印刷术还是电报电话，或者是今天最新的互联网、3G技术。
汉朝时期在文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撰写上。中国的五部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里包含有大量的各种史料。但是在公元前1世纪时，出现了一部内容比以前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全面、复杂得多的历史著作，这部历史著作就是《史记》。
《史记》是父子两代人合写的，不过通常认为原作者是儿子司马迁，因为他写了这部书的主要部分。司马迁作为朝廷的史官，有博览国家所藏图书和档案的权利。此外，他还周游了全国各地，并在周游期间，充分利用各地藏书楼的资料。所以他撰写的这部史书与其说是一部有独创性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史料的汇编。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
作为司马迁的西方同行，《全球通史》的作者对《史记》乃至此后中国的历史传记作出了这样中肯的评价：这种方法有明显的不足，尤其是使作品缺乏在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常可见到的戏剧性和前后统一的风格。不过另一方面，它也确为后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当时的图书和档案的数量惊人的史料。
《史记》总共约52万字，实际上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它共有130篇，包括王朝年表、名人传记和有关礼仪、音乐、占星术、天文学、经济、外国风土人情等各种论述。后来的中国史学家对司马迁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法，所以，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代表上天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天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因之，中国史学家虽然常意识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但总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
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所解释的诸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