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因公众而存在，新闻的公众作用就是放大和改善交谈者的交谈。但是公共新闻理论者认为，传统新闻的精英主义哲学阻碍了新闻公共作用的发挥，因为精英主义意识的专业记者把公民看成是民主的旁观者和潜在的新闻消费者，他们满足于向新闻生产的另一端提供满足消费者个人需求的信息，这是导致公民远离公众生活、公众远离新闻的思想根源。因此，新闻记者应该重新审视传统新闻视野中的受众，应该看到公众是民主生活的主体，公众和公众生活是新闻的关键和立身之本。
记者不应将人们看成是被追求的消费者或寻求娱乐的观众，不应将人们看成是事件的旁观者，而应将人们看做是公众，看做是有行动能力的市民，看做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话者”。当新闻媒介和记者把新闻传播活动的主体看成是有行动能力的市民时，新闻事业才会明确方向，积极地与公众及公众生活发生联系，寻求各种方法来鼓励公众参与讨论和解决公共事务。只有有了公众的普遍参与，公众生活才能健康地发展，新闻的公众作用才得以显现。因此，公共新闻是以公众和公众生活为核心的新闻事业。
美国传统的公共事务报道追求客观、平衡、中立的报道准则，致力于做真实事件的记录者。而公共新闻运动强调的则是记者编辑放弃冷漠的记录者角色，用他们的新闻策划、报道鼓励人们走出家庭的狭小空间，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帮助人们克服那种对公共生活毫无作为以及被社会疏远的感觉。公共新闻运动强调媒体在保持社会“看门狗”本色的同时，增加作为“导盲犬”的责任，除了在大选中帮助公民掌握更多的信息和参选技巧外，还要让公民在民主社会中找到真正能发挥个人作用的位置。
为更好地履行“导盲犬”的职责，参与公共新闻运动的各地媒体在公共新闻报道方式上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改进。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选题方面，通过大量的受众调查了解他们真正关心的信息和话题。公共新闻运动广泛开展之前，许多地方媒体记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当地的一面镜子，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反映出来。但是这种反映的方式忽视了社区事务与个体之间的关联，同时他们的目光也基本集中在当地比较著名的机构和团体组织上，缺乏对社区整体生活的认识。探讨的公共话题，大多数比较抽象。虽然具有普遍性，但是针对本地社区生活的不多。比如，讨论有关堕胎控制、枪支管理以及同性恋是否可以结婚等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媒体纷纷改变选题理念，把目光转向社区内，通过与社区居民的广泛接触，发现他们共同关心的生活话题，继而展开调查式报道，帮助居民增加对这些问题的了解。
2.重视地方问题的解决之道。对于公共问题如何解决，此前媒体习惯于邀请一些专家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最好能形成针锋相对的观点，但是也仅限于讨论的层面，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而公共新闻运动则提倡媒体真正行动起来，去考察其他地方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否可以用于本地。报纸试图从相关的普通人那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报道显示这件事值得社区每一个人关心。运用集体的智慧找到问题的切入点，更好地解决问题，这不仅提高了市民们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同时也让他们承担起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并为此不断努力。
3.在新闻报道的叙述方式上，改变说教的口吻，用事实说话，关注新闻事实本身，提供充足的信息帮助公民思考，促进公民与事件的联系。此前有关公共问题的报道，媒体习惯于大量引用专家和政府官员说教式的评论，而忽视了新闻事实本身的说服力。改变说教的口吻，用事实说话，关注新闻事实本身，提供充足的信息帮助公民思考，可以避免无谓的指责和辩解，减少冲突，把重点集中在新闻事件本身。
4.避免冲突，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1998年，皮尤基金会在研究“克林顿——莱温斯基丑闻”的报道中发现，媒体将焦点集中在克林顿和肯·斯塔尔、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对决。但是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美国公众虽然不赞同克林顿的行为，但是并不认为这会影响到克林顿的执政能力，因此克林顿依然享有很高的支持率。尽管如此，许多华盛顿的记者却对民意调查的结果置若罔闻，不予报道。公共新闻运动提倡重新定义“平衡”的意义，主张不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力量的平衡而是通过对中间意见的强化报道来平衡两个极端的力量。公共新闻运动的倡导者认为，长期以来，读者并不在乎对立双方的输赢，他们不只是希望做一个美国政治的观众，谁给予媒体的压力大就支持谁，他们希望自己的观点和声音能在新闻报道中有所体现，让评论不仅仅局限在双方观点，而是在四方或者八方意见之中展开。
5.从社区中拓展新闻源。在公共新闻运动开展过程中，许多地方报纸都对一些关于社区及其公共事务的既定看法进行反思，然后通过记者的实地调查去验证。记者致力于找寻社区中最有行动力和号召力的那些人，他们也许并不出名，也不是机构的负责人，但他们是许多社区机构的联络人，见多识广。拥有广泛的信息渠道，了解社区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找到他们之后，记者需要做的是和他们进行开放式的对话而不是采访和他们建立友谊，听听他们对于社区的看法。在既定的概念里，犯罪意味着暴力和贪婪，好的学校意味着高升学率，但是在他们眼中，这些表象都有更深的含义，他们会给记者提供很多鲜活的背景故事，让人们对社区公共事务有新的认识。一旦记者和这些人建立了联系并且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观点受到了重视，他们会主动给记者提供有关社区的新闻，这些线索人物会提供第一手的新闻素材。
6.通过技术手段，增加与受众的互动。公共新闻运动追求与受众进行双向信息交流，采用例如辟出专版供读者发表言论，和广播电视媒体就同一话题展开合作，网站BBS论坛主题讨论等媒介交流形式，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流形式，例如由媒体牵头组织公民论坛、市镇会议等等。计算机在20世纪90年代的普及使用，扩大了公共新闻运动的影响范围，新闻媒体对互联网、数据库等技术工具的使用，便于发现公共话题，分析公众意见类型，形成网上虚拟社区就公共话题进行集中讨论，新闻媒体组织公共生活以及公民的参与都变得越发容易。
网络的检索功能使得新闻媒体可以为公共生活提供更多的背景和历史资料，几乎无限的“赛博空间”可以将一些过分占用报纸版面的内容展现在读者面前，人们可以通过对公共资料的梳理，形成自己对公共问题的看法，这大大减轻了公共新闻运动中媒体所负担的前期解释工作。在新兴技术的影响下，传统媒体所引导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在网络上呈现“多对多”的格局，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速率大大加快，意见的交流不再受见面等客观因素的制约。
公共新闻运动对美国媒体最大的影响，首先是对以个人理性主义为基调的思想自由市场理论形成的挑战。公共新闻运动首先是增加了媒体和公众的联系。公众可以广泛地接触到媒介，一方面便于记者获得更多更真实的新闻素材，另一方面便于公众了解新闻媒介的运作，增加公开发表言论的机会，赢得公众对媒体的信任，也赢得了发行量。扩大公民接触媒介的机会是新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公共新闻运动有助于恢复媒介的民主催化剂功能。
其次，输入了以公民为主的新闻操作理念。无论从新闻来源、题目选择还是叙述方式，报道意义都是围绕着公民来展开的。报道重点从以权力机构为主适度转向以公共利益为主。记者坚信公民的知情权，他们的公共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空前加强，公共利益的诉求被高度认知。
再次，公共新闻运动的发展恰好证明了当前美国新闻媒体发展的不健全。在商业压力面前，新闻媒体是逐利的，以利润为导向；在日益加快的竞争节奏下，新闻媒体是快速、肤浅的，新闻报道的质量大不如前；在白人精英的领导下，新闻媒体是傲慢、排外、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激进的公共新闻理念支持者认为传统的新闻媒体是以记者为中心，缺乏公众活力，且无助于社会的改善。
公共新闻运动是对当前美国新闻媒体状况的一次反思，也对精英主义的新闻思想敲响了警钟。
第一，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决定了它对话语权的垄断。传统新闻媒体是一个具有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职业意识形态（Occupational Ideology），也是实行分工合作的庞大企业组织。这决定了这些公众还得通过“过滤”程序，通过电视、广播的主持人、报纸的版面编辑这些中介（mediate），发表经过“筛选”的言论。而这些“演说者”也往往是经过“筛选”的具有代表性与专业性的少数人，这与媒体及其中介的专业地位相称。普通公民依旧不能担当记者、编辑的角色，不可能任意发表自创的新闻或自我的观点。
第二，传统媒体有限的时空，决定了它对议程设置的垄断。报纸的版面、电台的时段，是媒体最宝贵的、最有限的资源。因此，媒体必须对议题进行筛选，强调某些媒体自身认为重要而且数量有限的事件，并努力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与此。同时，它还不得不忽略其他事件。时空资源的稀缺性也注定议程必须经过排序，以此集中公众有限的注意力。结果，某些议题被广泛讨论，而其他的则被忽略。因此，能够定义问题的传统媒体就具备了意识形态的权力。这些媒体的本质因素是体系内部的运动所无法打破的，新闻传播依旧受到以媒体为主导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的框架所约束。
第三，传统媒体的传播环境，决定了它对意涵解读的垄断。公众的意见进入传统媒体之后，不再以独立的形态存在，往往成为引用和佐证，变成新闻叙事论述中的一部分，原本意涵的解读难免受叙事整体的影响。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指导着它要求守门人追求正确性（Correctness），进而造成意识形态的封闭性（Closure），接着将受众锁定（Anchor）在从优解读（Preflled reading）的方向上来看待新闻报道这个“剧本”。于是乎，公众与有识之士奋力抗争取得了传统媒体的近用权，他们自己却反倒扮演了传统媒体编撰的剧本中的一个角色，而这种参与，更使编撰的剧本具有真实性和可行性，更使其合法化、合理化。
第四，公众中的不同团体共同争夺稀缺的时空资源，造成边缘团体的再度边缘化。依据媒体再现理论（Represent on Theory），个人和团体向传统媒体抗议自己没有近用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以至于不能在公众的心目中推展自己的观点；媒体有识之士也希望真实地再现社会的“真实性”。可是依据再现理论推出的“不偏倚”（Impaniality）原则，即在任何话题上各种声音都有近用权，看似迎合了近用权的需求，但诸如环保、女权等边缘团体原本以为可以借此结束自身在大众传媒上边缘化的现状，却“自然而然”地被再度边缘化，而主流声音变得更为主流。所以，受到传统媒体自身局限性的影响，传统媒体向公民下放部分近用权、公民与社团向传统媒体索要近用权，这些努力终究会落入不尴不尬的境地。幸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凭借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便捷灵活的移动技术以及博客（Weblog）、聊天室、留言板、维基（Wiki）的出现，以改造传统媒体为主旨的公共新闻运动，已经于2004年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市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或参与性新闻（Porticipatory Journalism）。发起人已经放弃了“为人民的新闻”，转而求助于“人民的新闻”，也就是新出现的、尚未定型的“我们媒体”（We Media）的概念。
无论如何，公共新闻运动是美国新闻史上辉煌的一笔。
美国新闻界对公共新闻的实践探索和学术争议，是美国社会发展和大众传媒发展的结果，它表现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体社会责任的新的思考和努力。
在对美国内部事务的报道中，在沟通社会信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方面，美国新闻界的公共新闻理论及其实践的确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受众观念的颠覆
汪慧珍、石张在《受众的选择性心理与传媒引导》一文中，对受众的选择性心理作了比较深刻地分析。文章指出，面对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受众首先进行的是选择性注意。选择性注意是指个人的注意力投放在媒介内容上的多少和集中与否。对于任何性质的新闻媒介，受众的接触与选择，都是其一切功能目标实现的首要前提。（汪慧珍、石张《首重的选择心理和传媒引导》，《青年记者》，2010年2月中）
文章认为，近年兴起的电视频道专业化和受众细分化，正是基于受众对媒介内容的选择性注意应运而生的。不同性别、年龄、收入、职业、教育水平的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接受期待和接受需求，对媒介所传播的内容进行选择性的注意。频道的专业化在中国也是大势所趋。受众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电视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