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新闻哲学的思考:以人类认知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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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 新闻本质论(29)

文章指出,网络媒介引发了传播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人们既可以自由传播信息,也可以通过网络在开放的环境中发表评论。网络中信息的分布和流动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网状的,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呈现为个性化。随着网民越来越能掌控话语权,对社会上的现象采取越来越“挑剔”的目光看待、处理事情,相信网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将越来越受尊重,并将大大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

谭珂在其《公民新闻对拟态环境的重构》一文中指出,Web2.0时代,当越来越多的人尝试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发表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时,这些内容已成为公民新闻的主要来源。现实的传播逻辑以及大众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也因为公民新闻而发生变化。(谭珂《公民新闻对拟态环境的重构》,《青年记者》,2009莫按摩10月中)

文章指出,探究公民新闻与拟态环境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哲学家杜威与新闻传播学家李普曼展开的一场著名辩论。1922年,李普曼在《舆论学》中引用柏拉图的“洞穴人”寓言,将人类生活的环境划分为“现实环境”和“拟态环境”。由于与现实环境之间存在着屏障(如有限的交往时间、范围、注意力和理解力等),公众不能作出理性判断,而只能通过大众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和各类专家们的真知灼见来理解现实环境。

杜威则认为,只有公众才最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不论大众媒介和专家们的消息有多么灵通,信息有多么权威,都不能代替公众作出最佳判断,公众有能力和智慧对公共事件作出正确的认知和判断。

杜威的主要观点成为公民新闻的理论渊源。20世纪90年代,公民新闻的理念在美国产生并逐步发展,伴随着今天Web2.0时代的到来得到更为有力的弘扬。但“公民新闻”这一概念,学界众说纷纭,尚无权威定义。但或许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公民新闻的核心理念,即每个公民都是记者。

公民新闻重构拟态环境,主要表现为:

首先,公民新闻颠覆了传者和受者的分野,实现了话语权的本体回归。广大受众也可以成为新闻内容的生产者。从“名记”到“民记”,揭示了由大众媒介通过议程设置而构建的拟态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话语权不再是大众媒介和权威精英的专利,而成为真正的大众化符号,实现了由大众媒介向受众的本体回归。

文章以2009年年初发生的央视大火事件为例,指出最早报道这场火灾的并非新闻媒体,而是一位在事发时刚好路过现场,名叫“加盐的手磨咖啡”的网民。她用手机拍下照片,并于当天21:04上传到了天涯社区。之后的12小时内,这批照片的访问量超过37万次,跟帖1700多个。此外,众多网民将手机拍摄的视频上传到优酷、土豆网和搜狐等网站,其报道的时效性、信息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令传统媒体黯然失色。尽管传统媒体对这场火灾的报道进行了“淡化”处理,但普通目击者却担当了这起重大突发事故的主要报道者的角色,借助互联网和手机实践了一次公民新闻报道。

其次,公民新闻培养了公众的思辨能力,提高了公众的媒介素养。公民新闻引发的传播革命,不仅表现在公众了解在新技术背景下,如何通过网络、手机、数码相机和家用摄像机等提供高质量的新闻素材;通过对文字、图表、音频、视频节目的后期制作,生产合格的新闻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就同一新闻事件受众能够接触到不同侧面、不同形式的报道,不再“随媒而动”,而是作出独立的判断和思考。他们不仅仅满足于知晓新闻事件本身,还希望探究“背后的故事”:事件发生的背景、前因后果、后续进展情况和影响意义等。

再次,受众的参与意识也日渐增强,他们就某一热点话题或新闻事件进行广泛而深入地交流,提出新观点,挖掘新线索,其中不乏争论与质疑。事件随之不断深入,而受众参与的积极性也进一步高涨。正如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创办人杜骏飞教授所言:“在无数看似凌乱嘈杂的信息堆砌与意见交换之中,公民新闻却能够实现对真相和真知的探究,究其原委,是其宏观理性可以超越微观的个体感性和非理性。网络舆论在微观的理性层面,无疑会因为知识的缺乏和言论的无序产生意见偏颇(例如感性的偏见、批判的狂欢和语言暴力),但是在宏观和历史的层面上,它却有能力在指涉社会生活时呈现终极的合理性。”(谭珂《公民新闻对拟态环境的重构》,《青年记者》,2009莫按摩10月中)

文章指出,在传统的拟态环境中,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距离只能够维持刀耕火种的生活,而媒体的探照灯可以照得更远,它照到世界的哪个角落,我们就能看到哪个角落。

公民新闻颠覆了传者和受者的分野,借助新媒介的开放性、多样性和交互性等特点,实现了话语权由大众媒介向受众的本体回归。同时,多元的传播环境培育、锻炼了公众的分析能力和思辨能力,激发了公众的主体参与意识,更提升了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公民新闻的崛起,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新闻业的传播生态,更将见证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

在“公民新闻”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却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和危机。尤其是新闻学的专业教育,更是被推到了一个“不得不”进行自我再造的悬崖之上。杨雨丹《新闻教育的背离与回归——新闻教育脱离实践的原因分析和应对之策》一文,分析了新闻教育脱离新闻实践的主要原因,提出在高校建设一体化的新闻实践平台,以增强高校在实践培训中的主导性,进一步推进独立、批判的新闻专业主义理想。(本文系暨南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闻传播专业课外实践平台建设》阶段性成果,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7期))

文章提出了极富洞见的问题:新闻教育的核心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詹姆斯·凯瑞认为,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新闻教育必须以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新闻学依赖于民主,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他心目中理想的新闻是“以启蒙运动的核心关注为抱负,以在实践中落实民主追求为目标,以社会福祉为基点”的。与他的观点相呼应,美籍华人学者潘忠党认为,“新闻必须有灵魂,有其社会存在之理由,这灵魂存在于将新闻这种社会实践与民主体制相勾联,在于以新闻实践不断提升民主生活、健全民主体制”。

文章提出,回顾新闻行业发展的历史和新闻教育走过的曲折道路,我们认为,从新闻的产生看,新闻首先是一种职业。因此,新闻实践技能的培养应该是新闻教育中必不可少而且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新闻的发展看,新闻教育跻身于高等学府,科学方法和理论追求是使得新闻研究安身立命和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从新闻的灵魂来看,新闻的核心精神是自由的观念和人文精神。要实现这个目标,新闻教育应该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独立精神为根本。

如果把新闻教育比作一棵成长的树木,那么现实实践是树木扎根生长的土壤,科学理论是滋养树木的阳光雨露,而天空才是树木发育生长的方向。这个理想的天空弥漫的是人文关怀和自由的空气,它使新闻教育不致趴在地面,对现实匍匐尾随,也不致脱离实际,成为书斋理论。新闻的自然家园是人文科学,新闻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人文素养与独立精神。技术训练是我们理解实践和投身实践的武器,科学理论是我们批判现实和指导实践的法宝。在人文精神的统领下,学与术、理论和实践并不存在矛盾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们共同促进了新闻教育的发展。

美国的新闻教育曾经背离了它的自然家园,“在技术和科学中寻找归宿”,其结果如凯瑞所言,是美国新闻教育近百年之后,仍然没有寻找到新闻,“新闻这行当和新闻教育的承诺仍然有待实现”。如今,美国大学在重视业务技能传授的同时,更注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普遍提倡通识教育。如,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以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为主,占到了75%。在专业课程设置上,美国大学一般一二年级时不分专业,学生要完成占学分总数1/3的公共课的学习,一般到了大三学生才决定自己的专业。另外,学校鼓励学生完成辅修专业或取得双学位。

中国新闻教育在不断学习美国的培养方式,通识教育开始成为教育界的共识。目前,众多高校都改革了课程体系,加大了人文社科基础课的比重,精简了专业课数量并将课程安排在高年级。此外,一些学校开始采用大平台的培养方式——如北大、清华、人大、暨大就尝试学生大一、大二不细分专业,主要完成公共课的学习,到了高年级学生才决定自己的专业选择。

文章分析了“窘迫的高校教育现状”的困境。

首先,教育产业化与高校扩招使新闻教育超负荷发展。从1998年起,中国新闻教育进入一个飞速发展期。据统计,1994年以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共66个,到2005年底,新闻类专业点已发展到661个,其中2004年一年就增加了202个专业点。据专家推测,2007年中国的新闻学专业点已经超过了770个。新闻专业点的“超常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师资、教材、设备等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其次,教师的准入和管理使得师资力量的改善进退两难。

最后,学校量化考核的方式和对科研的偏重使得实践教学的价值难以体现,教学创新的动力不足。

文章提出了“构建一体化新闻实践平台”的建议。最终目标是在相对独立自由的校园里,建立一个理想的教学、实验、实习平台,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充分锻炼自己的实践技能。这个实践平台作为相对独立的新闻媒体,能够使批判、独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理想在新闻教育中得到进一步的推动。

文章揭示的问题当中,最根本的还是“师资力量”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本质则是选拔和考核机制问题。优秀新闻人才的培养,根本上要靠强大的师资来提供支撑。在这方面,旧的传统体制一日不能突破,问题就永远难以得到解决。高校与媒体的结合,是一条出路,对这一问题,已经不存在必要性的争论,关键在于如何运行和操作。目前来说,还缺少成功的探索与尝试。

作为国家的执政者,其本身就是新闻社会主体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长期以来执政者主导着整个新闻事业的运行。但是,在互联网、3G时代的大背景下,执政者的新闻思维也必然遭遇时代挑战。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是执政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刘建华、胡望年的《浅悟中央领导集体新的新闻思想》一文,揭示了当今互联网时代我国执政党新闻思想的“新质”。(刘建华、胡望年《浅悟中央领导集体新的新闻思想》,《青年记者》,2009年12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