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新闻主体对新闻对象的世界进入越深，关系越是密切，他对新闻对象的认知和把握才能更深入！所谓“三贴近”“深入生活”“深入时代”“深入群众”等原则，其认识论基础恰在于此！
新闻采访，其本质是新闻本体与新闻对象建立起一种主动性的“认知结构”！就是与新闻对象的“耦合”！“排除记者的存在”，是一个被常识坚持的谬论。“不偏不倚”的原则不仅无法在记者“置身事外”的条件下实现真实的认知，反而是阻碍新闻真实的！
金观涛先生告诉我们，从表面上看，对于任何一种认知结构，只要它具有封闭性，那么它总是本征态，因而总是不能独立于观察者的。而人从来是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的，观察者为了得到研究对象的信息，必须和研究对象耦合起来，对认识对象进行某种操作（输入），然后收集有关对象对这一输入的反应（输出）的信息，从输出与输入的关系来认识研究对象。因此认知结构的封闭性无法打破。
在研究观察者的建构过程中，金观涛先生发现了一个本来是十分简单的事实：观察者的构建作用实际上和选择（维持）某种条件处于内稳态等价！因此，所谓讨论电子某些状态在不观察它时不存在，实际上只是说电子的某种性质（确定的规定性）在某些条件不满足时，必定不存在！
电子的某些规定性的存在依赖于观察者的观察这个结论听起来很玄，其真正意义却十分简单，电子具有某种确定的性质是需要条件的，这就是{Ai}集。因此，离开{Ai}的存在谈电子是什么就没有意义。当内稳态{Ai}变化时，电子具有什么性质必然是不同的，当两个{Ai}集互不相容时，电子的两种性质就不能同时作为确定的存在。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早就熟悉在某些条件下，某物具有某一种性质，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它可以具有另一种性质。当事物具有性质A和具有性质B的条件互相矛盾（互不相容）时，A和B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任何人都不认为这里有什么荒诞的地方。但一旦将这个命题换成电子的动量和位置，人们就觉得很奇怪了。其实，电子之所以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位置和动量（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无非在这里作为存在的条件是复杂的测量装置。我们只要去详细地分析测量电子动量和位置的装置，确实可以发现他们互相排斥或互相干扰（不相容）。测量电子的动量需要用“法拉第圆筒”，而测量电子的位置需要用类似于让电子束穿过一个确定的小孔。这两个实验条件本身就包含了对变量选择的不相容。（金观涛《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88页）
金观涛先生指出，总之，人们早就熟知一个事实，宇宙任何一种确定具体事物的存在都需要条件，电子的存在也不违反这一原则。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其概括为一个最普遍的哲学公理——条件性公理，即任何一种确定的规定性都是在某些条件下成立的。
月球、太阳、树木、空气等等一切的存在都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无非是对于像月球和太阳这样的天体，它们存在的条件人们至今还不能加以影响，或者说其存在的条件集不是人可以控制的变量。电子具有某些确定性质的存在的条件则是人可以控制的。在很多时候，客观存在和依赖于观察者建构的存在的差别仅仅在于，那些代表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所需要的条件观察者至今尚不能控制，而那些依赖于观察者建构的事物存在所需要的条件是观察者可以控制的变量！
在剖析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关系的过程中，金观涛先生提出了“自然规律与仪器同构定律”。他把仪器定义为自然规律的物化或物质的实现。仪器的原理必定是某一条自然规律，而制造仪器无非是控制某系变量为内稳态使自然规律规定的变量之间的联系能表现出来。总之，所谓自然规律，是指变量之间的联系或约束。
科学理论和受控实验结构同构，科学理论中的所谓规律本身就是受控实验中变量之间的约束，而这些变量之间的约束一旦物化，就是仪器。因此，仪器与自然规律同构率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金观涛认为，随着人们做的受控实验越来越复杂，描述自然规律的理论越来越深奥，自然定律与仪器关系同构定律也就愈加重要。因为在复杂的仪器关系中，自然规律与仪器之间本来存在的一致性常常被人忽略，而只有用同构定律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清晰地把握认知结构。他认为，仪器与自然规律同构律在量子力学中至今尚未被人认识到。同时，他也发现，在量子力学的哲学解释中这条规律几乎是不可缺少的。甚至，他用这一规律解释“火星观察者神秘实验”的现象。
根据仪器与自然规律的同构性，金观涛还推出一个十分有趣的结论：这就是自然规律和认识论规律具有一致性。他举例，能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界最普遍的自然规律，而这一定律之所以正确，乃是它等价于受控实验某些最基本规则。自然规律和仪器之间的同构关系似乎表明，任何自然定律都是仪器的规律。人不仅把控制自然中碰到的变量约束当做规律，而且科学的规范特别是鉴别经验真伪的最基本原则也是某种最普遍的自然规律。十分可惜的是，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实在太少，哲学家和科学家几乎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自然规律和认识论。
一旦理解观察者的建构与在受控实验中控制某些条件为内稳态等价，那么“在有观察者之前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也就可以回答了：根据客观性存在条件的讨论，当观察者bi不存在时，必然有两种情况，对于那些在认知结构中和bi无关的Oi，它依然客观存在，而对于那些依赖于bi选择的Oi则随着观察者的消失而消失了。正如生态系统中互相依赖的物种有一种消灭后，与其相关的生态结构必然改变。但地球却依然存在，太阳却依然在天空照耀，这本是一个平凡的真理，至于考虑在有观察者之前世界是什么样子，它也无非要求我们去进行某种条件变换，去考察那个观察者出现之前条件下的世界。这其实正是现代有关生命起源研究的课题。
从观察者bi与观察者bj以及“满足条件一”和“满足条件二”的各种组合可能中，金观涛提出了自己的“四个世界”的理论：M11，即经典力学和直观唯物论的世界；M12，即理想的观察者的世界；M21，即外星人的动物园；M22，即量子力学和建构主义的世界。
他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某些部分和观察者无关，某些部分和观察者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考虑没有观察者时，世界是什么样的，答案肯定是：如果人类某一天被毁灭了，世界的一部分依然存在着，如地球、天体；而世界那些和人建构有关的部分将会消失！这本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直观唯物论和主观唯心论中却得不出来。（金观涛《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88页）
人总可以假定我们对某一种现实过程的想象或思考是可以不干预这个过程本身的。但人之所以成为人，他不仅仅是观察者，还是思想者，他可以完成一种转化，即把自己想象成观察者之外的观察者，他去思考自己的观察，他不认为自己的思考会影响认知结构。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同时身兼bi和bj，bj是一个悄悄地监视一切人对自然观察和改造过程而不干预这一过程的理想观察者。
这种情况和一些科幻小说中所描绘的情形类似：人类生存的世界只是外星人进行环境保护下的动物园。至今为止，科学尚未证实，世界上有比人类更为强有力的建构者的存在，因此把bi当做人类，目前还看不出有多大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bi看做动物，那么却是存在一个类似“外星人的动物园”的世界：目前生物所生存的环境越来越依赖于人类的建构，但这种环境对于动物（例如蚂蚁）却是一种客观性。“外星人的动物园”的世界可以表示为，个人在一个不依赖于自己意志的共同体中生活和认同问题。
金观涛先生认为，今后理性的哲学必须将其观察者和自然各个层次各个角度的分析综合起来，它是人对自己和自然关系的更高层次更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要求人不仅从具体的观察者上升到更高层次的观察者，而且要认识到各种复杂情况的存在——这意味着人将成为一个近于上帝的观察者。他提出，或许对于理性最为重要的是，人从观察者层次中超越出来，成为一个思想者。如果仅仅考察观察者的建构这一个层次，一只蝴蝶，一只狗和人没有本质的差别，世界都是它们建构的。人之所以成为人，不仅由于他们可以用受控实验来扩展自然界给予他们的神经系统，不断扩充自己的可靠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完成一种由“具体的观察者上升到更高层次的观察者”的自由跳跃，它可以自由地由一个观察者转化为自己观察的思想者，去思考自己的观察，把“具体的观察者和更高层次的观察者”的各种组合放在自己的思想之中。
这是何等深刻的洞见！观察自己的观察、思考自己的观察、思考自己的思考——这不正是人类思想的跃进层次吗？思想，正是人的终极意义和价值所在！
金观涛认为，人类理性的成熟意味着人在大量受控实验中认识到如下一个事实（或者说被实验证明的假设）：当人们用思想去模拟某一个实际操作和观察过程时，思想一般不会干扰操作和实验。因此，我们可以用思想无畏地想象一切——包括观察者的起源，生命的起源，甚至是宇宙的起源。这实际上等于人不断超越作为一个单纯观察者的地位而成为这个世界至高无上的思考者，人把一切观察过程，把各种观察过程对外界影响，把条件的产生和消失的变化过程都放到理性和思想之光的照耀之下。他思考这一切，用一个思想模型来代表这一切，人把自己放在一个近乎上帝的观察者的位置。
在一个近于上帝的观察者——大无畏的思想者看来，世界是什么？认知结构是什么？仪器是什么？具体观察者又是什么？只要根据“观察者的建构和某种条件选择等价”原理，只要我们站在观察者之外来思考观察者，那么在我们面前各式各样的组织系统、认知结构实际上也只是某一类组织系统。而建构主义所谓认知结构的封闭性恰恰是把观察者和对象看做一个组织系统。因此，包容建构主义的新哲学必定是建立在组织系统存在和演化的一般理论基础之上的，它是整体演化的哲学！
金观涛在他的《整体的哲学》和《发展的哲学》中提出了两个基本公理：
公理一：任何一种具体的存在都需要一定的条件，世界上没有不需要条件的存在，我们将其称为“条件性公理”。
公理二：任何确定的存在总是处于不确定的干扰海洋之中。即当我们依循某种条件下某种规定性时，一方面是描述这种规定的确定性；但同时必须意识到，无论是作为条件的规定还是作为性质的确定性，每时每刻都受到不确定的但又不可绝对地排除的干扰包围，我们将其称为“不确定性公理”。（金观涛《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88页）
在探索中逼近真理
“知识之树的生长和生命之树的生长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是激动人心的，它激发着人们去进一步从组织系统演化的角度探讨科学史，人的心灵史。我们的面前展开了一个辽阔的视野，相比之下在本书中所做的一切探讨仅仅是一个开始。”（金观涛《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88页）
金观涛先生在《整体的哲学》一书中，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图景。在那里，思想才是人的本质。思想就是人的思维在时空中的不断超越，就是视阈的不断转换，就是对人的意义和价值的不断发现。
众所周知，道德理性核心问题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一切有关人行为规范合理性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于个人应在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几乎可以说，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是同构的，而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则必须依靠知识理性来解决。这样，解决了像客观性这类纯知识的问题，也就必然对未来道德理性的展望提供启示。
一切社会关系，其本质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折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就是“人与人的敌对”。反过来，要想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就离不开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类社会的非理性思潮的汹涌，难道不是人对自然非理性征服的映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