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尔塔西老人的嗟叹
从8月5日开始的一系列考察活动，已经使我们对慕士塔格周边地区的自然能源分布状况有了一种粗略的了解。在这一地区，8月份11时至18时的平均日照量是0.8千瓦/平米，17时至24时的平均风速是3米/秒，从喀拉库勒湖的水际线到布伦口乡的水位落差有400米。在这样一个自然能源高度富集的宝库里，柯尔克孜族兄弟唯一可用的燃料却是牦牛粪饼。从喀什、康苏远道贩来的褐煤价格是每吨500至600元，这是一个令每一位牧民都为之咋舌的数字。每逢冬季来临，同一家族的几代男女习惯于聚在同一座毡房里生活，以求用最少的燃料暖和最多的躯体。在海拔4200米的克西嘎勒吉，我们遇到来自阿图什中学的16岁美少年马力克，他头顶鸭舌帽，如同陈佩斯演小品那样裸颈系着一条领带，失了色的黄迷彩服罩着古铜色的身体，操一口流利的汉语。这是自7月29日以来，我们遇到的文化程度最高的本地人。在布伦口大队（这一带仍然以其特有的惯性沿袭着公社、大队和小队的称呼），一台仅仅是烧了轴瓦的柴油发电机已经弃置一年，正好与它的役龄相抵。在阿克塔什，因缺电而长期赋闲的3米直径的卫星天线锅内堆积着厚厚的沙尘。可是，我们也奇迹般地在这个村落里发现，一台因折了翅而用绳索绑扎着的小型双翼风力发电机，正在一座败破的房屋上空欢快地旋转着。几天后，我们专程拜访了它的主人道吾来提。身居贫境却崇尚科学的中年汉子告诉我们，两年前，乌鲁木齐一家风能公司的一个小分队，将三台家用风力发电机推广到了这里。如今，只有这一台还在顽强地为主人服务着，点燃了阿克塔什牧村夜晚中最明亮的一盏灯。
40多年来，由于一拨又一拨的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努力，这里早已不再是未被科学技术涉足的处女地，我们应该真诚地感谢所有那些执着的先行者们。但是，历经艰辛送来现代科技产品的人们最终却发现，这里送不来的是那些必须与之共生的知识、技术与人才，以至于再好的东西在经历过最初的喧闹之后，大都因为一些头疼脑热般的小问题而不得不赋闲。留给人们的反而是对科学的疑问与失望。
数年前，一位可敬的睿智老人深刻告诫人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今，随着人们对扫盲、扶贫、帮困、致富道路上那些并不顺利的实践过程的深刻剖解，已经能够得到同样是哲人般的结论：教育是奠定人类社会一切进步形态的基石。而在教育问题的背后，又是一段漫长的历史重负。
那一天，在扩勒干牧民定居点一块巨石的背风面，正在晒太阳的沙尔塔西老人与我们一一握手。听了我们的来意以后，他久久地擦着不知是由于风吹、眼疾，或者是由于伤感沁出的老泪，表现出的完全是饱经沧桑后的无奈。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在这块海拔3600米的贫瘠土地上担任了30多年队干部，前不久，才在年轻化的大潮中隐退了。30多年来，尽管星移斗转，岁月枯荣，风浪迭起，是非难裁，他却永远是一个跟着时代走的忠实者和被动者。与此同样久远的是，作为一个最基层的生产队长，他的心始终系于一个简单而又简单的目标——改善生存条件。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那平静而全无抱怨的回忆：30多年来，曾有多少个张书记、李县长、刘主任、王干事们带着一波波人马来到里，带着为民造福的雄心越渠蹚河，爬高下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设想出一重重的宏景，勾勒出一幅幅的蓝图——光热电厂、水电站、居民区、加工厂、电视转播台……在由于客人的到来而收拾整洁的毡房里，人们吃着喷香的手抓肉，对未来的憧憬把人们的热情推向一天中的最高潮。
事毕，人们离开这里以后，人和事，十之八九就会永远没有了下文。
老人说，至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山水、牛羊、草地和“往别处开的”汽车。
面对沙尔塔西老人的嗟叹，我们无言以对。他以30多年的憧憬和为此付出的心血换取了对往事和历史的评议权。我们都知道壮志未酬曾使多少男儿洒下英雄泪，有谁知道薄愿难还也在一个花甲老人内心凿出了深深的伤痕呢！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一个人。她只身进入西藏18年，理念像男人一样伟岸，内心的细腻却绝对对得起自己的性别。她有资格在完成了一个过程——情感上的和认识上的——以后，在《走过西藏》一书的自序中这样说：
“外来人尽可以去欣赏传统的秩序和风光之美，但传统正在无奈地走向它的终极。老旧之物在逝去，而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思想感情正悄悄地输入新一代人的生命之中。我看到过西藏生活艰辛的一面，看到了人们为改变不理想的生活环境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我亲见这许多工作的事倍功半和虎头蛇尾，能善始终者为数甚少。”
人生不能在水平的轨道上旋转，同义反复，终此一生地重复自我，应该上升并前进：而一旦脱离了己身所处的非常环境和非常行为，是否自我的失落，尤其对我这个苦难美至上主义者来说？
自那天以后，我们默契地将每晚的卫星电视转播延长到最后一个牧民离去。
德国人乔治·布朗的到来
乔治·布朗来到了我们的“宾馆”。
这天黄昏，一个青年牧民匆匆来到驻地找“艾尔肯”——由于粗懂柯尔克孜语，译员焦健成功地获得了这样一个柯尔克孜名字——比手画脚地急急陈述着什么。艾尔肯放下工作就跟他走了。不一会儿，两人架回来一个高个子青年人，高鼻梁、灰眼睛、深眼窝、大额头，面容惨白而疲惫，但依然生动的双眼透出求助的光。
他就是德国人乔治·布朗。
几天以前，他所加盟的一支德国业余登山队途经红其拉甫来到喀拉库勒，稍事休整后，便折向东南，跋涉22公里进入卡尔塔马克山麓的登山营地。这是一种高效率的安排。根据这几天观察，来自中欧、北欧的登山者大都行程紧凑，中间很少为安营扎寨而消耗时间，他们一个登顶周期安排为12天左右。而亚洲各国登山队则常常是步步为营，登山周期要长得多。
有人群就有性格差异，哪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莽撞鬼。年轻得像个大孩子一样的乔治·布朗一来到明镜般的高山湖泊喀拉库勒，便被这里的风光和传说所迷醉。两瓶啤酒下肚，匆匆打个招呼，便“偷空”去探察“仙女流泪的地方”了。但他犯了一个错误。望山跑死马，望树走死人，乔治·布朗这一去就是生生死死的三天。当几经绝望的队长向搜索队下达了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命令之时，乔治·布朗正拖着为急性肠胃炎所摧垮的身体，在似乎永远也走不完的荒山野沟里踉跄奔命，直到遭遇一位偶然路过的牧民。引他投入其怀抱的美丽的大自然，又一次变得如此严酷而狰狞。
我们安顿他坐下，递给他一杯茶。虚脱无力的乔治·布朗刚试着喝了几口，就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呕吐。
借助于我们那点十分勉强的英语，我们竭力与几乎瘫在那里的乔治·布朗进行简单的交谈。
“这是我的费用，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他递上一张美钞。这张美钞从我们见到他时就一直攥在他手里。
“不需要费用，你就可以得到力所能及的帮助。”
“他们说，用马送我去大本营需要50美金。”
“或许吧，现在已是夜里了……”
“能送我到大本营吗？”
“大本营就在8公里之外，但现在你哪儿也不能去。你需要治疗和休息。”
“队友丢了我，一定急于找到我。”
“一定在找，或许比你丢了他们还要着急。”
张着嘴，绝望的眼神在空中茫然的画出一道弧线，似乎他的队友就在空中的某处。
“你们来自日本？”
“我们是中国人，还有日本人。”我们逐一介绍：张，中国，乌鲁木齐；焦，中国，伊犁；角野，日本，东京；山下，日本，神奈川。
“哇”的一声感叹，疲惫的乔治·布朗吐出一串谁也不懂的德语，两臂艰难地做了一个大环抱的动作，又加上一句英语：“我，乔治·布朗，来自杜塞尔多夫。”
我们以点头微笑来接纳他的加盟。
“去慕士塔格？”他做了个登爬的动作。
“去慕士塔格，学术登山。”
也许不懂这个词汇，他环顾屋内散乱的科学器材，然后认真地点点头。
“我是一名医生，随队保健医生。但是他们都很好，我却病了。”
他自嘲而无奈地摊开两手，耸耸肩。
“医生也有生病的权利，但你不该离队。”
“他们说，喀拉库勒湖是仙女的泪水聚成的？”
“是的，任何一个美丽的地方都有许多动人的传说。”
“但是这个美丽的地方对我不公平！”他为自己的迷路和染病而委屈、不服。
“或许，我们中国仙女不喜欢德国小伙子。”
哄堂大笑。
笑声落毕，乔治·布朗又做出一个西方人很擅长的摊手耸肩动作。
于是，在1997年8月14日夜晚，当52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尽，战争只成为一种历史的、淡淡的、久远的回忆之时，昔日分属战争不同阵营的5位后世子民——2个中国人、2个日本人和1个德国人——有缘挤在中国西部昆仑山脉苏巴什原野上一座小土屋的炕头上，用中、日、英三国语言平和地交谈着你我家常，直到瞌睡虫悄悄钻入脑海，逐个征服了我们为止。这时，一轮明月已经浮出苍茫云海，出现在慕士塔格西侧断崖那遒劲的剪影之后。
隔天，高大的乔治·布朗被扶上一匹小马，由一个牧民小伙子骑着驴送往卡尔塔马克大本营。行前，我们用西式的交叉大拥抱来表达对这一段友谊的感受。
5天以后，当我们登上5420米营地，特意去看望这位老朋友的时候，却没有见到他。他已经进入6300米营地，去圆他的登山梦了。
8个伽师瓜
前一天气温高，一碧如洗的天空高悬着酷烈的太阳。经过一整夜的奔袭，环慕士塔格冰山而分布的十数条冰川的融水终于在阿拉克尔附近汇聚，使我们的营地周围变成为一片泽国。
我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