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白
艰难求学路
我生于乱世之秋的1923年，家乡是伊水之滨的河南嵩县，这里世代名人辈出，物产丰盈，堪称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是中原大地上一块颇具影响的圣地。
受先辈求学报国的影响，我自小苦读私塾，学习成绩优异。抗战期间，河南大学西迁到我县，我考上了河大附属高中。河大师资力量虽雄厚，但由于抗战迁徙，学生较少，许多教授都下到附属中学教课。附中数、理、化等学科，都用的河大图书馆的英文原版书籍作教材。所以三年毕业时，我不但是理科尖子，同时也具备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高中毕业那年，嵩县成了日寇占领区，河南大学西迁宝鸡。为躲避战火，我与家人逃往洛宁县。后战事缓和，我们回乡。抗战胜利后，河大虽然迁回开封，但内战开始，豫东战事不停，我也无法回河大考学。
1947年，我与高中同学从河南嵩县赶到西安考学，时逢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进攻革命圣地延安。西安满街大兵，吃住困难，考学未成，我俩坐破旧的班车，又一路向西颠簸，越华家岭、过平凉，到了兰州。在我刚刚考上北师院（即西迁到兰州的北师大）化学科的同时，因战乱，家庭学费来源断绝。我当时身着一身单衣，背着几本考学参考书，再无其他衣物和盘缠，真是穷困潦倒极了。恰好这时新疆学院到兰州招生，对考上的学生公费就读，管吃、穿、住和教材与讲义，我就又顺利地考取了新疆学院。与一帮学生，搭乘国民党西北行辕的运粮车，从兰州一路风餐露宿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
在新疆学院，我除了攻读教育专业外，并开始学习维语，想方设法接近民族同学、民族老师以及院内民族职工，这就是我民族情怀的开始。这一民族情，也为我后来的石油生涯平添了难以言述的欢乐色彩，一直延续到今天。
新疆学院后边有一片树林，并有几间苏式洋房，挂的牌子是“新疆地质研究所”。课余或饭后散步，我时常围着它转，后来遇到了黄汲清、谢家荣等当时国内赫赫有名的地质界老前辈，一交谈，大家彼此很投缘。因为当时在迪化，除了当兵的外，很少遇到内地人，此时大家在关外相遇，虽不认识，却都很高兴。“独山子”地名、“独山子有石油”、“民族人称为‘玛依塔柯’”，这些都是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在独山子一带从事石油地质勘探与考察，因为那一带有石油，特别是独山子山前地面可挖坑采油。这是我所接触到的独山子最早的信息。
可能世间万物皆有缘，没想到新疆一解放，我由新疆学院参军到军区俄文学校，再转业到中苏石油公司地调处，从此与独山子，与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
走进独山子
1949年初冬，新疆和平解放，王震夫人王季青作为解放军军管会代表接管了新疆学院。她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认为我能说几句维语，又能说英语，叫我如实写了自己的历史，经审查，发展我为共青团员，并选我当了学生会主席。后来，新疆学院改民族学院，我受军管会的安排，带了一部分同学到北门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步兵学校参了军。当时刚刚解放的新疆，为发展落后的经济，正与苏联政府合营成立了几个大的股份公司，如石油、金属、民航等公司，各公司都急需俄文翻译，因而步校成立了俄文大队，后改为俄文学校。校长是王季青，教师都是苏联人，我担任助教。因为当时苏联人的第一外语是英语，所以大家都认为，学过英语的学俄语快，所以我学了三个月俄语后，就让我既当助教又当翻译，全力辅导学生学俄语。
1952年春，在中苏石油公司中方经理钱萍到俄文学校作动员报告后不久，我告别了短暂的军旅生涯，主动报名转业来到中苏石油公司所在地独山子。从此，我就踏进了石油工业的大门，先是在地调处给第一任处长余萍当了翻译。记得报到时，余萍率直地对我说：“我需要一个翻译，给我当翻译吧。我看过你的档案，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好翻译。苏方人员不愿看到一个军人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我已叫人事处先给你领了一套服装，脱去军衣开始上班吧！”
当时的翻译是口译、笔译同时上，我毕竟初来乍到，不懂石油专业，在钻井机械、器材供应、地质物探、汽车零件、财务计划这些专业术语一齐涌来的情况下，我一无专业字典、二无专业书籍，一下子翻不出来，让我陷入窘境。于是，我就如饥似渴地向专家们学习求教。三个月后，我终于从困难中解脱了出来，能流利口译专家们的工作指示和技术要求，并能准确笔译俄文地质勘探资料，得到了专家和领导的好评。
正在我翻译工作刚刚打开工作局面的时候，一天，余萍处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赵白，我留不住你了，苏方要给我们培养石油地质人员，条件是既有文化还要懂俄语的人员，我考虑过了，只有你的条件是最好的，虽然可惜，但我很高兴，去学地质吧！比起缺翻译，我们更缺的是石油地质专业人员！”就这样，1953年初，在做了一年翻译工作后，我又开始步入了石油勘探的道路，从此走戈壁、穿沙漠，为石油勘探奋斗到光荣退休。
转战准噶尔
我到野外地质队后，首先被派往吐谷鲁—玛纳斯地质详查队当采集员，在塔西河的山前丘陵一带作石油地质填图。队长是苏联专家，叫乌沙诺夫，是一个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当过兵，战后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在国内工作4年的年轻石油勘探专家。他对我非常好，工作上严格要求我，业务和技术上耐心教导我，使我进步很快。由于我能说几句维语和哈语，常和转场到山前平原上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拉家常，与他们在感情上很贴近。记得有一次，他们在塔西河东岸台阶的大草坪上举行阿肯弹唱会，纪念他们的民族英雄阿布赉汗，周围十里八乡的牧民都赶了来，弹唱会上杀牛宰羊，大摆宴席，好不热闹。我们当时外出勘探，骑的曾是国民党骑兵留下的一匹军马，我们被邀请了去，美美地吃了一顿手抓羊肉，接着是哈萨克传统竞技项目“姑娘追”，我当时骑着军马被邀请参加比赛，在我的诗集《路旁小草》里有一首打油诗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哈族姑娘来挑战，吾硬头皮催马前。
相视一笑双骏飞，突觉头顶鞭影转。
军马虽壮骑术差，她坐牧驹驰骋欢。
善意予客留脸面，头背免挨羞耻鞭。
在我们帐篷附近，有一个放羊的哈萨克族老大爷，用大布裹着脚，没有鞋穿。我看着心里不好受，就毫不犹豫地把我穿的一双半新不旧的苏式皮鞋脱给他，他再三感谢我。回帐篷后，我又找出了一双旧皮鞋穿上了。那时，我们每天早饭后都要带着干粮骑马外出填图，找露头好的地段，按测量图等线，选地质点描述，天黑才返回。后来我们每天一出工，他就经常给我们照看帐篷。夏天，他时常沿河沟放羊，每次见到我们总是笑着喊“加克斯吗！”，并用一手拂胸作见面礼。
在吐谷鲁河谷，逢到他们春秋转场时，彼此都要热情地打招呼：“加克斯吗！”笑迎对方，我常应邀到他们的毡房喝奶茶。
1954年年底，中苏石油公司交回中方，改称新疆石油公司。1955年开春，我被任命为南黑油山地质详测队队长。当时需要在覆盖区即红山嘴公路两侧挖不少探坑，以了解地下地质情况。当时用了一部分临时工。特别是从吐鲁番来了一个维吾尔族青年，此人忠诚老实，干活很卖力，我在与不在，他都不停地挖坑，一个人能干几个人的活。另外还有两个甘肃工人，却非常糟糕，我在他们干，我一走，他们就躺在沟中抽烟休息。当然，我发给那个维吾尔族青年的钱，自然也就比那俩人多几倍。1956年开春，这个维吾尔族小伙儿又从吐鲁番来到明园，找到我，我很同情他，想让他挣几个钱养家糊口，就把他介绍给地震队。地震队队长听我说这个维吾尔族小伙子很能干，又听话，当场高兴地接收了他。此后，我和这个维吾尔族小伙儿虽未再见面，但他忠诚老实，肯卖力气干活的憨厚朴实样儿，让我一生难忘。我相信，好人一定会得好报的，愿他一家人幸福安康。
50年代中期，在乌尔禾一带勘探，我们开始住狼洞，所谓狼洞，就是放羊的哈族牧民为避免风吹雨淋，在一些丘陵山坡下挖的小窑洞。空着时狼也来住，我们有手电筒，狼是不敢靠近的。为了研究丘陵地伏的沉积岩与构造，我们搬家到乌伦谷河南岸，在这里可以南下到三个泉观察地质现象。乌伦古河水清树多，但是蚊虫也多得无法想象，特别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嗡嗡叫的蚊子，几乎遮蔽了夕阳。为了躲避蚊子，我们往往很早收工，倒杯水钻到蚊帐中，一夜便不再出来。如果你出帐解手，帐内一进蚊子，那你一夜就别想睡觉，要不停地打蚊子，有些队员干脆就小便到自己床下。我曾在《浩瀚油海写人生》一书中写过一段蚊帐内抽烟看蚊子的打油诗，聊以自乐。即：
烟是云，
蚊是鹤。
仙鹤云中来去飞，
云雾袅绕醉仙鹤。
多么好的仙境呀！人生活在艰难中，应当有一些浪漫色彩，让人活得有精神，有梦想，有追求。
河岸边的青草长得十分茂盛，牧民的羊群也很多。有位哈萨克族老大爷骑着马，头戴大皮帽，身穿老羊皮袄，脚穿毛皮筒，悠闲地放着羊。老人的穿戴给了我们一个启示，防蚊虫叮咬啊！我们赶快也头戴皮帽，眼戴风镜，脖围白毛巾，身穿几条裤子，脚穿牛皮鞋，终于躲过了一场蚊虫叮咬的灾难。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仍然让人百感交集。后来我们转战到克拉美丽，同样也遇到类似情况，不过我们已经有了防蚊的经验，不会再吃那个苦头了。
1958年，在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研究所时，我还研究过独山子构造，并写文章提议钻探独山子背斜北部断裂带下盘，寻找高产井，当时还真的钻出了两口高产井。
我今年已经87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读书看报不用戴眼镜，走起路来挺胸迈步。有人说我是老小伙，我说我是苏轼笔下的“老夫聊发少年狂”，我还能“左牵黄，右擎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我这都是被大漠风沙炼成的硬朗身心，争取活到百岁有什么不可以呢？
2009年12月19日
（作者系原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总地质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