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昶
我们党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历史的发展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继续前进。40年过去了，回忆过去艰难岁月，看看现在我局卫生事业的大发展，使人由衷的高兴。
一
1954年，我从学校毕业，由西安分配来新疆，到中苏石油公司独山子矿务局医院工作。那时矿区人口不多，独山子医院规模很小，只有内儿科、外科、妇产科三个病区，一个门诊部。中方院长张厌同志是红军干部，还兼任中苏石油公司卫生处处长，对我们这批由内地来的年轻医生和护士特别爱护和信任，经常教育我们要搞好中苏关系和民族团结。当时医院各科都有苏联专家、护士，由内地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和汉族干部不到20人，全院工作人员总共也只有60多人。张院长既是我们的领导，也是外科大夫。他每天坚持在门诊看病，平易近人，还参加手术。毛书忠同志是外科门诊护士，也是张院长的俄文翻译。医院虽小，但管理工作比较严格，医院的设备都由苏方提供，那时在新疆还是不错的。每天有晨会制度，参加的有中苏双方院长、苏联专家、中方医生、交接班护士，有一段时间张院长叫我做晨会记录。全院住院病人经常有50多人。
1955年1月1日苏方移交，中苏石油公司更名为新疆石油公司，一年半后又改名为新疆石油管理局。1955年开始，独山子逐渐红火起来，苏联专家和苏方人员陆续回国，各单位还留下部分专家，为期两年。从1954年底，祖国各地支援新疆石油建设的各路人才也来到乌鲁木齐和独山子。有玉门人、延长人，还有北京、天津、江苏来的。吴洪泉、燕建铭等一批人就由延长来，魏承朴由西安来，李景荣、李芬宇、马兆兰由兰州来，张林枫由武汉来，杨俊由上海来，接替张院长工作的芦日章院长和李邦禄、谭恒昶、孙金泉由北京、天津来，黄一中、陆振祥由江苏来，胡维毅、熊德全由鄱阳来，再加上早我们两年大学毕业来的李柏春、傅宝贞、薛英、李敏章、郭阳纪和1954年同我一起分配来的王汉章、张之瀚，独山子医院一下增加了一批年轻的医护人员，大家都住集体宿舍，体现着来自五湖四海、和睦相处的融洽气氛。青年人多了，青年团员多了，医院也成立了团支部，我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张院长关心青年人、爱护青年人，要求青年团多开展政治学习，当时我们就选了一本党的基本知识教材，艾寒松编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在每周团生活的时候进行学习，边学边讨论，现在回想起来对大家思想进步、扎根边疆还是有帮助的。
这一段历史说明，新疆石油局卫生事业的发展，是由独山子开始的。克拉玛依医院的发展得到了独山子医院的大力支援。明园、地调处卫生人员的调配，那时都由独山子医院负责。
二
1955年秋天，黑油山出油了。消息传到独山子，那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此之前，独山子医院派外科大夫燕建铭去黑油山值班，他就是克拉玛依油田上的第一位医生。那时由独山子到黑油山没有正式公路，要途经乌苏、车排子、天山涝坝、红山嘴才能到达黑油山，一路颠簸，总得10多个小时。为了找油，可想而知地质队员、钻井工人的艰辛，油田上的路是他们先走出来的。
我第一次到黑油山，是1956年1月份。一天苏联专家契尔科夫叫我和他去黑油山参加2号井抢险关井，那口井喷水、喷气，在严寒中冻成了一座冰塔。第二天天不亮出发，赶到黑油山已是中午，没有房子没有帐篷，工人住的是地窝子，天寒地冻，白雪覆盖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滩。在抢险之前，我抽空去看了一下燕大夫，他和地调处报务员住一个木板房，靠里边报务员住，摆放着收发报机，靠外面燕大夫住，放着保健箱。门口用油桶做了一个铁炉子，用梭梭柴取暖，用盆子融雪水洗脸、洗手，当时吃的水都用汽车去独山子拉。燕大夫除看病外，有时还要帮助报务员在外边摇发报机，生活单调又艰苦，就这样默默地工作着。我回到抢险现场，在井场不远的地方，早已准备好一片平地，铲除了积雪，十几辆小车摆放在周围，抢险的人分成几组，带上工具镐头钻进冰洞。一组人进去，十几分钟就得出来，有的人被井口喷出的气体熏倒，马上抬出来进行抢救、吸氧、注射******。几经轮番抢救，终于关住了井口。抢险人穿的衣服被水打湿后很快就结了一层薄冰。关井后在场的苏联专家和中方人员像打了胜仗一样，一片欢腾，燃起柴禾取暖，在露天共进午餐。天黑前我们就驱车离开了黑油山，深夜才返回独山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克拉玛依油田。1987年我来到准东油田工作，在火烧山见到了当年的报务员，他叫朱星，现已退休，说起几十年前在黑油山的往事，他说他永远难以忘记。
第二次去黑油山是1956年4月份，和我同去的还有护士赵积德同志。在黑油山工作的职工也不过100多人，几幢地窖已经修好，大食堂也有了。我们3个人的卫生所占了1个木板房，和报务员分开了，没有所长，有工作都动手，相处得很融洽。每天一个人夜间值班，住在卫生所，不值班的回地窖睡。由独山子带来了医疗器械、诊断床、手提式高压消毒锅、药品、纱布类等物资，都放在卫生所板房里。有一天由井队送来一位头部外伤的青年工人，半昏迷状态，我们进行了清创包扎，他就睡在卫生所，输液打针，护理了几天，病情好转，就找卡车将他送回独山子，这是我们第一次碰到需要住院而不能住院的病人。那时回一趟独山子要走8个小时，碰上翻浆路和洪水就更麻烦。“五一”节我们是在黑油山过的，拉上红布条幅就是会场，这是独山子青年团来组织的“五一”庆祝会，热闹了一阵子，尽管人少，但收听了天安门游行盛况，也增加了节日的气氛。我在这儿工作了近1个月，5月初即回独山子医院上班。王水泉、钟兴林大夫又从独山子来黑油山工作。
我第三次到黑油山是1956年6月初，这次去一干就是3年。5月底在独山子露天电影院召开了全矿开发支援黑油山职工大会，张文彬局长作了动员报告，宣布了黑油山更名为克拉玛依，秦峰局长、只金耀书记等5人为克拉玛依勘探处领导。动员会后，各单位层层动员，立即行动，抽调人力物力支援。这时独山子医院张院长已调自治区工作，芦日章院长接替了他的工作，李帮禄大夫调乌鲁木齐明园卫生处工作。6月初只书记找我谈话，对我说：“矿区党委决定调你到克拉玛依工作。”已经定了的事，还有什么好讲的，我愉快地服从了。我当时提了点意见，讲了4月份那位头部外伤病人，人上多了，没有救护车不行，没有房子也不行，还要增加帐篷。只书记说：“你们去了之后，有什么事找勘探处刘锡田副处长解决，但一定要克服困难。”6月初医院给我们开了欢送会，吴洪泉同志代表独山子医院送我和黄一中、张林枫、魏承朴、护士刘桂兰到黑油山，不久小儿科大夫邓自友由独山子来我们卫生所当所长，孙永绥同志来管药房，以后接替他的是赵品贵同志。不到半年时间，卫生所由1个人增加到20多位医务工作人员。那时黑油山天天来人，天天都有新帐篷支起，很快变成了帐篷小镇，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帐篷商店、帐篷缝纫店、帐篷书店都有了，油田东到乌尔禾，西到红山嘴、小拐、中拐，井架林立。年底在乌尔禾钻井处成立了卫生所，黄金锦大夫在那里负责。这时黑油山卫生所有一个木板房手术室、X线室（一台15MA可移动机器）、药房、门诊、病房，可摆8张病床。孟庆湖同志是护士长，还有护士何玉梅等人。卫生所还有了救护车，李东贵、顾春晖就是最早的司机。16名工作人员住一个帐篷，以后来的人都分散到其他单位帐篷住。
七八月份，温度高达40℃以上，只好把帐篷四周掀开，通风降温。住在帐篷内的病人中午不能测体温，体温计的水银柱都顶到了头。当时卫生所病人也很多，多为高烧中暑、腹泻的病人，再就是外伤出诊多。黄一中大夫最忙，只要井队有事，一叫马上就要出车，路不好走，出一次车最快也得两个小时，远的地方就是大半天，晚上出去还容易迷路。李东贵司机是个细心人，每周都要到调度室在纸上画一次新井位变化图，出车带上它就方便得多了。当时手术室很忙碌，只能做清创缝合与阑尾炎等小手术，重的病人，待病情稳定后就送回独山子医院。手术全用0.25%普鲁卡因封闭麻醉，在独山子医院苏联专家带我们做胃次全切除、胆囊摘除、肠梗阻、剖腹产、宫外孕就用这种封闭麻醉方法，效果还好，缺点是用量大。黑油山生活用水都由独山子用水车拉，水中都加有漂白粉，起消毒作用，喝了无害，吃的水可以保证。洗涤用水就是水井打出的水，有一股硫磺臭味。后来我们发现后山有泉水，下午开上车到后山拉上几桶水给卫生所、手术室用，可解决了大问题。刘桂兰是手术室护士，做完手术的污物、器械都由她清洗。高压消毒采用土方法，在戈壁滩上挖一个坑，石头一垒，架上消毒锅用柴禾烧，大热天头顶烈日，汗流浃背，非常辛苦。工作锻炼了人，生活考验了人，我们按时上班，下班有事还得干，谈不上啥时是休息日。实际上那时来克拉玛依的人都有思想准备，来了后就是吃苦。那时领导仍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作风，和职工一样在同一环境里生活，比大家还辛苦，这给青年人起到了榜样的作用，谁还能叫苦呢？
国庆节前克拉玛依矿务局成立，我们在戈壁滩上参加了庆祝大会，又调来了一大批人。金秋季节天气较为凉爽，一天，独山子医院院长和李邦禄大夫来黑油山检查工作，吃完晚饭，我们在一起闲谈时，黄一中抬着一位满头大汗、腹痛难忍的病人，叫我做X线透视，发现膈下有大量气体，顺便就请李邦禄大夫也看了病人，诊断是上消化道穿孔，要送独山子不可能，只有就地手术。李大夫是外科大夫，年资高，有经验，我们在独山子一起工作过，有他在，我们心里踏实些。经过准备，刚要手术，突然狂风大作，木板房的窗户被风吹开了，停了电，满屋尘土飞扬，消过毒的东西不能用了，又得重新消毒。卫生所人员齐心协力，没有电就发动救护车，用救护车的电源，接上灯头，把电线拉到室内照明，和狂风搏斗了一夜，我们终于完成了胃穿孔修补术。病人需要输血，又从独山子医院调来检验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人恢复了健康。这件事驻黑油山记者还作了采访，1957年《中国青年》杂志在第十二期上作了报道，题目为“狂风之夜”，记录了当时的真实过程，也记录了医务人员急病人所急的责任感。这件事，现在看算不了什么，但在40年前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就是一件动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