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
原来我可以随中苏石油公司钱萍副总经理乘飞机一同去乌鲁木齐的，可是临时又有了变化，飞机满员了，我只好乘火车再转乘汽车只身来到了新疆。那是1954年7月初的事，我刚过21周岁。我离开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离开祖国的首都——北京，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新疆中苏石油公司。
西行的路上
乘火车第一站到西安，到西北局转党的关系。习惯于集体生活的我，独自长途跋涉，心里难免有些孤独感。我虽然也来自大机关，但当我走进西北局组织部办公室时，表现得很拘谨。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同志，他看到我立即站起来亲热地给我搬凳子、端茶水，并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到了这里就是到了你的家，请随便一点。”接着他又问了我一些情况，勉励我在边疆要好好为党工作。我高高兴兴地离开了组织部，孤独感也随之消失了。
在兰州时，我改乘汽车。同行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日行夜宿，很快交上了朋友。记得有一位中央团校毕业分配到新疆有色金属公司的同志，我俩特别谈得来，到了新疆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还保持着联系，可惜现在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姓名了。
年轻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一路上倒是很热闹的。古人说：“过了玉门关，两眼泪汪汪。”我们不但没有抹眼泪，反而对戈壁滩上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好奇。每到停车休息和夜宿时，我们就三三俩俩的，这里转转，那里看看，饱赏戈壁的粗犷，寻找故人的足迹，谈论未来的抱负……过了甘肃武威，吃的东西越来越贵，旅途的疲劳也越来越重。虽然艰苦，可是谁也没有怨言，因为到新疆去参加祖国边疆的建设都是自愿的。
离开北京后的第18天，我们到达了乌鲁本齐。在北京的时候，钱经理曾指点我说：“到了乌鲁木齐汽车站，要一辆三轮车，只要说中苏石油公司，连小孩都会知道的。”可是，我坐的那辆三轮车偏偏把我拉到卖油品的石油公司去了。几经周折，才找到中苏石油公司的所在地。后来我见到钱经理，总爱拿这段经历和他开玩笑。
我终于到家了，到了一个新家，我要在这里生活、工作、成长！
到生产第一线去
人事部门的一位中年女同志找我谈工作分配问题，要我担任公司中心化验室的工程师。说实在的，我不喜欢和瓶瓶罐罐打交道，认为这种工作最好由女同志去干。当时我觉得最有男子汉气魄的是操纵大机器，我的理想是把地下的黑色原油拿出来，变成五光十色的石油产品！我要到生产第一线去！到独山子去！
我的请求被批准了，头衔是独山子炼油厂值班工程师，虽说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但我还是多了个心眼。我问人事部门的同志，值班工程师是不是相当于内地的值班技术人员？对方说差不多。于是，我整理行装前往独山子炼油厂报到。炼油厂负责接待我的一位是中方经理（副职）木尔扎巴依，一位是人事管理员赵趁福。赵趁福是一位老同志，平易近人，一见面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俩看了我递交的介绍信，都感到十分为难，因为炼油厂的两位值班工程师已经任命，不可能再任命第三个。这时我才知道，值班工程师并不相当于内地的值班技术人员，而是总工程师马尔卡利扬的助手，协助他负责全厂的生产技术工作。乖乖！我被吓得吐了吐舌头。真险，幸亏已经任命了，否则，对一没有系统地学过炼油知识，二没有生产实际经验的我来说，可真有好看的了。
我乐于接受别的任务，到蒸馏车间去或到单炉裂化车间去都行。起初，领导上不同意，经过多次请求，最后把我分配到蒸馏车间。
艰难而光荣的岁月
当时蒸馏车间的中方主任（副职）是哈比都拉（哈萨克族），工程师是冀中奇。他们欢迎我来车间，冀中奇同志还为我安排了实习计划。全车间有30多人，工人中的技术骨干，一部分是当地的兄弟民族，如依米提、阿不都拉、阿不力米提等，另一部分是转业进疆来的，如郭树繁、韩宝清等，也有个别老工人，如陈志辉、董光林等，他们都曾是我的老师，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蒸馏车间实际上仅有一套年加工原油7万吨左右的常压装置，因为独山子油田的原油比较轻，每天只能加工170～180吨原油。我的第一个岗位是司炉工，后来又当过原油司泵、渣油司泵、成品油司泵、技工、值班技术人员、车间技术员，再后来做车间的行政领导工作。1963年经过装置不断扩建后，蒸馏车间划分为3个车间（老常压车间、新常压车间、新减压车间），我留守了一段时间，做些协调工作，待3个车间工作正常后，我被调到厂部工作。
从1954年到1963年，在这10年里，蒸馏车间有了一个飞快的发展。车间的同志们也经历了艰难而光荣的历程。原来的常减压蒸馏装置经过两次技术改造，建成为年加工原油能力30万吨的常减压联合装置，后来称为老蒸馏。接着于1959年新建的年加工50万吨的新常压装置投产，称为二蒸馏。到1960年新减压装置投产，蒸馏车间开始进入比较稳定的阶段。
蒸馏车间的情况大致可以这样划分：1955～1959年为发展阶段；1960～1963年为提高阶段。
那个时候，不论是发展还是提高，条件都是十分困难的。在前5年里，差不多每年都有新（改）建装置的任务，既要维持正常生产，又要参与新（改）建工程的质量检查，还要准备新（改）建装置的开工。从来就没有感到人手富裕过，尽管车间里最多的时候达三四百人，特别是在组织试车开工时仍是人手紧张，补充来的新工人，三个月后就得独立上阵。
当年主要的操作都是靠人工调节阀门，劳动强度是很大的。我当司炉时，燃料油和蒸汽的压力都是人工控制的。每调节一次炉温得要从操作室到加热炉跑好几个来回。调节侧线温度，操作工得要爬到塔上去调节侧线开关的开度，即开几分之几圈或关几分之几圈。当然，现在听不到说这个了，而在当时却是一个主要的操作指标。要是赶上操作波动大，一个班得要塔上塔下爬几十次，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爬得腿都发肿。
原油进装置后，只有热沉降脱水罐脱水，停留时间又短，实际上是来什么原油就原样进分馏塔。原油含水多，油田脱水工作也跟不上，不仅使装置难以操作，而且还经常发生事故。记得有一次，胡涵秋厂长陪同自治区一位领导同志来参观，我当时在老蒸馏的操作室里，经介绍情况后，那位领导同志正在夸我们，只听“嘭”地一声，初馏塔的安全阀打开了，喷出来的油洒了一地。幸亏那天的风向好，油与气不是向着加热炉的方向刮的，才免了一场火灾的发生，我和当班的同志们羞得真恨不得钻到地下去。
尽管困难不少，我们车间还是踏着困难在不断地前进，特别是后期提高阶段，前进的步子就更大。1960年我们成功地试生产了航空煤油，称为60年第一个新产品，填补了我国石油产品的一个空白。1963年为了配合我国第一套催化裂化装置的建设，在新常压我们做了舌型塔盘的工业实验。1964年我们又进行了S型塔盘的工业实验。两次塔盘工业实验均取得可靠数据，为我国开发新型塔盘技术作出了贡献。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通过不断摸索，还找到了一套较为合理的加工白克（白碱滩、克拉玛依）原油的工艺条件，并在油品精制、制取环烷酸、试制润滑油等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1963年下半年，我们连续两次进行加工低凝原油的试验。第一次炼了1万吨低凝原油，没有生产出目的产品，大家都很痛心，总结经验，接着进行第二次试验，由于采取了原油从油田到炼厂油库逐级脱水的措施，试验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为独山子炼油厂生产润滑油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接着我们又成功地生产了低凝固点坦克燃料，10月又试生产了T—1航空燃料组合。
回忆在蒸馏车间的这10个年头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以艰苦创业的精神新建改建了装置，扩大了原油加工能力；我们踏着困难前进，进行了两次塔盘工业实验。两次低凝原油试炼得到了新产品，锻炼了职工队伍作风，提高了技术素质。当年的蒸馏车间不仅为新疆炼油工业培训了技术骨干，而且从这里输送出的技术骨干现在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炼油厂，从这一点上说，又是令人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他们都是献身者
车间工人中的骨干主要是转业军人。他们年轻力壮，在装置扩建改建中挖土方、甩榔头都有一套本事。但是文化水平都不高，大部分是初小程度，有的还是在部队速成脱盲的，高小毕业生在他们中就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了。他们热爱炼油工业，用对党对祖国的忠诚，用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炼油知识，学习文化，进厂后3个月就能独立上岗操作，他们中的俞西伯、吴纯阳、唐绍训、范镇国等同志，后来都成为装置上的活流程，担负起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
一批技术干部也陆续分配到车间来，他们都是从内地刚毕业的学生，他们一来到车间就投入工作，同时还要担负着向工人传授知识的任务。他们能文能武，工作上任劳任怨。当年的李秀萍、胡子中、王世铠、耿铭声等同志，都是常年住在车间里，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白天和黑夜之分，真是把整个身心都扑在炼油上了。寇风春和郑绍云是学机械的，负责设备管理工作，他们不仅想方设法地把设备管好，同时还教会了钳工班里仅有初小文化程度的工人们看图纸和画简单的机械图，这些知识分子在工人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我们是个多民族的车间，汉族职工和少数民族职工一直相处得很好。在车间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有兄弟民族的青年来到车间，我们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就像一家人一样。像胡达拜地、爱迪卡等同志刻苦钻研技术，特别是胡达拜地，学技术肯动脑筋，汉话又说得好，后来成了车间里的“小先生”和“翻译”，并当上了技术员和工段长。伊明同志是车间里唯一的民族大学生，同志们都很关心他，车间为他制定了实习计划，他自己也很努力，不久就担任了新减压装置的领导工作。
50年代中期，新疆的市场供应充足。每逢节日，特别是过古尔邦节的时候，我们汉族职工都要到少数民族职工家中拜年。他们家家户户都要宰羊，大盘的手抓羊肉、鲜嫩味美的烤羊肉串、酸奶子疙瘩、羊尾巴油，丰盛极了。每到一家，都得要吃大块肉，喝大口酒，那股亲热劲，就不用提了。记得有一次，节日的第一天我没有到阿不都克里木副主任家去，后来见了面他还责怪我不该不去，他说他那天在家等了我一天。真的，我们就像亲戚一样，当时我还没有成家，一有空闲就去走“亲戚”。
在蒸馏车间的10年，是我锻炼成长最主要的10年。开拓和创业是艰苦的，但欢乐总是多于烦恼。因为，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理想，有着一个温暖团结的集体。
在我即将结束这段回忆时，我要向我们车间的老主任——张维和同志致敬。他是一位老红军，四川人，因战争致右胳膊截肢。他先转业来到四川隆昌气矿油厂，后来受委托率领该厂同志前来支援独山子炼油厂，参加边疆的建设。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与人为善。正常情况下，他在后半夜总是要到车间里转一转，心里才觉得踏实。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好的集体作风，至今我仍深深地怀念着他。
1986年5月26日
（作者曾任独山子炼油厂质量销售负责人，后调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生产技术部任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