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报道显示戴立宁失败了。以《自由时报》为例，12月17日，该报以《外资公听会央行、证管会两极交火》为题进行介绍，副题是：两派人马唇枪舌剑，双方互指行政流程疏失，戴立宁发言最多，部分学者“听不下去”离席，证管会代表许嘉栋临场“倒戈”。
文中的内容写道，“央行”与证管会合办的外资公听会由戴立宁及“央行”外汇局局长张宝熙主持。但戴立宁的强势风格令人不快。“由于证管会主委戴立宁的强势作风及能言善道，全场中戴主委发言的时间占去许多，最后‘央行’部分前来旁听的官员纷纷不想听下去而离席；代表‘央行’发言的与会学者‘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昭南，可能也因为受不了戴立宁的强悍而频频离席出去抽烟，后半场陈院士干脆都不进场了。”
此外，代表证管会发言的学者许嘉栋则因为也被“央行”邀请代表发言，只是因为先被证管会邀走，而出现立场倒戈，最后立场倾向于央行的态度。
还有媒体报道了两位主持人——戴立宁和“央行”外汇局局长张宝熙之间的战争。①
昨天上午会议原本由戴立宁与张宝熙担任双边主持人，但戴立宁一开头就以外资专案小组召集人身份抢做“唯一主持人”，全场由戴立宁掌控；不过“中央银行”也有备而来，一场开放外资唇舌之战就此展开。
首先，双方就引经据典相互嘲讽。戴立宁以苏东坡词做开场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暗讽“央行”当局者迷，对外资无法跳脱自身立场。
张宝熙引用《资治通鉴》拐弯抹角回道：“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其利，不顾其害。”张宝熙还以棋法为喻，指出开放外资必须“谋定而后动”，卒子只能进不能退，开放外资只能放不能收。
会议进入实质讨论，但戴立宁仍利用主持人之便，频频发表看法，并解释证管会立场。张宝熙数度企图打断戴立宁发言，抢按麦克风插话，“主持人应少说话，多听学者宝贵意见”；但戴立宁则毫不客气说，“请尊重主持人”、“请不要打断我的话”，张宝熙当时气结。
……
由于证管会主委戴立宁主持风格过于强势，多次打断学者发言，张宝熙在11时30分要求立刻结束会议；但戴立宁坚持让所有学者都发言，并说“张局长可先离席”、“行政官员要到12点半才下班”。会后张宝熙表示，“中央银行”不再举办类似讨论会或公听会。
就在人们以为证管会已经输了，戴立宁应该为没有礼貌而感到羞愧的时候，另一种声音却传了出来并逐渐占了上风，这次是支持戴立宁的。一份报道指出：部分出席的学者事先准备功夫做得不够，发言没有交集，甚至有学者迟到早退，还有学者满脸通红、一脸酒醉微醺未醒的模样出席。外界因而批评“央行”并不重视此次公听会。
另外，关于戴立宁与张宝熙的过节也有了另一个版本：
由于戴立宁在主持会议时，数度被外汇局局长张宝熙打断谈话，张宝熙甚至擅自宣布提前散会，戴立宁认为他是会议召集人，外人不应搅乱会议进程，所以他才不客气对张宝熙说“张局长有事先行离开，我们会议继续”等话，是张宝熙先对他不礼貌。
为什么最初媒体选择了支持“央行”，后来则逐渐偏向戴立宁？答案是：记者条线之故。
由于公听会在“央行”举行，参加的记者大部分都是“央行”所请、跑“央行”条线的记者。这些记者由于日日与“央行”接触，观点上多偏向“央行”，也不敢得罪“央行”，所以报出的新闻多站在“央行”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但随着事情的沉淀，开会的过程也逐渐为人所知。这时戴立宁还采取了一个非常规的措施，由于公听会现场都录了像，戴立宁将录像带交给了一家不大的、专门报道财经的电视台——非凡电视台。当时台湾股市只在上午开市，财经电视台上午跟踪报道股市状况，下午和晚上则急需节目来填充时间。非凡电视台拿到录像带后，在两三天时间内每天三次重复播放这次公听会的实况，使得人们更加了解了双方争执的背景，也看到了现场的情况。
在现场，戴立宁和证管会邀请的学者们还是阐述了开放宜早不宜迟的观点。证管会甚至还拿出了内部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
1.外资必定利润优先，所以，影响外资最主要的因素是投资报酬率。
2.就算限制外资额度，只要岛内股市有利可图，外资还是会通过各种地下管道流入台湾股市。这样，不但在国际间落人口实，还让本来容易管理的外资变成了非法，更难监管。
3.台湾经常账户顺差正逐渐减少，而资本账户逆差则逐年扩大，二者相抵，使得“央行”外汇储备余额变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很小，扩大开放外资额度，还不至于对汇率、货币供给以及物价产生太大的冲击。
4.对于因国际短期性资金进出所引起的汇率波动，岛内厂商若能够利用外币期货避险功能，则对岛内厂商冲击将更小。
而为了实现开放，戴立宁认为“央行”已经成了绕不过去的障碍。
不仅是额度问题，7月份，梁国树曾经说“央行”不再严格审核每一笔外资申请，可实际情况呢？戴立宁的抱怨透露了实情，他指出，“央行”审核外资申请案，平均一件需要61天才有回音，而证管会1994年4月30日送审的一件申请案，过了229天，还是没有回音，压在“央行”手中的案子还有30件。长此以往，证管会干脆贴个条子告诉外资不要申请了，反正申请也批不下来，白白让人取笑台湾。
但如果人们因此得出证管会获胜的结论，那么，他们又错了。
虽然从舆论上，戴立宁又逐渐占了上风。但他还是失败者。因为“央行”坚持在公听会上不下结论，在公听会之后，除了表示不再举行新的公听会，同时又把这项议题塞入了它缓慢的审核进程，不知何时才有结果。
戴立宁在辩论上占了上风，但在操作上却受制于人，处于下风。
然而，就在人们以为这件事情还会继续拖下去、无疾而终的时候，转机却来了，并且以戴立宁大获全胜而告终。
这次的转机来自于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高层，他们决定支持戴立宁。
高层出手了
关于国民党高层的支持，还要追溯到1994年8月3日，戴立宁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的一次报告。
当时台湾虽然已经开放党禁进入了选举政治，但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因此，许多政策仍然是由国民党内部作决定，然后交给行政机关执行。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代表大会”，两年开一次，闭会期间代行职权的是“**********”，而真正的执行机构则是“中央常务委员会”。这个常务机构负责制定政策方向，因此，具有极高的话语权。
8月3日，在“中央银行”与证管会召开公听会进行辩论的4个月之前，戴立宁在国民党“中常会”作了名为《透视证券市场——问题与对策》的报告。这篇报告在本章的开头已经引用过了。
由于国民党等级体系森严，戴立宁只属于三级主管，很难有机会去“中常会”作报告。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显然引起了执政党的兴趣，同时，由于当年年底有选举，股市的兴衰影响着选票，这时是执政党最有心搞好股市、推动改革的时候。
戴立宁的报告并非完全针对开放外资，而是针对整个台湾股市的现状。他提到，台湾股市已经不是一个投机市场，而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股市的确存在很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股市还是浅碟形市场，容易操纵。台湾股市有四大特征：交易热、价位高、结构脆、波动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保证供需平衡的前提下，加大股票供给和资金，扩大市场规模。在需求面，一方面是扩大发行市场，另一方面要再造柜台市场，还需要加大创新金融产品（衍生性商品）。而在供给面，则需要将储蓄引入股市，同时加大对外资的开放程度。
由于当时正在和“央行”争论外资开放问题，戴立宁在这方面多谈了几句，给委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戴立宁汇报完毕，由于他提到了台湾股市的四大特征，其中有交易热、价位高，于是台湾股市应声下跌了156点，以至于他有点儿哭笑不得，连忙澄清说报告的内容不是针对具体的点位，而是说明问题。
戴立宁以为此事已经告一段落，不想，在与“央行”的公听会开过4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也做出了正式决议，委员们几乎全部支持戴立宁的开放外资构想，这个决议交给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并最终要求“中央银行”提出开放外资的方案。
由于决议的时间恰好在辩论之后，这件事情使得戴立宁颇为得意，以为打胜了一仗。望着他满面春风的笑容，媒体也纷纷猜测他又去“中常会”作了一次报告。戴立宁否认了再次报告的说法，但承认曾经和党内高层俞国华、郭婉容等人交换意见。无疑，他已经胜券在握了。
1995年2月8日，台湾“中央银行”宣布，取消QFII投资总额的限制。结局比戴立宁预料得还彻底。
3月，梁国树因病辞职，并于当年7月去世。这位学者官员对于经济持比较开放的态度，但由于处于“中央银行”较保守的环境中，与戴立宁的主张形成了冲突。
在整个事件中，值得称道的还有戴立宁和“财政部”部长林振国的关系。外界时常传出证管会要升级直属“行政院”，脱离“财政部”的消息，并传说戴立宁也支持此方案。这样的传闻也因为戴立宁对“财政部”的态度而传得更加厉害。一旦有证券方面的问题，戴立宁坚持由证管会做决策，坚持证管会就是直接管理机构，不需要台湾“财政部”做决定，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在公听会辩论中，林振国全程参加，却始终作为旁观者，即便有人要把他拉入局中，戴立宁也力主将他排在外。但公听会结束后，林振国立即表示支持戴立宁改造股市的设想。双方的配合天衣无缝，显示出两位曾经联手处理过“十信事件”的人之间的默契。
台湾开放QFII投资后，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这也印证了戴立宁的说法：即便有千百个理由，真实的理由只有一个——监管者不想做，怕麻烦。
如今，中国大陆的股市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台湾股市的四大特征交易热、价位高、结构脆、波动大，在大陆股市身上也都有所反应。与台湾一样，不开放外资的理由也有千千万，如地区安全、通货膨胀，但真实的理由，或许也只是那一个而已。
洪福事件
交割制度改革
除了为改善股市结构，从供求两方面加深股市而进行的改革（如改变增资案的规则、再造柜台市场、开放QFII投资额度等）之外，戴立宁还进行了一系列保护投资人的改革。包括改变上市审议制度、建立证券投资人保护基金等。
1993年11月5日，为了保证上市审议的公平和公正，戴立宁设计了一套颇为复杂的上市审议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是上市审议委员会，戴立宁大幅扩充了上市审议委员会，将其成员从29人扩充到了75人（后又扩充到90人），且多为业内的学术专家，并将专家按照专业分为财务、会计、审计、经济、产业、法律6个小组。当审议上市申请时，从6个小组中抽签选出15人组成审议小组，由于每个审议小组的成员都不相同，且是随机抽取的，加上一定的回避制度，就避免了攀人情和关说的可能性，也保证了上市的公正，从而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
至于1994年1月1日成立的证券投资人保护基金，更是直接保护投资人的措施。该基金由各证券公司出钱，一旦投资人因为金融弊案产生了损失，则由证券投资人保护基金先行赔付，再通过法律手段追究责任人的问题。
除此之外，戴立宁还设立了证券观测站，让其负责信息披露，甚至包括基金的持股情况等，供投资人参考。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当时，设立证券观测站是股市走向透明的重要步骤。
戴立宁还针对基金进行了改造。当时台湾的基金大多数是封闭式基金，在基金的章程中往往设有一个条款：一旦基金的净值跌掉20%，就可以召开投资人大会，将基金改成开放式基金。这样的条款是为了保护投资人而设定的，因为基金折价过多，投资者想撤出时，却往往卖不出去，而封闭式基金又无法赎回，其利益遭到基金经理的强行绑架。改成开放式后，投资人可以随时撤出投资。
但封闭式基金一旦改成开放式，对基金经理的压力却陡增。因此，基金管理者往往想尽一切办法阻挠投资人大会的投票，甚至会选择偏远的地区开会，使得投资人无法到场。戴立宁看到这种情况，推行一旦封闭式基金折价符合标准即强行改成开放式的制度，从而使投资人不再因为基金经理的阻挠而无法撤回投资。
在剩余的措施中，最有影响的，还是戴立宁对股市交割制度的改造。这包括开放当日冲销，以及实行款券划拨。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巨型的违约交割案——洪福案。
“洪福案”的发生差点儿让戴立宁下台，却又给了他进一步改造股市的机会，借力打力实现了全面款券划拨。
关于“洪福案”和交割制度改革，还需要从台湾的股市交割制度发展谈起。
①李莉珩，《外资公听会激烈交火 全无交集》，《联合报》第3版，1994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