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是“绝配”
“中日青年没啥区别”，这直接体现在了两国之间往往饱受争议的“历史认识”问题上。两国年轻人都基本停止了对历史的思考，盲目听从大众化的舆论或接受欺骗性的灌输。这一恶性循环严重阻碍着实现历史和解。
历史认识没有对与错，不同的国民国家有不同的立场和认识，而且，一个社会内存在着各种的历史观天经地义，永远达不到定论，只好通过民主的讨论追究真相。
在日本，反华情绪高涨往往与政治生态有关，也跟集体主义等文化因素有关，两者勾结在一起使得局面变得错综复杂。中国社会有时也难以包容不同的价值观，一方面与政治生态有关，但也跟中国式的随大流文化有关。两国社会都存在着问题，我们要告别简单地把责任转移给对方的幼稚思维，需要培养“共同开发”解决方式的态度。
独特身份加上近年对中国时事的评论让我处境有些尴尬。在日本，有人说我被“赤化”，在中国，有人说我没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两者往往冲突，我则无能为力。
我理解读者对我的批评，对此我深表欢迎，但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和扮演的角色有着把握和信心。那些情绪化、极端化的声音对我思维和判断毫无产生影响。中国言论环境需要来自第三者的声音，为的是促进更加开放、包容、多元的发展环境，这也符合改革开放的大趋势。我坚信，当代中国与加藤嘉一是真正意义上的“绝配”关系。
任何说话者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既然你在行动，有人回应属于正常。尤其在中国和日本这样极为敏感、微妙、复杂的互动环境下，一个人发表观点越明确，遭到大众攻击的可能性越大。一个日本人说中国，一个中国人说日本都极为敏感而有风险，因为读者一般具有对外的傲慢与对内的偏见，在失去理性和判断力的情况下趋于攻击对方。
我从事评论工作就不得不考虑到来自中国与日本双方的反应。不管是谈历史认识还是谈领土争端，我尽量温和、平衡、中庸地去表达，不让双方感到不舒服或受委屈。然而，我绝不会盲目讨好大众，即使被夹在中间，也要勇敢地说下去，做下去。
中国的闲人
2011年年底我去了趟西安。每天早上跑步，从小寨跑到城墙内，到鼓楼后折回。
西安举办了世园会，地铁通了，城市变得更加现代化。不过，时光流逝得还是漫长，居民的生活依然继续，与以往没什么大变化，令人欣赏。我喜欢这座古城。
每当走到中国一个地方，尤其在中西部的城市，都遇到一种感受，即居民过得很休闲。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大城市外，包括引领中国GDP增长的广东地区，中国的城市一方面让我领会到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另一方面也让我感觉到一种“休闲”。
中国人似乎活得没那么累，至少没有像东京上班族那样被压抑，每天以同样的节奏和规律枯燥、单调地度过无聊的人生。
休闲的日子、闲人的蔓延，这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它们应该为过快的物质增长起到缓冲器的作用。我估计，中国至少有两至三亿闲人。其生活方式在我看来很经典。
相信许多中国朋友都曾到处看到过那些在街头上、胡同里没事干的百姓。吃饭、喝酒、聊天、睡觉、打麻将、打牌……他们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日子的，休闲、快乐，无所事事，对这个社会的发展似乎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但他们却是幸福指数最高的一群人。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自己的生活，照顾周围的朋友。以“不关心”为思想基础的虚无主义似乎也是中国人谋生的智慧，否则活不下去，来自“国情”的压力太大，必须走出而超越。
就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的，“闲暇”对长期健康治理城邦来说是关键要素。中国社会拥有这个基础，而日本没有，日本没有那么多闲人，日本人把“休闲”视为一种耻辱，不能不忙，只能扮演工作狂，否则被多数人排斥到边缘。
中国人则宁愿扮演闲人的角色。这种截然不同的差距是产生于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还是传统风俗文化的差距？我一方面怀疑中国无处不在的闲人之蔓延，另一方面也高度评价拥有“闲暇”文化的中国社会。后者对日本社会来说具有借鉴意义，当然，日本人的严谨对中国社会来说也是必要的。
休闲和严谨这一代表中日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立，却相辅相成。
高铁VS民航？
在中国，飞机晚点是常识。
高昂的“行走成本”恐怕是我至今在华生活中最不适应的一点。去哪儿，看什么，坐什么，干什么，提什么，答什么，修什么，碰什么……都要考虑到方方面面，没啥顺理成章的事。
2011年6月30日早上，我乘坐CZ3965航班从长沙飞往上海虹桥，预计8：05起飞，9：50到达，结果8：00起飞，9：30左右到达。来华8年，坐过无数不清的航班，头一次经历了“提早”。
下午到上海第一财经频道做客“财富新干线”。2011年6月30日恐怕对中国人民来说意味着难忘的一天。15时，京沪高铁终于开通运营，总长度为1318公里，总投资约2209亿元，北京和上海之间往来时间缩短到5小时以内。全线纵贯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辖市和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
我在节目里说，“很关注京沪高铁对区域经济与环保方面的效应。1964年10月世界第一条开通的高铁——日本东海道新干线，拉近了东京与大阪之间的距离，带动了区域经济。与航空用石油不同，高铁用电力，是环保的交通工具，对中国未来的绿色战略起到积极作用”。
京沪高铁的票价从最低410元，最高达到1750元，显示着中国乘客之间的贫富悬殊，时速分成300公里和250公里两种，有关部门向乘客提供了较多的选择空间。我周围不少朋友从“准点率”、“票价低”、“舒适度”等角度更加看好高铁，而不太看好民航。
民航晚点已成为常识，它又常受到天气影响。我比较担忧高铁相对于民航，其竞争力和优势有些过强，相信“减速”和“买票实名制”是政府对高铁过强竞争力的某种限制，为的是不同交通工具之间的协调发展。当然，前提必须是良性、公平的竞争。
晚上乘坐CA1856，从上海虹桥飞往北京首都机场，预计20：55起飞，23：15到达。结果，21：15起飞，23：00抵达。该天，民航部门有些紧张，毕竟迎来来自高铁的挑战。我在乘坐过程中仔细观察服务员的态度，显而易见，其服务态度比以往好很多，直觉到广播员很在乎起飞时间。
高铁日益引人注目的此刻，但愿民航部门能够享受健康的压力，把压力变成动力，把服务做得更好，把管理做得更妥，从而尽早改变大家对“民航晚点是常态”的常识，恢复信用。
你“入党”了吗？
201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90岁的生日，祝愿中共能够在未来发展的旅程中找到一条适合执政和时代需求，即既能让国人过上现代化的日子，也能让外界尊重中国的道路。此时此刻，我也谈谈跟党相关的话题。
在日本上学期间，说实话，跟绝大多数的同学一样，我对中共没什么正面印象。一、共产主义不是中国发明的，中国深受俄国共产国际的影响，采取了拿来主义来建党；二、中共是革命党，毛泽东同志提倡农村包围城市，是靠暴力解决问题的组织；三、中共动员的是工人、农民等无产阶级，不尊重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建国”以后的六七十年代，这一倾向很明显，甚至让当今“党群关系”也蒙上了些阴影。历史永远是一脉相承的，而不是断层的。
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也经历着变迁的过程，创造自身的发展史。它早就不是革命党，而是注重民生的执政党了。作为年轻一代的中国观察者，我不关注它叫什么，而注重它在做什么。外国人认知中共也要有进取的精神，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共产党员至今已超过8000万人，其规模本身超过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如此庞大的组织，所谓“党员”们平时“潜伏”在哪里？落实哪些工作？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对此特别好奇。我刚开始以为，所有党员在日常劳动当中统一思想和战线，以同样的纪律和节奏执行一模一样的任务。这是我8年前对中共的基本认识，现在看来相当狭隘。
入学北大后很惊讶，周围一些同学已经入党，不少学生正准备入党。我抱着好奇心问他们：“到底什么是入党啊？你们不是要上学吗？入党不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吗？入党了哪有时间上学啊？”怎么可能上大学，即18岁就入党了呢？当时，我到刚刚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室去问学生：“你们有没有入党的？”结果，果然有一些学生已经入党。
经过交流和请教，我终于发现入党并不完全等于从政，入党并不否定学习，入党与求学是不矛盾的，不是互相排斥、对立的，是可以兼顾的。不是谁都能入党，不管你在心里对中共的认知如何，至少在行动和表现上要忠诚于党的价值观。学校成绩、家庭背景、思想根基、人际关系等都是深深影响一个人能否入党的重要标准。
据我观察，不少学生把“入党”本身看作一种“护照”。对于一个年轻人的职业生涯和人生成长来说，它绝对不意味着充分条件，但可以说是必要条件。他们认为，入党至少比没入党有好处，处世得靠谱一点儿。当然入党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大家也越来越说不清。
这一怪象对我这样一名老外来说相当有趣味。在中国这样复杂的人口大国谋生，“入党”无疑是一个指标和途径，但每一个人“做党员”的动机却是五花八门，趋于多样化。我相信，这是“入党去健全化”的过程，即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选择，时代在进步。
至于许多北大同学纷纷问我：“加藤，你入党了吗？”他们确实拿着中国的价值观来与我打交道。我努力解释，在日本，入党意味着从政，当政治家，是意味着通过竞选当国会议员。在这个意义上，我目前没有入党，反而问他们：“在中国，入党等于当政治家吗？你作为党员，抱着从政的意识吗？”
他们终于醒悟过来，并澄清，在中国和日本，“入党”本身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很正常，每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不需干涉内政。
晚辈能向长辈摆摆手吗？
2009年4月，我正在执行我担任副导演的电视连续剧《滴泪痣》的后期工作。剧组除了我之外，其他都是中国人。对我来说，这的确是感受中国剧组的机会，更是寻找中日文化差异的绝佳机会。
有一天在录音棚里，我迎来了一位在戏里饰演小孩儿的小学生。我很喜欢小孩子，与他接触也很快乐。过一阵，导演忙完事走过来。我让他向导演打个招呼，他很自然地摆摆手，然后说一声“Hello”，走的时候说一声“88”。
我愣了一下。这位小孩儿大概有13岁，已经是应该具备基本素质的年龄。他打招呼的对象是整个剧组的总导演，对他来说更是一位长者。我突然觉得：“他怎么能这样？向长辈摆摆手，随便说一声Hello。”
我没有追究他要改正态度什么的，只是陷入沉思状态。冷静想，来到北京后，我遇到过无数次类似的场合。比如，一次在人大附中上完课，正好是放学时间，与另一位年轻教师走出教学楼，中途碰到本校的学生们。莫名其妙，一个学生都没有向我们打个招呼，人家明明知道我们是教师，后来一个女生主动向我旁边的老师摆摆手，说一声：“Bye！”
我问旁边的老师：“学生们怎么不跟老师说‘再见’呢？怎么只有她，还说拜拜？”
他回答说：“现在的学生都是这样呢，根本不理老师，刚才的女生是从马来西亚来的留学生。”
我的天！在日本，如果对父亲那样，我肯定被打死，至少三天不能吃饭了。如果对老师那样，肯定被批评，在期末成绩单里被评价为“素行不良”。假设没有及时纠正过来，父母就着急了，只好与老师、孩子一起进行“三者面谈”，共同探讨接下来怎么着。
运动员出身的我尤其清楚，即使年龄差距很小，晚辈向长辈的尊重也是“绝对”的，是超出任何身份关系、利害关系的。日本人通常以姿势上的鞠躬和措辞上的敬语表达对长辈的尊重，否则你既在社会上混不下去，也永远对不起自己。毋庸置疑，这是汉语意义上的“做人”。它在人类社会中不是至高无上的吗？
我知道，“打招呼”一事在中外之间有差别。西方人趋于抱一抱，中国人趋于握握手，日本人趋于相互鞠躬。这是所谓“文化差异”，是世界多样化的美好象征。问题是，晚辈究竟如何对待长辈？在这点上，我还是认为，世界共通的礼节是存在的。
假如下一次自己师弟师妹或者学生对我随便摆摆手或者说“Hello”和“88”，我该怎么办？从“入乡随俗”的角度保持沉默，还是从“普遍规则”的角度给予教训？
课堂民主比党内民主重要
2010年11月20日凌晨3时，我从东京羽田回到北京首都机场。在日本待了6天，采访了在横滨举办的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然后转到东京参加了若干电视节目谈论中国问题，开了记不太清的会议，这些天的睡眠时间合起来恐怕不到15小时。
打出租车，回到家简单处理点事，入睡时已经4点半了。我一般不定闹钟，把自然醒视为健康，但这一天定了，怕“第二天”起不来，睡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