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绳人把日本本岛和住在那里的人叫“本土”和“本土人”。冲绳显然是史上大国政治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到了冲绳，参观美军基地，与当地人交流，我才明白了冲绳人的情感基础，以及日美同盟的脆弱和残酷。
离开冲绳的最后一夜，我在那霸市内与一名研究冲绳与台湾间关系的资深学者用餐。他对我说：“冲绳人需要独立的自我认同，我们灵魂的根基不在大和，而在琉球。不是要独立，冲绳与大和的关系应该是融合的。冲绳人主张的是绝对的和平主义。历史上，冲绳在中国与日本之间起到过桥梁作用。我们要重新扮演这样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崛起是个机遇。”
一言难尽的东莞
近年来我几乎每年都去东莞待一段时间，尤其喜欢到御景湾酒店附近的虎英公园跑步。
东莞集中了全国最为富裕的镇，住一晚500元左右的五星级酒店鼎立。从后街到南城的路上打出租车，司机不愿意打表。当地商人告诉我，“人们很富裕，乘客多给点钱无所谓”。碰到任何场景，都要怀疑：“真的是一个镇吗？”
镇民们抱怨说：“这里有很多台商，大部分都是黑道，赌博、非法交易、抢劫、杀人等很普遍。”娱乐产业早就形成产业链，似乎正在支撑着东莞经济。春节前后，我在常平火车站附近大街上遇到了从重庆“逃离”过来的，无路可走的女孩子们。
东莞是全球最着名的加工基地之一。“东莞模式”依靠的经济拉动方式无非就是“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由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劳力。耐克、诺基亚、三星等国际知名企业以东莞作为制造基地，压低成本，扩大规模，提高利润。
“民工荒”蔓延时期，我也在东莞潜伏过。加工业老板们对未来发展极为不乐观。一名国企老板对我说，“金融危机后，至少35%-40%的外企撤出东莞，富裕镇的三分之一工厂倒闭”。我参观的许多工厂是空的，处于“停工”状态。一家为俄罗斯品牌加工内衣的老板跟我介绍说，“员工减少了五分之一，缺工依然严重”。
从根本上解决“民工荒”，东莞就务必得面对产业升级。********刘志庚曾说过一句话：“没有品牌永远是替别人打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必需的。在后危机时代，东莞再也不能依靠“三来一补”来粗放、盲目地保增长，而务必进入“调结构”的阶段。
东莞必须做到培养自主品牌，但其过程极不容易。大多数企业无法承担为创建品牌所要付出的人力、研发、市场等必要成本。来自政府、市场及舆论的转型需求正在削弱企业竞争力，加剧企业之间的互相淘汰。政府压力极大，正陷入两难，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既然后者暂时无法推进，就不得不把政策优先投放于前者，来维持刚性增长，确保政绩。前景显然不乐观。
温柔的女子
2011年7月中旬我在中山待了一周，主要是为了趁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追寻孙中山先生所生长的环境以及参加第三届中山书展。有一天，我去了珠海这一直渴望访问的经济特区，深圳去过或路过好多次，但珠海真是第一次。
早晨8时半出门，在下大雨，坐车一会儿，雨停下来了，接下来是大太阳。为了让我感受中山水乡文化，司机避开了高速，走105国道，在路上看到了许多水田，保持着相对原始的状态，生态环境似乎没什么被破坏。到了三乡镇，这里有着名的鞋城宝元集团。中山是“市管镇”，镇经济很强势，为GDP作出重大贡献，就像我常去的东莞似的。
开车一小时，到了珠海，出乎意料，很不像我印象中的经济特区，绿色程度较高，生活节奏很慢，马路很宽敞，高楼不多，市民过着休闲的日子。用三个词语来依次形容我对珠海的印象：优雅，宁静，干净。
从湾仔口岸坐游船（外地人80元、珠海人20元）眺望澳门，望到了金色的大赌场。在澳门，赌博是合法的，据说有30-40家赌场，政府税收的65%以上是来自“赌博经济”。赌场这世界离我实在太远，心情突然变得些恐惧，开始晕船了。
回到湾仔口岸，开车开到旁边的“湾仔海鲜街”。让我想起家乡热海的鱼市场，这里也是客人直接到鱼市场亲自挑海鲜，带到餐厅，付加工费就可以了，这样比酒店或菜市场买便宜很多。野生生蚝20元/斤；大扇贝10元/个；鲍鱼5元/个；白虾30元/斤。很新鲜，很好吃，许是我来到中国后吃到的最好的海鲜。珠海和热海是友好城市，有缘。
吃完后沿着情侣路一个人溜达溜达，很有情调。对岸是澳门，看到了“君悦湾”几个字，离得很近。周围有些情侣在谈恋爱，我则沉思着“一国两制”。我一般到“边境”，自然而然进入政治状态。
回中山的路上，目睹了珠海为了发展人工填海。但愿珠海能够定位好自己的位置，保持自己的灵魂。闻不到文化味道的城市是缺乏吸引力和生命力的。我在脑子里比较着深圳和珠海，同为经济特区，其状态却截然不同。
若说，深圳是刚健的男人，那么，珠海是温柔的女子。
“港漂”们的奋斗
2011年7月，我第一次参加了香港书展，做了讲座，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平时在内地发表文章，坦率说，没有太多的紧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怎么说，已经习惯了。不知为什么，到香港这块在中国最拥有言论自由和法治主义的地方，反而紧张了，感觉很别扭。
无论是报纸的还是电视的，对我进行采访的基本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年轻人。有的已经拿到了香港永住证，成了香港公民，有的还在奋斗中，他们都希望满足7年的居留，从而拿到这里的证，成为这里的公民。
记者们告诉我说：“刚开始我也反而紧张，很别扭，你慢慢适应就好了。”其实，过几天就好了。香港媒体五花八门，什么信息都有，尤其是与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相关报道无处不在。好多记者依然靠“大陆”吃饭。我待的那段时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正好发生，记者们每天跑新闻，给予了高度和密集的关注。
这次我是应《********》邀请赴港的。在书展期间，该刊把实习生派到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讲座作家身边陪同，扮演助理。跟着我的学生是香港出身、长大的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的女生。她工作勤奋，细腻，用心。跟着其他作家的学生基本都是大陆生，有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浸会大学的。
有一天坐游船享受香港美景，在室外的二层跟实习生们聊天时，有位从河北过去的男生突然对我说“我是港漂啊”。“港漂”一词，我还真第一次听到，原来只知道“北漂”。
我本能反应说：“你是河北人，为何要到香港漂泊，不像我‘北漂’呢？”
他回答说：“我是浸会大学的，到这里学新闻，进媒体学习真正的新闻是什么，然后留住，拿一张永住证，这是我奋斗的最大动机。花昂贵的学费也值得。”我助理在地铁里给我介绍说，“香港本地人每年付4万多港币的学费，大陆学生是8万到10万，除非有奖学金”。
听他们说，学政治学的大陆生不多，毕竟是“一国两制”，不好学，我理解。
最后问每一位大陆生：“你们将来会回大陆吗？”
“不知道，到时再说。”他们回答说。
我明白，确实如此，只能，到时再说。
城市化的同质化
离开台北，路过北京，到长春了。
跑来跑去，无方向感，始终漂泊。
在北京差点赶不上飞往长春的航班。北京城内大堵车，广泛的交通管制，司机告诉我说“三环内走不动啊……”好不容易到长春后，也被堵上，唉声叹气，突然感觉到有声音在心里喊：中国的城市怎么都是这样子呢？私家车以惊人速度增加，城市变成“堵城”，环境遭到破坏，空气遭受污染，政府则企图一举多得，建造地铁，提高政绩，畅通交通，赢得民众支持，顺便降低环保压力和失业率。
即使在国进民退的大环境下，中国部分老百姓也越来越有钱。中国的“部分”，其规模可不小，比通常的国家大很多。我经常跟外国朋友分享我的直观感受：“现在中国人太有钱了，花钱花得太厉害，到处旅游购物，那儿没有中国人啊？”
问题不在于政府和部分富人有多少钱，而在于“不差钱”的他们掌握了权益后，如何凭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给“差钱”的大众树立健康而良好的形象。从城市化的角度说，其建设过程是自我膨胀，而不是自我收敛的，由行政主导，投机主义者与官方勾结，互相占便宜。老百姓就“荒”了，在自己对决策过程没什么参与的前提下，不断地面对粮食在涨、原油在涨、房价在涨、上学在涨、看病在涨，什么都在涨，唯一不涨的就是工资。
当今中国主要城市都正在明显趋于同质化。去任何一座大城市，政府都在建造地铁，2015年前，许多城市将竣工。他们提倡绿色经济和文明建设没有错，却往往只是口号比赛和面子工程而已，甚至看不到民众的脸色和影子。政治本来应该是参与出来的、沟通起来的。
大学城、开发区、市中心、文化广场、展览馆……任何城市都有，没什么两样，城市之间顶多殊途同归，越来越缺乏多样性，就是同质化。其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缺乏理念和信心。
傍晚的扬州
鉴真和尚、扬州炒饭、瘦西湖……
踏入此地前，“扬州”两个字使我联想的仅仅是这些固定名词，缺乏一些具体的场景与想象。又是第一次，我还是陌生人，一张白纸的状态。
甚好，至少对它不抱有傲慢与偏见。
上午时，下着雨。
到了下午，雨就停了。
瘦西湖充满着雾气，空气则充满着忧伤。我自以为是理想的悲观主义者。那里的环境意味着绝佳，没有更美。再走两步，到了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个园”。我只是听说过它，雾气和竹子形成主旋律。
突然想起童年时代，想起家乡伊豆。记得，老家周围都是竹山，我们家原来拥有好大面积的竹山的产权。小时候，我很喜欢爬长长的竹子。有一天，我跟爷爷一起爬，爬得不稳定，就从上面掉到地上，速度很快，幸亏是小孩子，身体足够柔软，没怎么受伤。伤疤只是心里上的，从此以后，我有了恐高症。那些竹山，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们家了，我也不知道那条使我产生恐高症的竹子还在不在。父亲事业受挫，那些被担保的竹山，全部都被“大社会”拿走了。
来中国以后最不适应的事儿始终不变，就是我不喜欢人多，我怕人，更怕见人，我就尽力避开扬州景点里那些成群结队的游客们。我有意选择无人的空间，默默感受眼前鼎立的竹子。不知为什么，竹子总是让我变得忧伤。
离开个园，我随意漫步。
到处都在修路，老百姓乱骑车、闯红灯、随地吐痰、大声说话……这里离合格、健康的公民社会还有一段距离。我走过有着江南特色的小巷，看到了矮小的四合院式平房。老先生坐在地上，叫卖着亲手做成的扬州小吃，价格不到三元。
我感受到了文化的韵味。继续走过一段路，在幽深的小巷里，我居然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杂货店，店门口大声播放着节奏颇快的音乐。在混乱与无序中，年轻的小贩们促销的商品，有衣服、玩具、电子游戏、光盘、山寨手机等。我的文化欣赏似乎被叫卖声打断，我却并不感到突兀。
“这样才符合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本来面貌”，我在心里说服了自己。
中年阿姨骑着电动车向我冲来，退休后的叔叔们坐着下围棋，使我怀念已离开的京城。
走出小巷，继续漫步。
接下来要去的目的地，是朱自清故居。我不知道怎么走，便向当地居民问路，他们很亲切地告诉我路线。我对扬州居民的印象很好，虽然问了几次路，我都找不到目的地，每个人的回答好像一致，又好像不一致。这也是我在中国不少地方问路时所遇到的常态。
扬州不是例外。
要过马路了，在前方看到了“人海”。过去瞧一瞧。
文昌中路241号，东关小学。放学的时间，小孩儿们从小小的校门纷纷地“喷”出来。他们的父母或祖母、祖父来迎接，造成那一空间的失序。类似的现象，我曾在北京几所小学门口也看到过。往前走，拐个弯，进入小巷，又碰到了学校另外一个校门。路很窄，拥挤不堪，迎接方与被迎接方彻底占领了空间。一个穿着名牌衣服和鞋子的胖男孩儿坐在爷爷骑的摩托车后面，经过我面前。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他的表情很无辜。我则同情他，他穿的衣服、上的学校、他的生活方式，似乎都不是他主导的。
我在日本度过的少年时代则不是那样的。我每天花两个小时，与同学们一起上学，有时走路，有时跑步，享受环境，观察社会。父母从来不管，出门时只告诉我一声，“嘉一，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哦”。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但现在回过头来想，无意中被培养的是独立生存能力和团队精神。
纵观当今中国的教育，“主流”生活方式（买房、上学、婚姻、关系、当官、成功……）所带来的风险，越到这种中等或小城市，越严重。被“主流”的是那些孩子们，很可怜，在整个社会被忽略的则是价值观的建设。我向那些孩子们挥挥手，打招呼，他们没反应，更无回应，似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却不得不怀疑，在他们的世界里，“自己”究竟占了多大的空间和时间。
安乐巷27号。终于到了朱自清先生的故居，始建于清代，是扬州典型的民居“三合院”建筑。正好是要关门的时候，院子内没人，好安静，简直来到了不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