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经济市场化了，很多领域，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对经营者来说，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与官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的重要资源。官员子弟最接近权力，他们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为富翁。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制度，官员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官员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官员子弟，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
张扬高调“拼爹”的背后，恰恰说明了财富、资本以及声誉等，正成为社会的垄断资本。有钱无钱，有权无权或者有名气还是没有名气，直接决定着本人或后代其头顶上的机会天花板到底有多高。
财富与特权愈加霸道，其嚣张气焰大有“一切通吃”之势。就连被认为最能体现机会公平与社会财富分配正义原则的教育，身影也在其笼罩下变得愈加黯淡。
中国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条件截然不同。农村子女以及城市家庭的弱势阶层，获得的教育机会相对较少，教育条件也较差。而且，在人们看来一条相对光明的道路——上大学，也是以高成本下的赌注。大学生身上曾经的标签——人才，在社会看来，已经注了很多水分。也正因为如此，大学教育这个筹码才显得并不是那么举足轻重。
有关系、有路子的大学生，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而没关系、没路子的大学生，又开始重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旧况，与高考不同的是，大学里的成绩单已不能决定他们的前途。公平竞争，这个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心中已固化的基本理念，很容易就被残酷的就业状况瞬间瓦解。“父亲就业”，正一点点践踏教育和就业的公平性。
自2007年以来，青年学者廉思开始关注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并于2008年、2009年对北京的所谓“蚁族”进行调查，形成相关报告并以《蚁族》命名出版，他对蚁族的描述是：
这个群体具有三个特点：高校毕业、低收入和聚居。他们绝大多数是“80后”，收入不高，生活拮据，工作不稳定。具体来说，他们有的毕业于名牌高校，但更多来自地方和民办高校；拿着1000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300元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绝大多数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电子器材销售等低收入工作。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他们生活条件非常差，缺乏社会保障，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
2011年9月，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因违法开车打人成为众矢之的，《华西都市报》评论员一篇题为《少年打人事件又被标签化，悲哉》的文章写道：“别一出事，总苛求李双江和他的儿子要比别人的道德系数高多少，道德从来只能自律而非他律。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才是唯一准绳，而不是爹爹——不管你爹姓‘权’、‘星’还是‘财’。”
法律可以无视你爹到底姓“权”、“星”还是“财”，可是这些姓“权”、“星”还有“财”的爹，正导致社会阶层流动进一步板结化，这也是法律管不到的。
我们急于打碎一切命运枷锁，满怀希望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然而，无论多少运筹帷幄的机巧、智慧和谋略，却难免深陷于某些社会的夹缝中，眼睁睁看着自己与目标越来越远。在2008年3月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国务院总理□□坦言：“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公平与正义，恰是从民生角度出发所要达成的共享价值观。
市场闸门日渐打开，中国社会有了更多的变革机会，充满变数。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多次借用狄更斯之语形容此时的中国经济：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
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