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又和本村的伙伴去了潍县城。我报的是一中，自然要到一中看榜。进了一中本部的大门，大门里偏东是一个南北长几十米的狭长的广场，广场东边是一面几十米长的墙，榜就贴在那面长墙上。这一年一中共招收了8个初中班、两个高中班，高中班的榜不在这里，这里贴着的是初中生的录取名单。8个班，400来个名字，每行六七名长长地排了二三十米长，高高地贴在那里。一进校门，老远就看见那长长的白纸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了。
我来到的时候，广场上已是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人。人们站在那榜的下面，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目光在那榜上扫描着。有的突然把目光收回，脸上绽放出得意的笑容；有的来回阅读着榜上的名字，表情越来越严肃，渐渐显出绝望的神色，但不甘心，又从头再慢慢看一遍，最后竟然不顾场合地哭将起来。
我从榜的开头看，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数了数，是在第40名上。看到自己榜上有名，这才有闲心观看内容那么丰富生动的“考生看榜图”。
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大发展的一年，各县都成立了中学，但那是那年秋天的事，我考中学时好像（只是好像，很不确切）全昌潍地区就只有潍坊一、二、三中招生，所以特别难考。我印象中是16个人取1个，最近听葛伟堂老同学说，是23个人取1个。在小学毕业前，我小学的老师曾议论谁能考上中学，有的老师说到我的名字，另外的老师摇着头说：“他不行，光耍，考不上！”结果我们小学就考上了我自己，以后扩招，才又考上了俩。
开学
开学的情景也至今历历在目。记得那天我带着上学用的东西，来到校本部，把东西放下，然后到看榜的那个小广场集合。几百人被一位老师排成了长长的宽宽的一个横队，齐刷刷地面向东站在广场的西边。一位老师手拿册子点名，点到谁谁答一声“到”，然后出列到队前的空地上站着，点够了一个班的人数，就由一位老师（这老师是班主任）把这个班的人整队带到别处，然后再点下一班。依次点下去，直到把全部学生点完。点名的顺序就是班次的顺序，依次为一班、二班、三班……
我们鸦雀无声地站在那里，屏住呼吸等待点名。
“王明章！”
“——到！”
我竟然是停了一会儿才答那声“到”的。太没有思想准备了！谁会想到第一个就叫到我的名字？我至今也不知我是怎么走到众人前边的，只记得在几百双目光的攒射下，我很害羞，无端地觉得自己像个被捉住了的小偷在当街示众。
我们那一届是潍坊一中的初十二级，于是我就成了初十二级一班的一名学生。
初中轶事
从乡下一步登天似的来到城里上学，所进的又是这样一所规模宏大的老校，刚入学时曾下决心好好度过这难得的中学时光。开始上课后，在自己面前展现开的又是那样丰富多彩的知识的海洋，于是就认真地学起来。但不久自己那种“耍着玩着学”的积习又抬头了。好在初中课程简单一些，也还能学个说得过去的水平。学习是天天有的事，却又是平平淡淡的事，现在回忆那段生活，有关学习的事可写的并不多，倒是学习以外的事，还能记得不少。
马路学生
我上初中那段时间，电影院里正上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几部旧片，《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天涯歌女》、《夜半歌声》，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周璇那妙不可言的歌声飘荡在大街小巷里。一天，我们正走在新华影剧院前的大街上，耳畔又飘来了《马路天使》里的歌声。一个同学说：
“马路天使？我看咱们就是马路天使。”
“不，咱是‘马路学生’！”另一个同学说。
“马路”就是大街，对！我们一天到晚走在马路上，不正是“马路学生”吗？
清晨，我们就整队从西门里宿舍跑过整条邓发街到东门里校本部做早操，做完操再跑过半条邓发街到“大十字口”西旁的校分部上早自习。早、午、晚三顿饭都要过大街到大十字口东旁的食堂就餐，课外活动要到校本部，下了晚自习再经过邓发街西段回宿舍就寝。每天每天，我们都要穿梭似的在那条邓发街上走七八个来回，把走在马路上的时间加起来，大约不少于两节课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生活，差不多有两成是在马路上度过的。
“马路学生”，自有走在马路上的乐趣。
每天几次经过新华影剧院门前，影院门楣上那大幅的电影海报画，及时告诉我们正在演什么电影，所以那几年虽然不是每片必看，却是每片都知。那些年电影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看电影，谈电影，欣赏电影海报，阅读《大众电影》，成了我们的精神大餐。
还有那些戏报，穷学生虽看不起戏，却从那上面知道了很多戏名、角名。
从“新华影剧院”那斗大的名家手笔，到各老字号那字迹不俗的招牌，还有每天更新的毛笔手书戏报，天天都向我进行着书法熏陶。
那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每天犒劳着我们的眼睛，至今我还记得那特大个儿的月饼，只知其名未觌其物的鱼翅、海参，地理课上学过的“金华火腿”等等，都在这里见到了实物。
从校本部到分院那段街上，路南有个文化馆，经常有书画展；路北有个小小的阅览室。只要不是整队路过，一般走到那里要进去看一眼。
还有大街上那各色人等，从衣衫褴褛的乞丐到衣冠楚楚的阔人，什么人也能看到。一个显然经过精心打扮仍脱不掉“庄户味”留一条长长的独辫的年轻女子，成了我们回到宿舍后的笑谈对象。
言而总之，马路不单是走路的地方，也是我们的课堂，我们每天流动着在这课堂里上课。
饥饿的夜晚
在那个年代，马路学生也是饥饿的。永远忘不了下了晚自习往宿舍走那半条街的情景。
当时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寄宿生，家境都很困难，有限的一点粮食大都“统购”了去做伟大事业去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家里吃野菜树叶子，省出一点粮让我们背到学校换饭票。那一点点粮票省了又省，大家都不舍得放开肚皮吃。进食量不足，再加上饭菜质量差，到了下晚自习时，早已饥肠辘辘了。
走出校门，门两旁有几家卖吃食之物的小门头，有火烧铺，有粥铺，还有一家煮地瓜铺。意志坚强者，忍着饥饿，扬长而去；意志不那么坚强又囊中充实一点的，天天晚上要吃上一点。
我意志不算不坚强，又加上囊中老是处于羞涩状态，很少吃，一出校门就放开大步赶快走，连往那发出香味的地方看一眼都不看。到了宿舍赶快钻被窝睡觉，睡着了就不知道饿了。可有一天晚上，特别饿，我照旧用“意志战胜法”放开大步向宿舍走去。走了几十步，意志的防线崩溃了，只好又返回来花五分钱买了个煮地瓜，一边走着一边吃，一会儿地瓜就全在肚里了。我偶尔买点吃，一般不买火烧，太贵，也不喝粥，那东西得坐在那里喝，又“心急喝不得热黏粥”，耽搁时间，我一般是买一个煮地瓜，便宜，还能边走边吃，吃、走两不误。那时邓发街西段路灯似有若无，黑影中在大街上吃东西，也不用考虑观瞻问题。
夜半哨声
在西门里“张宅”住了两年，其间有许多事还存留在记忆里，事虽意义不大，却很有趣，不妨择三二件写在这里。
当时学校雇了一位老者看门，兼司学生的晨起晚睡事宜。那时没有悬钟电铃，连手摇铃都没有，到了该起床或熄灯时，那老人就口吹一哨，前后院地转，“嘟——嘟——”声间隔着“起床了！起床了——”的吆喝声。那老人五六十岁，个儿不高，满脸胡子，对我们这些孩子很亲切，可能是姓李，我们很亲切地叫他“李大爷”。听到他的“哨令”，我们就赶快行动，不好意思烦他督促。
冬季昼短夜长，早晨六点钟起床时，还是满天星斗。那天，我们突然被李大爷的哨声和吆喝声惊醒，一个个揉着惺忪的睡眼打着呵欠，赶忙穿衣裳。就在我们把衣裳穿好准备列队出操时，突然又听李大爷大声吆喝着向我们院跑来，“同学们！我吹差了哨了！再睡吧！对不起了，孩子们！再睡吧！接着睡吧……”于是我们嘟囔着重又脱掉衣裳睡下，瞬时又满屋鼾声。我却是迟迟没有入睡，我在想李大爷为什么吹差了哨子。以后我见到他，问那天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把马蹄表的大针当成小针、小针当成大针了。他本来是给表定了时的，他一觉醒来，一看表已经过了起床时间，他以为是定时装置失灵了，就赶紧吹了哨子。吹完哨回去再看那表，原来才一点多钟……以后我读过一篇大概是契诃夫的小说，忘记小说名了，写一个扳道岔的老铁路工人，恍惚间把道岔扳错了，造成了重大事故。我印象中老把李大爷与契诃夫塑造的那个老工人重叠在一起。
有惊无险
前边说听到李大爷的哨音我们就起床，其实“起床”一词不确，我们没有“床”可“起”，应该说是“起铺”。我们住的那长条状的倒座大屋子里靠南墙是一溜地铺，我们就头顶南墙睡在这长长的通铺上。因为没有南门南窗，屋里阴暗潮湿。这一年秋天，阴雨连绵了很长日子，屋里更潮湿了。一天，我们回到宿舍，向铺上一看，南墙根堆积着一大摊泥皮，一片片大小不等的一面涂着白石灰的泥片堆了老厚的一摊，那位置正是我睡觉头枕着的地方。抬头一看，那白墙上出现了一片大大的不规则形的黑墙，像某一个国家的地图。
“好险啊！这要是夜间……”
“王，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后福”遥不可知，先避免眼前之祸吧！要是夜间趁我们睡熟的时候再落下一些来呢！于是，大家纷纷调过头来，头朝北脚朝南睡下——泥皮砸在脚上毕竟没有砸在头上那么严重。
这就是我刚上初中时的生活条件！
从天而降的绣花鞋
还有一次，我们回到宿舍一看，只见铺上散落着一大摊灰不溜秋的东西。我们捡起来拂掉灰尘一看，这才知道是一些身着旧时装束的青年男女的照片、几只尖尖的三寸金莲绣花鞋、一些旧式的信封，里面装着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好像还有手帕一类女子用品。向上一看，纸糊的天棚已经大面积脱落，那天棚纸像一块幕布一样斜挂在露出来的苇条龙骨上。这也是天阴潮湿作的孽，那发潮的天棚纸已经承受不住百年的重量了。
我们住的“张宅”留下了许多类似旧言情小说那样的故事，当时知道一些，现在大都忘却了。只记得张大人（张大人名张兆洞，潍县人，清光绪二十五年进士，官至广东总都）已死多年，小辈几房为一件事争执不下。家务事无人能断，相持日久之下，突然想起在哪个被遗忘了的角落里还住着大人的一个小妾，最后请那平日无人理睬的“小娘”发了话，事情这才了断。
不过，我们住的房子显然不是那个小妾的“角落”。我们的寝室是四五间相通的大房子，原有隔断墙隔成一个个套间，这些套间很可能原是小姐少妇们的“闺阁”、“绣房”。现在隔断墙打掉了，南北墙上还留着痕迹，在最靠里的一间天棚还在，那些从天而降物原先就在那上面。当年那些少艾在把相片、书信、绣花鞋暗藏在天棚上时，该有多少幽怨凄婉的故事也同时藏在了上面！她们如何能想到尘封的秘事多少年后会暴露在一群少男的面前！可惜当时年少的我们缺乏研究的兴趣，那个物落其铺的同学更是觉得晦气，褥单兜着那些秽物——其实是些很有价值的“文物”，一股脑儿抖到垃圾箱里去了。
听取鼾声一片
在郭宅街宿舍住时，还有件近乎恶作剧的事至今不忘。在那所古宅里，大概有七八个寝室，每室都有三两个打鼾太响的同学。到了初三年级，人们的神经变得脆弱起来，尤其是那些已有了神经衰弱征兆的同学不堪其扰，彻夜难眠。实在不行了，就去动一动那打鼾者，鼾声暂歇，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时间太短，还不等你入睡，就又鼾声大作了。就又起来，把打鼾者彻底弄醒，惹得打鼾人大怒，最后都有为此打起来的。
一天，几个舍长找到我，叫我想办法。打鼾是各人的生理现象，无法用思想工作解决，我有什么办法？有一个舍长提出一法：把打鼾人集中到一间寝室里。正好有一间稍小一点的寝室可以利用，我说可以进行动员，看行不行。没想到那些“雷公”竟然通情达理，工作做成了，他们集中到那间小屋里去了，从此各室天下太平。有趣的是，那小屋在去厕所的路边，我们夜间起来小便，走到那里，闻见里面比夏天的池塘还热闹，隔窗可“听取鼾声一片”了。
“你上厕所没看看那屋子还有没有上盖？”喜欢说趣话的同学说。
此举不但解决了睡觉问题，还为生活平添了一种笑料。
人人跳舞
我上初中时，正是可着劲儿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时候，连一些生活方式，也大有“苏化”的倾向，譬如人人跳舞，就是这样。
中国孩子，原本都不知舞蹈为何物，突然间却人人成了舞者。课间操时间、课外活动时间、午晚饭后，甚至课间10分钟，都要跳舞，谁不跳，被视为“表现不积极”“落后”，甚至是“不守纪律”。有的同学实在不愿跳那舞，一到时候就钻进厕所里不出来，宁愿在那里面闻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