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文峰居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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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弟弟的厄运(5)

那一天,我又和本村的伙伴去了潍县城。我报的是一中,自然要到一中看榜。进了一中本部的大门,大门里偏东是一个南北长几十米的狭长的广场,广场东边是一面几十米长的墙,榜就贴在那面长墙上。这一年一中共招收了8个初中班、两个高中班,高中班的榜不在这里,这里贴着的是初中生的录取名单。8个班,400来个名字,每行六七名长长地排了二三十米长,高高地贴在那里。一进校门,老远就看见那长长的白纸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了。

我来到的时候,广场上已是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人。人们站在那榜的下面,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目光在那榜上扫描着。有的突然把目光收回,脸上绽放出得意的笑容;有的来回阅读着榜上的名字,表情越来越严肃,渐渐显出绝望的神色,但不甘心,又从头再慢慢看一遍,最后竟然不顾场合地哭将起来。

我从榜的开头看,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数了数,是在第40名上。看到自己榜上有名,这才有闲心观看内容那么丰富生动的“考生看榜图”。

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大发展的一年,各县都成立了中学,但那是那年秋天的事,我考中学时好像(只是好像,很不确切)全昌潍地区就只有潍坊一、二、三中招生,所以特别难考。我印象中是16个人取1个,最近听葛伟堂老同学说,是23个人取1个。在小学毕业前,我小学的老师曾议论谁能考上中学,有的老师说到我的名字,另外的老师摇着头说:“他不行,光耍,考不上!”结果我们小学就考上了我自己,以后扩招,才又考上了俩。

开学

开学的情景也至今历历在目。记得那天我带着上学用的东西,来到校本部,把东西放下,然后到看榜的那个小广场集合。几百人被一位老师排成了长长的宽宽的一个横队,齐刷刷地面向东站在广场的西边。一位老师手拿册子点名,点到谁谁答一声“到”,然后出列到队前的空地上站着,点够了一个班的人数,就由一位老师(这老师是班主任)把这个班的人整队带到别处,然后再点下一班。依次点下去,直到把全部学生点完。点名的顺序就是班次的顺序,依次为一班、二班、三班……

我们鸦雀无声地站在那里,屏住呼吸等待点名。

“王明章!”

“——到!”

我竟然是停了一会儿才答那声“到”的。太没有思想准备了!谁会想到第一个就叫到我的名字?我至今也不知我是怎么走到众人前边的,只记得在几百双目光的攒射下,我很害羞,无端地觉得自己像个被捉住了的小偷在当街示众。

我们那一届是潍坊一中的初十二级,于是我就成了初十二级一班的一名学生。

初中轶事

从乡下一步登天似的来到城里上学,所进的又是这样一所规模宏大的老校,刚入学时曾下决心好好度过这难得的中学时光。开始上课后,在自己面前展现开的又是那样丰富多彩的知识的海洋,于是就认真地学起来。但不久自己那种“耍着玩着学”的积习又抬头了。好在初中课程简单一些,也还能学个说得过去的水平。学习是天天有的事,却又是平平淡淡的事,现在回忆那段生活,有关学习的事可写的并不多,倒是学习以外的事,还能记得不少。

马路学生

我上初中那段时间,电影院里正上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几部旧片,《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天涯歌女》、《夜半歌声》,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周璇那妙不可言的歌声飘荡在大街小巷里。一天,我们正走在新华影剧院前的大街上,耳畔又飘来了《马路天使》里的歌声。一个同学说:

“马路天使?我看咱们就是马路天使。”

“不,咱是‘马路学生’!”另一个同学说。

“马路”就是大街,对!我们一天到晚走在马路上,不正是“马路学生”吗?

清晨,我们就整队从西门里宿舍跑过整条邓发街到东门里校本部做早操,做完操再跑过半条邓发街到“大十字口”西旁的校分部上早自习。早、午、晚三顿饭都要过大街到大十字口东旁的食堂就餐,课外活动要到校本部,下了晚自习再经过邓发街西段回宿舍就寝。每天每天,我们都要穿梭似的在那条邓发街上走七八个来回,把走在马路上的时间加起来,大约不少于两节课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生活,差不多有两成是在马路上度过的。

“马路学生”,自有走在马路上的乐趣。

每天几次经过新华影剧院门前,影院门楣上那大幅的电影海报画,及时告诉我们正在演什么电影,所以那几年虽然不是每片必看,却是每片都知。那些年电影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看电影,谈电影,欣赏电影海报,阅读《大众电影》,成了我们的精神大餐。

还有那些戏报,穷学生虽看不起戏,却从那上面知道了很多戏名、角名。

从“新华影剧院”那斗大的名家手笔,到各老字号那字迹不俗的招牌,还有每天更新的毛笔手书戏报,天天都向我进行着书法熏陶。

那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每天犒劳着我们的眼睛,至今我还记得那特大个儿的月饼,只知其名未觌其物的鱼翅、海参,地理课上学过的“金华火腿”等等,都在这里见到了实物。

从校本部到分院那段街上,路南有个文化馆,经常有书画展;路北有个小小的阅览室。只要不是整队路过,一般走到那里要进去看一眼。

还有大街上那各色人等,从衣衫褴褛的乞丐到衣冠楚楚的阔人,什么人也能看到。一个显然经过精心打扮仍脱不掉“庄户味”留一条长长的独辫的年轻女子,成了我们回到宿舍后的笑谈对象。

言而总之,马路不单是走路的地方,也是我们的课堂,我们每天流动着在这课堂里上课。

饥饿的夜晚

在那个年代,马路学生也是饥饿的。永远忘不了下了晚自习往宿舍走那半条街的情景。

当时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寄宿生,家境都很困难,有限的一点粮食大都“统购”了去做伟大事业去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家里吃野菜树叶子,省出一点粮让我们背到学校换饭票。那一点点粮票省了又省,大家都不舍得放开肚皮吃。进食量不足,再加上饭菜质量差,到了下晚自习时,早已饥肠辘辘了。

走出校门,门两旁有几家卖吃食之物的小门头,有火烧铺,有粥铺,还有一家煮地瓜铺。意志坚强者,忍着饥饿,扬长而去;意志不那么坚强又囊中充实一点的,天天晚上要吃上一点。

我意志不算不坚强,又加上囊中老是处于羞涩状态,很少吃,一出校门就放开大步赶快走,连往那发出香味的地方看一眼都不看。到了宿舍赶快钻被窝睡觉,睡着了就不知道饿了。可有一天晚上,特别饿,我照旧用“意志战胜法”放开大步向宿舍走去。走了几十步,意志的防线崩溃了,只好又返回来花五分钱买了个煮地瓜,一边走着一边吃,一会儿地瓜就全在肚里了。我偶尔买点吃,一般不买火烧,太贵,也不喝粥,那东西得坐在那里喝,又“心急喝不得热黏粥”,耽搁时间,我一般是买一个煮地瓜,便宜,还能边走边吃,吃、走两不误。那时邓发街西段路灯似有若无,黑影中在大街上吃东西,也不用考虑观瞻问题。

夜半哨声

在西门里“张宅”住了两年,其间有许多事还存留在记忆里,事虽意义不大,却很有趣,不妨择三二件写在这里。

当时学校雇了一位老者看门,兼司学生的晨起晚睡事宜。那时没有悬钟电铃,连手摇铃都没有,到了该起床或熄灯时,那老人就口吹一哨,前后院地转,“嘟——嘟——”声间隔着“起床了!起床了——”的吆喝声。那老人五六十岁,个儿不高,满脸胡子,对我们这些孩子很亲切,可能是姓李,我们很亲切地叫他“李大爷”。听到他的“哨令”,我们就赶快行动,不好意思烦他督促。

冬季昼短夜长,早晨六点钟起床时,还是满天星斗。那天,我们突然被李大爷的哨声和吆喝声惊醒,一个个揉着惺忪的睡眼打着呵欠,赶忙穿衣裳。就在我们把衣裳穿好准备列队出操时,突然又听李大爷大声吆喝着向我们院跑来,“同学们!我吹差了哨了!再睡吧!对不起了,孩子们!再睡吧!接着睡吧……”于是我们嘟囔着重又脱掉衣裳睡下,瞬时又满屋鼾声。我却是迟迟没有入睡,我在想李大爷为什么吹差了哨子。以后我见到他,问那天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把马蹄表的大针当成小针、小针当成大针了。他本来是给表定了时的,他一觉醒来,一看表已经过了起床时间,他以为是定时装置失灵了,就赶紧吹了哨子。吹完哨回去再看那表,原来才一点多钟……以后我读过一篇大概是契诃夫的小说,忘记小说名了,写一个扳道岔的老铁路工人,恍惚间把道岔扳错了,造成了重大事故。我印象中老把李大爷与契诃夫塑造的那个老工人重叠在一起。

有惊无险

前边说听到李大爷的哨音我们就起床,其实“起床”一词不确,我们没有“床”可“起”,应该说是“起铺”。我们住的那长条状的倒座大屋子里靠南墙是一溜地铺,我们就头顶南墙睡在这长长的通铺上。因为没有南门南窗,屋里阴暗潮湿。这一年秋天,阴雨连绵了很长日子,屋里更潮湿了。一天,我们回到宿舍,向铺上一看,南墙根堆积着一大摊泥皮,一片片大小不等的一面涂着白石灰的泥片堆了老厚的一摊,那位置正是我睡觉头枕着的地方。抬头一看,那白墙上出现了一片大大的不规则形的黑墙,像某一个国家的地图。

“好险啊!这要是夜间……”

“王,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后福”遥不可知,先避免眼前之祸吧!要是夜间趁我们睡熟的时候再落下一些来呢!于是,大家纷纷调过头来,头朝北脚朝南睡下——泥皮砸在脚上毕竟没有砸在头上那么严重。

这就是我刚上初中时的生活条件!

从天而降的绣花鞋

还有一次,我们回到宿舍一看,只见铺上散落着一大摊灰不溜秋的东西。我们捡起来拂掉灰尘一看,这才知道是一些身着旧时装束的青年男女的照片、几只尖尖的三寸金莲绣花鞋、一些旧式的信封,里面装着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好像还有手帕一类女子用品。向上一看,纸糊的天棚已经大面积脱落,那天棚纸像一块幕布一样斜挂在露出来的苇条龙骨上。这也是天阴潮湿作的孽,那发潮的天棚纸已经承受不住百年的重量了。

我们住的“张宅”留下了许多类似旧言情小说那样的故事,当时知道一些,现在大都忘却了。只记得张大人(张大人名张兆洞,潍县人,清光绪二十五年进士,官至广东总都)已死多年,小辈几房为一件事争执不下。家务事无人能断,相持日久之下,突然想起在哪个被遗忘了的角落里还住着大人的一个小妾,最后请那平日无人理睬的“小娘”发了话,事情这才了断。

不过,我们住的房子显然不是那个小妾的“角落”。我们的寝室是四五间相通的大房子,原有隔断墙隔成一个个套间,这些套间很可能原是小姐少妇们的“闺阁”、“绣房”。现在隔断墙打掉了,南北墙上还留着痕迹,在最靠里的一间天棚还在,那些从天而降物原先就在那上面。当年那些少艾在把相片、书信、绣花鞋暗藏在天棚上时,该有多少幽怨凄婉的故事也同时藏在了上面!她们如何能想到尘封的秘事多少年后会暴露在一群少男的面前!可惜当时年少的我们缺乏研究的兴趣,那个物落其铺的同学更是觉得晦气,褥单兜着那些秽物——其实是些很有价值的“文物”,一股脑儿抖到垃圾箱里去了。

听取鼾声一片

在郭宅街宿舍住时,还有件近乎恶作剧的事至今不忘。在那所古宅里,大概有七八个寝室,每室都有三两个打鼾太响的同学。到了初三年级,人们的神经变得脆弱起来,尤其是那些已有了神经衰弱征兆的同学不堪其扰,彻夜难眠。实在不行了,就去动一动那打鼾者,鼾声暂歇,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时间太短,还不等你入睡,就又鼾声大作了。就又起来,把打鼾者彻底弄醒,惹得打鼾人大怒,最后都有为此打起来的。

一天,几个舍长找到我,叫我想办法。打鼾是各人的生理现象,无法用思想工作解决,我有什么办法?有一个舍长提出一法:把打鼾人集中到一间寝室里。正好有一间稍小一点的寝室可以利用,我说可以进行动员,看行不行。没想到那些“雷公”竟然通情达理,工作做成了,他们集中到那间小屋里去了,从此各室天下太平。有趣的是,那小屋在去厕所的路边,我们夜间起来小便,走到那里,闻见里面比夏天的池塘还热闹,隔窗可“听取鼾声一片”了。

“你上厕所没看看那屋子还有没有上盖?”喜欢说趣话的同学说。

此举不但解决了睡觉问题,还为生活平添了一种笑料。

人人跳舞

我上初中时,正是可着劲儿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时候,连一些生活方式,也大有“苏化”的倾向,譬如人人跳舞,就是这样。

中国孩子,原本都不知舞蹈为何物,突然间却人人成了舞者。课间操时间、课外活动时间、午晚饭后,甚至课间10分钟,都要跳舞,谁不跳,被视为“表现不积极”“落后”,甚至是“不守纪律”。有的同学实在不愿跳那舞,一到时候就钻进厕所里不出来,宁愿在那里面闻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