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些历史事例我们可以看到，眼界和气量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做多大的事就要有多大的眼界和气量。
形势第二
[原文]
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斫削也。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夜行者独有也。
以上摘自《管子》“形势第二”
[译文]
神射手后羿的功夫不在于射箭的模样，神驭手造父的技术不在于驾车的动作，神匠奚仲造车的技巧，也不在于木材的砍削上。
召徕远方的人，单凭使者是不行的。亲近身边的人，光说空话同样是不可以的。只有真正修养德行的君主，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实例应用与分析]
做官为政要讲究实实在在
“《管子》第一”中的上文部分表述了管子对统治者为官做事的看法，“神射手后羿的功夫不在于射箭的模样，神驭手造父的技术不在于驾车的动作，神匠奚仲造车的技巧，也不在于木材的砍削上”，说明做事真正讲求的不该是外在的花架子，而是实实在在的成绩和结果。
“只有真正修养德行的君主，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则把做事与为政相结合，说明做官为政讲究实实在在的东西，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做官为政要讲究实实在在”。
管子对为官之道的见解值得世人去追捧和深思。“做官为政要讲究实实在在”就是管子对官场之人的劝导。“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署”是一首民间顺口溜，它一针见血地体现出了民众对为官之人的期望，这也是有良知的官者的“座右铭”。
做官不能搞花架子敷衍了事，这样的官者不是人民爱戴的。实实在在做官，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不以大事为大，不以小事为小，哪怕是一些芝麻小事也要尽可能解决人民的疾苦，这才是为官的本份。
但凡能够本着实实在在做官为政之人，都是能够受到民众拥戴和歌颂的，从而流芳千古。
历史上一些贤明的君主，从为君不实的昏君身上吸取了教训，他们或是以仁爱待民，或是以勤政治国，和那些昏君不同的是，他们不仅皇位长坐，而且还千古流芳，这两者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雍正帝就是一位实实在在的贤君。
雍正帝为政之勤，无人能及。他处理朝政，从早到晚，没有停歇，一般都是白天同臣子议政，晚上批阅奏章，经常批至深夜，天天如此，寒暑不断。雍正虽身为天子，但一刻都不敢贪图安逸。经他亲手批阅的奏章，现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就有二万二千余件，而这还不是全部。
雍正为帝之勤，与他以治理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他曾明确地讲过，他是因为感到治理大清江山的责任重大，故而勤于政务，不敢稍有懈怠。
雍正帝早年在夏天中过暑，因而特别畏惧酷暑天气。每一年酷热难耐之际，每当意欲休息时，想到前贤的箴言、帝王的责任，便不敢浪费一刻时光，而是勉励自己更加努力地去处理政务。
他深感登基以来，民风未淳，自己身为一国之君，责任未尽，因此朝夕谨慎、不敢怠惰，甚至没有时间和心情去欣赏春色美景。
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雍正帝者。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
雍正帝以民为本、以国为重，他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是大清朝的日渐昌盛，这种为君实实在在的作风不仅让当时的天下人心服，而且也让后来之人对其赞叹有加。为君实与不实的结果差异不可谓不大。
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位实干家，在他领导下的湘军，个个是做事的能手，而且战斗力非凡，这其中的奥妙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实实在在。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其才气很受曾国藩的赏识。但李鸿章的性格里面有虚伪的成份，曾国藩对此很是不满。因此，曾国藩常拿自己的“内圣”之法教育他。
曾国藩的所谓“内圣拙诚”也就是埋头苦干的意思，他认为人应该多做实际工作，尤其是为官者，应该实实在在的为民做事，而不是只知道做表面文章。那些专说大话而不知实干的人，是最让曾国藩瞧不起的。身为湘军的首领，他的部下都是些不善言辞的“实干家”，曾国藩认为湘军之所以能胜利，皆取决于“内圣拙诚”。
为了贯彻他的“内圣拙诚”，曾国藩又创立了“五到”之说。这“五到”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曾国藩说：“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终条理，先要学得开，后要括得拔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叮咛也。”
曾国藩的“五到”，皆是说要脚踏实地、不厌其烦、不怕艰难地埋头苦干，也就是所谓的“实干精神”。带着这种积极的心态，曾国藩时刻准备着为国出力。他非常敬佩唐朝名将郭子仪慷慨赴国难的气概，他常对人说：“郭子仪德高望重，但他自己‘招之未尝不来，挥之未尝不去’，‘任国家驱役，不计个人荣辱进退’，此是何等胸襟！我今日所处，也不能不如此啊！”
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正是因为他积极的人生观和务实的作风，使他站上了位极人臣的高度，他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圣相”。
为百姓做事讲究实在，这实在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往往很难。很多时候，需要为官者深入到基层中去，才能真正亲身体察到百姓的疾苦，进而为他们从根本上排忧解难。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肯于为百姓做实事的人。
王安石二十三岁考中进士，他不愿在朝中为官，而是主动申请到地方任职。很多人对他这一举动很不理解，王安石对他们说：“做地方官可以直接为百姓干些实事，这要比在朝中无所事事要好得多啊！”
王安石在鄞县任职时，大兴水利，发动当地的百姓建造堤坝，使百姓收益很多。他还将官粮低息贷给穷困的百姓，解除了高利贷者对百姓的剥削。王安石在地方任职达十六年之久，他时时关心百姓疾苦，事事想着百姓，因此百姓对他十分爱戴。
后来，王安石做了宰相，他实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在这些措施中，王安石始终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这触动了官僚、地主的利益，这些人纠集起来，在皇上面前对王安石进行诬陷、攻击，还要求皇上解除王安石的官职。
有人劝王安石不要和那些权贵相争，他对王安石说道：“你身为宰相，位高权重，如果因为替百姓谋利益而得罪了权贵，你自己就会被孤立，老百姓又不能让你保住权位，而权贵们却可以动摇你的权柄，你可要深思啊！”
王安石不以为然地说：“我一心为朝廷和百姓做事，绝无半点私心，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如果因为百姓而遭难，我又有什么遗憾呢？”
王安石的新政推行数年后，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正因为他为了百姓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人格，百姓才会永远记着他。做人只有像王安石这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实实在在，才有可能成就大的事业，才能得到后人的尊重。
和王安石相同，柳宗元任职期间也是主张朝廷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政策最终没有得到执行，但他这种为了百姓的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荣辱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和钦佩。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早有大志。入朝为官后，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是取缔“宫市”，免去民间对官府的各种积欠，放出大批宫女，不让宦官统领军队等。
由于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革新一开始便遭到宦官、世族官僚以及藩镇军阀的反对。他们联合起来，一齐劝说柳宗元改变做法，停止革新，他们对柳宗元说：“祖宗的旧制已实行多年了，你轻易加以改变，做以前没人敢做的事情，不是很冒险吗？即使革新成功了，你本身也得不到什么；若要是失败了，必将遭大祸啊！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还是不做为好。”
柳宗元不为他们的话所动，坚持革新。他对官员们说：“做大事者就要敢于破旧立新，如果我抱残守缺，不求上进的话，我只能做一个庸俗的官吏，怎么能开创盛世、千古流芳呢？你们不要怕路途凶险，也不要怕辛劳麻烦，我相信我们做的事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更有利。”
柳宗元更加坚定地为革新之事操劳起来，他的家人劝他别那么拼命，他说：“我现在是为国为民做大事、干实事，哪里敢放松呢？勤奋不会把人累死，而整日无所事事却可以让人垮掉。”
后来，唐顺宗因病退位，太子即位后反对革新，把柳宗元等人贬出了朝廷，柳宗元被贬到偏远的永州。柳宗元对此一点都不沮丧，他对家人说：“鱼不游向大海、千里奔波，又怎能化为龙呢？我现在遭遇不幸，这是上天在锻炼我啊，我一定要挺住。”
十年后，柳宗元当上了柳州刺史，他继续坚持为百姓做事的原则，减轻赋税、鼓励生产、破除迷信，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
曾有人劝柳宗元给朝中权贵送礼，以谋求调回朝中任职，那人对他说：“这里地偏人稀，环境恶劣，你不能在这里呆一辈子啊。你应该把心思多用在回朝任职上，不应该在这里干这些无聊的事。”
柳宗元听到这些话后非常生气，对那人训斥道：“从前在朝中，我不知民间疾苦，现在我在社会的最底层，从老百姓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我为民办事，意义重大，怎么能说是无聊的事呢？”
柳宗元后来病死在柳州，当地的人民为了怀念他，纷纷集资为他建造了庙宇。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虚伪谁真心为他们做事，他们都看的很清楚。那些戴着伪善面具的家伙必将会被人民抛弃，而惟有那些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才会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为官者在其职就应该谋其政，只有兢兢业业地做事，才能得到上级的赏识和老百姓的爱戴，那些只知道做表面文章的人迟早会被发现，而只有实实在在做事的人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范仲淹就是位经受住了考验的名臣。
范仲淹是北宋时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他为人正直，经常向皇帝提意见。
有一年，国内发生了蝗灾和旱灾，江淮和京东一带最为严重。老百姓衣食无着、生活困苦。范仲淹见到这种情况，心里非常着急。他请求宋仁宗派人去各地调查灾情，仁宗没有答应。
范仲淹生气的对仁宗说：“天子当以民为本，如果圣上您一天不吃饭，能忍受得了吗？”
仁宗一想有理，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命范仲淹为钦差，去救济慰问灾民。范仲淹所到之处，都命令当地的官吏开仓放粮，还免去了受灾地区的各种苛捐杂税。不久，范仲淹被派到苏州为官，恰遇那里闹水灾，范仲淹就亲自带人视察水势，用疏导的方法将洪水引入了大海，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宋仁宗见范仲淹能为百姓做事，对他特别赏识，便把他调到朝中，任命他做吏部员外郎，兼任开封府知府。
范仲淹为人正直坦率，他看到不合理的事情，就一定要管一管，这让他得罪了不少人。那时，宰相吕夷简权势很大，他总是安插自己的亲信在朝中做官，范仲淹对这种营私的行为很看不惯，于是气愤地写了一篇文章来指责吕夷简，说他用人不按照能力，而是完全只顾自己的利益，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宰相。
吕夷简对此事耿耿于怀，不久，范仲淹就受到了他的陷害。那是在讨论确立都城位置的时候，范仲淹认为洛阳和开封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在天下安定的时候皇帝可以住在开封，而一旦战争开始，皇帝就要住在洛阳了，因此他建议在洛阳盖好足够的房舍。没想到吕夷简却借题发挥，诬陷范仲淹浪费摆阔。仁宗一气之下，把范仲淹贬到饶州去了。
后来，西夏军来犯，宋军被西夏军打得打败。仁宗把范仲淹调到边关，以抗击西夏的进攻。
范仲淹接到诏书后没有丝毫地抱怨很快赶到了延州。刚到延州，范仲淹便着手训练军队。范仲淹非常爱护自己的手下，士兵们生活艰苦，经常有人出去抢老百姓的东西。范仲淹知道后，从军费里拨出一笔钱来，每月把钱分给士兵们。如此一来，士兵们的热情迅速高涨起来，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也逐渐安定了。
由于范仲淹是个爱兵爱民的将领，所以手下都愿意跟随他打仗。打仗时，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连着打了好几个胜仗。西夏见北宋的边防非常牢固，士兵又如此英勇，就不敢再轻易来犯，只好与北宋求和。
范仲淹因功绩卓著而被调回朝廷，不久后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此时的北宋朝廷腐败风渐行，官员的数量惊人，多数官员不做正事，反而明目张胆地贪污钱财、欺压百姓。范仲淹对此非常气愤。不久后，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治国良策，遂被宋仁宗采纳，史称“庆历新政”。
改革在仁宗的支持下迅速推行到全国，范仲淹也终日为此劳顿，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新气象。
范仲淹一生虽多次被贬，但他的正直、高尚的品格却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实实在在地做人风格让人倍感钦佩，他自己也真正实践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
统治者的本份是治理国家、造福百姓，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这个统治者就是不称职的。不称职就得下台，这是自然的规律。晋灵公因贪图享受而被杀的故事就有着很深刻的教训。
晋国的晋灵公继位后，贪图享乐、荒淫无度。他令宠臣屠岸贾建造一座花园供自己玩乐，屠岸贾为了讨好他，四处聚敛民财，大兴土木，很快在京城修建好了一座规模宏伟的花园，取名桃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