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从来不谈死亡，从来不肯直面死亡，直到亲人的死亡、朋友的死亡，如空投的炸弹轰隆隆地落到了眼前，才不得不承认死亡的存在。先是手忙脚乱，然后手足无措，最后在后知后觉中送走了世界上最亲的人。在那之前，好像人类所有的死亡都是意外的事，都是天灾人祸而无关自己的事。
圣经上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因为基督徒信仰上帝的存在，相信上帝在等待他们的灵魂回家，所以，基督徒的心能够比任何人都明亮，都清楚如何面对死亡。
幸运的基督徒可以在临死之前召集家人，告诉他们天使即将赶来，带走自己这个满身罪过，但是终身都在尽力赎罪的灵魂。他可以安慰家人，告诉孩子们不要害怕，未来还有上帝在等待。当他真的安详睡去，也可以如同圣保罗那样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中国众多学派的大家也有对于生死的看法。在庄子看来，生死是共同存在的，是站在对立面相互运动的生命环节，是万事万物不断循环的过程。生命是循环的一个环节，死亡也是，而且，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因此，在道家的思想中，死亡并不可怕，它是一个美丽的瞬间，甚至和生命初始一样绚烂，一样值得记忆。死亡并没有让个体彻底消失，而是改变了生命存在的方式，比如，一具山羊的尸体滋养了一棵树、一株花，山羊便在树与花中继续着原本的生命。因此，不管生命个体存在与否，它都将永远和世间万物共同存在，周而复始，不断地循环往复下去。
佛教虽然认为“诸法无我，一切众生都只是随缘而起的幻象”，却并没有抛弃死亡对于佛法的升华。佛家认为，世界的本质便是“无”，肉眼看到的世界和我们自己不过是幻象。因此，追求世界的本质就是追求终极的“无”的境界，便是让灵魂抵达没有幻象的西方极乐。于是，佛家的死亡变成了追求超脱的途径，尽管死亡也是“无”，生前和死后的“无”却不是一个境界。当修佛者抱着这样的态度面对死亡时，没有纯粹的得到与失去，便不会失落，也不会害怕。
既然人生不过是幻象，身体不过是一具臭皮囊，因此，修佛之人不奢望长生不老，也不会将精神力气放在身体保养上。同时，他们也不会对家业、事业恋恋不舍，更不会有“隆丧厚葬”的情况发生。死亡来临，就这样死去，好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基督教徒眼中有上帝的等待，有末日的审判；佛教徒中有一切皆空，有西方的极乐世界；道教徒中有万物生生不息，有无限轮回。貌似，但凡修行之人都有一种直面死亡的态度，反而是世俗之人，面对死亡时的恐惧与忙乱，在大自然规律面前的怯懦形象，和那个自称万物之灵长的人类相去甚远。
古语有云“蝼蚁尚且贪生”，民间更有“好死不如赖活”的说法，可见，人们面对死亡从来都有着莫名的恐惧，甚至是本能地逃避和抗拒。然而，黄泉路上无老少，生命的衰老和死亡已经是不容讨论的必然，即使对于思想活跃、感情丰富的人类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结局。
世俗之人，用尽一辈子的时间来提高生活品质，及时行乐；想方设法通过医疗、养生等手段保持身体健康、祛除病痛；即使最终难违天命，也多祈求尽享天年，寿终正寝。为此，“善终”甚至成为中国人眼中的“五福”之一。此外，风光大葬、安享香火、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亦成为生活的重要部分，甚至有人在生前便立下“流芳百世”的壮志，一生按照这一人生目标而活。
抛开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社会学对待死亡的态度就显得更冷静，更客观。死亡本是社会进程和社会体制变化的结果，并且和生活方式、教育、政治抗争、战争等社会现象产生联系。于是，死亡可以被看作个体的经验，也可以看作是社会经验。“到底谁生谁死？究竟如何离世？这其实都不是随机的，而是大规模的、体制化的社会系统的产物。”
美国导演伍迪·艾伦曾戏称：“我并不怕死，我只是希望死亡来的时候，我正好不在场。”对于考虑过死亡、谈论死亡，在电影、小说中了解过死亡的人来说，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本能地抗拒死亡，却也能够直面自己的肉体凡胎终将逝去的事实。如同纪伯伦在《沙与沫》中写的一样：当你解答了生命的一切奥秘，你就渴望死亡，因为它不过是生命的另一个奥秘！
极端的死亡方式——自杀
据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的一篇名为《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的论文报告，从1995年到1999年间，中国的自杀率为每年23人/10万，而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自杀率为10/10万，也就是说，每年中国的自杀者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
2002年，中国首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自杀调查，统计显示，平均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相当于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自杀身亡。从2002年之后，官方没有继续发布自杀调查的结果，不过，自杀已经成为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最为常见的死因之一，其中女性的自杀率远远超过男性。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心理学上，自杀被定义为个体蓄意或自愿采取各种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按照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分类，自杀分为利己性自杀、失范性自杀和利他性自杀。所谓利己性自杀指的是因为个体无法适应环境、不能认同社会价值观念而选择自我毁灭；失范性自杀则表示一个人在面临社会规范解体时无法忍受，通过自杀的方式获得心灵的解脱；利他性自杀指的是为了群体利益或者某种信念而自杀。
自杀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寻死的想法，一个是选择死的方式。一个人如果只是单纯地想死，但是没有具体的行动，尚不能算作自杀。只有采取了具体的行为，不管是主动的寻死方式，如吞枪、上吊、跳楼，还是消极的寻死方式，如绝食、拒绝治疗，都算作是个体的自杀行为。当然，自杀的方式还有多种分类，比如海军的自沉其船、恋人的殉葬、军人的自裁等。
一个人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定是有其心理原因作为背景的。任何人都是怕死的，所以自杀者并不是为了死而死，而是为了某种原因而死。这样一来，自杀不仅关乎死的问题，更关乎生的问题。正是因为生存遭遇了困境，遇到了难以化解的问题，死才成为自杀者无奈之下选择的出路。因此，波伏娃才会说：“当你读到一则自杀报道的时候，让你脊梁发凉的不是那具从窗栏杆上挂下来的像灯心草一般的尸体，而是在这一刻之前发生在死者心里的事情。”
自杀现象自古有之，不同环境中有着不同的自杀者，比如日本人将切腹自杀看作是载誉的死亡方式；英国人绝对不会选择用上吊的方式自杀，因为上吊和处以绞刑的罪犯无异，在英国人看来，那是非常不体面的死法。而且，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导致人们对待自杀行为、自杀者的态度不尽相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认为自杀是对不起亲人的自私行为。不过，当个人生命和人生道义相悖时，贤德之人也会选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方式坚守道义。在这种情况下，自杀者不仅不会受到谴责，还会受到赞美和褒奖，比如不肯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他们就备受后人拥戴，成为坚守道义的楷模。
在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观中，君子向来要以家国为重，任何人都可以为大家而舍小家，甚至可以为了家国命运而冒死进谏，最后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责任性的“自寻死路”也得到了很高的尊重，唐代名臣魏征便是以屡屡直言进谏而成为唐太宗的“明得失”之镜。此外，末路英雄的悲壮自杀也屡屡被后人称赞，比如至死不肯过江东的项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