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草根志愿组织自律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共青团引导青年社会组织的现实经验
402爱心社在接受共青团河北省委的直接领导之后，更加注重维护与共青团组织的默契关系，他们借助于对共青团组织及其领导的各类青年志愿者组织规范化的机构设置、制度建设、工作程序等组织建设范本的观瞻和学习来反思自身的社团内部治理，无论是在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上更加注重自律建设，强化分设机构及成员的管理，努力避免任何越轨行为可能带来的政治社会风险对这种合作的破坏。402爱心社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曾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在2007年遭遇网络公信力危机后，加入河北慈善总会，并首先完善了捐资来源以及资金使用去向为主的财务公开制度，并着重实现了财务信息、捐赠信息的透明化，社团活动的公开化；第二次飞跃则是在加入河北青年爱心联盟并接受团省委指导后，对于组织机构设置及职能分工、人力资源配置及培训考核、社团相关工作制度健全规范、公共关系策略完善等各方面齐头并进的提升，这次飞跃并非源自行政命令，而是借助于共青团组织的志愿服务培训研讨、各地各类型草根组织领袖交流学习活动、申请青少年购买资金的社团自身条件要求等间接方式，在一种循循善诱的鼓励和引导下得以实现的。这为共青团组织引导更多的青年自组织、网络自组织通过强化自律建设促进在社会管理和服务领域的有序参与提供了典型案例和示范样本。共青团组织可以将这种经验和规律运用到一些新成立的草根青年组织的管理和服务中来，更好地实现共青团与草根青年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治理关系的发展。
三、共青团协同之下各类志愿服务组织之间社会协同实践维度分析
1. 草根志愿组织与社区志愿组织的社会协同
402爱心社提出“地头慈善”的理念，这与河北共青团倡导的社区转基因项目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同时也满足了社区层次群众参与和自我治理之需求。早在2005年，河北共青团就雄心勃勃地提出在五年时间内每年创建省级扶老助残示范性社区40个，并且在这些示范性社区“实现有需求的老年人和残疾人能得到青年志愿者100％的服务覆盖”，为了配合这一目标，河北共青团还从2006年起将其能够掌握的“三支一扶”志愿者纳入社区志愿者，使其进入这些扶老助残示范性社区开展工作。2009年起，河北团组织发起了社区“转基因”工程，一方面，将民间志愿服务资源和优势引入团组织，以改造行政力量主导下的传统志愿服务，破解其发展瓶颈，探索社区志愿服务的新机制；另一方面，也使得共青团的优势资源为草根志愿组织施展影响力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实现优势互补。而进入社区，与社区志愿组织的协同发展为402爱心社各项助学、扶残等业务在社区的开展、设立爱心社在社区的据点提供了更多便捷，使其活动意外受到了许多爱心人士的关注，获得了诸多爱心捐赠资源，并且逐渐提升了志愿服务的质量，实现了志愿服务由“救助性服务”向“公共性服务”延伸，活动的组织由“体能型”向“专业型”转变，活动的方式也由“运动式”向“经常化”拓展。
2. 草根志愿组织与官方、高校志愿组织的社会协同
以青年志愿者协会为代表的官方志愿服务组织具有与生俱来的资源和制度优势，然而自上而下的组织框架与动员逻辑的行政化倾向，又使其活动的社会基础与吸引力存在不足。共同的价值诉求和互补的优势结构，使得两类组织在实际志愿服务活动中既具有一定竞争性，也具有合作联合的强烈内在冲动。草根志愿组织在共青团话语与工作体系中得到认可，使得双方合作的政治风险担忧得以降低，而枢纽型志愿组织的建立提供了两者协同发展的开阔平台，高校青年学生长期以来以个人身份参与草根志愿组织活动的现实构成了协同发展的天然纽带。2009年初，402爱心社与河北共青团组织建立直接联系之后，其与高校、官方志愿服务组织的合作协同亦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402爱心社与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石家庄经济学院等高校的志愿者与志愿者组织时常联合在石家庄附近开展以关爱老人、扶贫济困、捐资助学为主要内容的慈善公益、社会实践、宣传推广活动。特别是在寒暑假期间，高校志愿者与草根志愿组织合作以社会实践等形式在家乡开展广泛深入的志愿服务活动的情形越发普遍。这些活动一方面促使高校志愿服务对于自身被广为诟病的“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的动员式志愿服务活动的缺陷有了反思，促进了高校共青团组织思考如何跳出形式化的桎梏，探索发挥高校智力资本人才资源集中的突出优势深入系统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草根志愿组织更为丰富的人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人才资源缺乏、专业化不足的短板。值得注意的是，草根志愿组织与高校志愿组织的社会协同为共青团探索构建复合型团青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启迪。按照传统的组织建设逻辑，高校的青年志愿者已经有高校的共青团组织和志愿组织进行了覆盖，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认定高校青年志愿者已经被覆盖了，但是青年人的生活领域日益分化，青年生存状态也呈现出单位化青年、原子化青年和自组织化青年相互交叉，青年的现实社会存在与虚拟社区存在并存的局面，这样，共青团对青年的覆盖、“整合”就不是单一线性关系，而应该呈网络化复合化的关系范式。
3. 草根志愿组织与农村志愿服务的协同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城市农村二元结构格局以及青年人口向大中城市聚集，农村青少年工作、农村团组织建设一直是共青团工作的薄弱环节。过去农村的志愿服务活动更带有典型的“植入式”“外嵌式”色彩，也就是农村周围大中城市的志愿者、国际志愿者等外来力量进入农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402爱心社所关注的重点正是位于太行山脉沿线的灵寿、行唐、平山、赞皇山区里的青少年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在一次次往返山区的志愿服务活动中，402爱心社在一些山区村落的善举激发了当地民众的公益慈善理念与热情，一些协助402爱心社的当地志愿服务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不仅包括原有农村居民、返乡农民工，还包括了农村籍大学生、大学生村官以及“三支一扶”志愿者等）逐渐建立了一些小规模的志愿服务圈群。这些圈群有些成了402爱心社的分设机构、联络点等，有些则成为新成立的草根志愿组织。他们模仿402爱心社的志愿服务模式，尝试独立开展或者与402爱心社联合开展农村社区的经常性志愿服务活动，这就使得农村志愿服务由“外嵌式”逐渐向着“内生型”与“外嵌式”并存的方向发展，加之上文所说的高校志愿服务模式的新探索以及共青团组织一直以来的“三支一扶”志愿服务力量，农村的志愿服务得以逐渐呈现出新气象。草根志愿服务组织及其启迪的农村内生性志愿服务圈群的发展，弥补了共青团组织志愿服务工作的短板，亦为共青团强化农村青少年工作提供了抓手。
4. 草根志愿组织与大众媒体的协同发展
对于草根志愿服务组织来说，如果能够巧妙地借助于媒体，尤其是具有较强公信力、受众广泛、影响普遍的大众传媒行销组织的正面形象，将对其所依托的自媒体、新媒体生存策略与传播策略形成重要的互补效应。而对于大众媒体来说，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达致平衡进而确立自己的定位与价值一直是其努力探索的重要目标。在此过程中，一些主流媒体逐渐探索出了一套类NGO化的生存策略，它们在主流话语所能够接纳的范围内发挥自身的自主性，并将关注领域向着社会生活、民生领域倾斜。其策略模式与草根志愿服务组织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彼此惺惺相惜，这构成了两者合作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一些记者等媒体从业人员本身就是一些草根志愿组织的发起人或骨干，他们直接参加草根组织的活动或对其进行跟踪报道，构成了合作的天然纽带。草根志愿组织大量出现以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总体上不仅没有带来社会动荡、政治风险，反而成了政府的帮手与伙伴，使得高举主流话语与自主精神两面大旗的主流媒体得以与草根组织广泛接触，对其活动给予积极报道。2007年前后，当402爱心社遇到由“你怎么看待402爱心社”投票帖子所引发的信任危机的时候，河北乃至全国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并非众口一词的责难，而是基于客观、理性的反思，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对402爱心社志愿服务活动的困难与生存的制度环境进行了一定的深入思考。在402爱心社加入河北青年爱心联盟后，共青团组织亦积极创造条件让爱心社的志愿服务事迹通过主流媒体得以弘扬，402爱心社负责人更是经常接受媒体专访，直面公众。2011年，在河北团省委的大力支持联络下，402爱心社得以加盟河北省委宣传部分管的全省第四大主流媒体长城网，成立了“长城网402爱心俱乐部”。爱心社亦十分珍视这次合作，将“走基层，为群众；讲文明，树新风”列为社团的宗旨之一，从此之后，双方先后合作开展了“善行天下，爱满人间”等主题活动，此种合作模式是一次积极的创新。
总而言之，与草根志愿服务组织建立协同伙伴关系的实践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共青团组织社会管理服务创新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积极尝试，亦将为社会组织管理部门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的顶层设计、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一些可资研究借鉴的样本。
案例4新媒体对社会边缘群体的组织化与赋权研究——以“女友组”为例
一、引言
近些年来，我国的新媒体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信息的传播主体、渠道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媒体的出现使中国社会悄然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因由互联网、手机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通信工具的普及与下移，即信息的占有者和发布者不再仅仅是权贵精英阶层，而是广大民众，使得草根群体正日益成为我国信息社会的主要信息源和新媒体时代的实践主体。
社会边缘群体正在通过网络通信媒介广泛地组织和参与，其诉求未必牵扯宏大的政治权力，更多的是他们认为制度与规则的缺失与他们切实的生存、生活需求之间的张力存在，而这种巨大的张力就使得这些边缘群体有了充分聚合和互动的诱因，新媒体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的“武器”，例如，农民工群体、同性恋群体。如今，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不少同性恋者组织了“网络社区”。在虚拟的网络社区里，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和互动，同时，并非同性恋者也可以通过该渠道进入社区，了解这个群体并与之进行基于网络间的交流。而且，在这其中， 80后、90后一代年轻人逐渐融入社会中，权力观念的冲突和诉求开始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20]新媒体促进了这些边缘群体借助虚拟平台进行组织和发展，网络传播和人际传播相互作用并关联，极大增强了组织传播的效果和社会影响力。本研究将以“女友组”（女同性恋群体）为例，探讨在新媒体环境下，边缘群体如何借助媒介技术组织与赋权的过程。
二、边缘群体与新媒体下的赋权阐释
西方赋权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并逐渐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流行。赋权是一个宽泛而多层次的概念系统，在西方学者看来，赋权主要是针对那些边缘“无权”的群体。因此，边缘群体与赋权两个概念间的联系由来已久。
所谓边缘群体，笔者认为是那些生存在主流人群周边，抑或并未进入主流人群的一类特殊人群的共同体。他们身处社会主流文化、体制与意识的边缘，无法融入主体社会。国内学者一般把边缘群体聚焦为三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中小城市的下岗工人、无业人员；由生理因素或缺陷导致困难的特定群体。这些边缘群体的共同特征即“无权（Powerlessness）”，这种无权不仅仅是显在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地位，同时也包含着一种主观感受。它常使人遁入一种自我效能感下降、自我认同欠缺的状态，并在与他人、与环境互动过程中，再次建构了这种低自信、低自我评价的恶性循环。因而，赋权首先是促进这些边缘群体的社会参与，激发其内在潜能，积极地争取资源与改变境遇。
边缘群体虽然被称为特殊的“共同体”，却缺乏有效的组织与沟通。正是由于受到自身生理、心理、性别、受教育状况等因素影响导致的弱势性，使得他们在政治、经济等稀缺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上处于低下地位，也随之丧失了社会话语权。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更没有组织与互通的意识和能力。而赋权作为一种社会过程，与人类的传播行为密切相关。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指出：赋权是一种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来自小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当交流的过程是一种“对话”（如沟通、辩论、反馈等）时，赋权的效果更为显著。[21]当边缘群体不能够像强势集团那样占有主流媒介进行发声，以影响公共政策时，新媒体即网络媒介就成为这种小众力量得以展示和团结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