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纳言
南北朝时，南梁散骑常侍贺琛奏事缺乏诚意，引起梁武帝震怒，下敕书斥道：“古人云：‘只听一个人的话就会出现奸佞，只委任一个人掌权就会产生变乱（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从前，秦二世把朝政委托给赵高，西汉元后把朝政委托给王莽，结果赵高指鹿为马，又怎么可以效法呢！”（《资治通鉴》卷159）
天无二日
武则天称帝，将国号由唐改为周，后退位，唐中宗李显复位，将国号又改了回来。中宗优待武氏及其旧臣，引起朝臣不满。敬晖等人率领文武百官上表说：“金木水火土五德之运轮流兴起，不存在两德同时兴盛的情况（五运迭兴，事不两大）。武氏更改国号那年，李唐宗室遭到诛杀流放，无所不用其极，哪里能够与武氏并立！而今上天又重新眷顾李氏，但武氏诸人仍旧像以往那样领受封爵，与李氏宗室共同居住在京师，开天辟地以来还从未有过这样的道理。希望陛下为大唐江山着想，顺从人心，削夺诸武的王爵以安定朝廷内外。”中宗没有批准朝臣的奏议。（《资治通鉴》卷208）
大唐为什么处于下风
唐德宗时，吐蕃与中原经常发生冲突。兵部侍郎陆贽上疏说：“吐蕃全国可以当兵的人，只相当于我大唐十几个大郡的兵员而已，然而，双方进行战争的时候，我朝畏惧他们兵多而不敢抵抗；不打仗的时候，我朝又忌惮他们的强悍而不敢出击，这是什么道理呢？实在是因为大唐的军队受到了许多部门的节制，吐蕃军队却由一人所统帅的缘故。一个人统帅军队，则人心不分散，号令不矛盾，进退一致，快慢随意，机会不失，气势自然强盛。（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号令不贰，进退可齐，疾徐如意，机会靡愆，气势自壮。）所以吐蕃能够变少为多，变弱为强。而我朝各军主将一律接受特别诏旨的委任，朝廷还派地位尊贵的宦官驻军监督，他们与主将平起平坐，互不从属。兵战，靠的是气势，气凝聚则旺盛，离散则消解；势合在一起则威猛，相互分开则衰弱。如今我朝的边疆防备，势弱气消，可以说军力分散而变得弱小的原因，就在于统帅过多。（《资治通鉴》卷234）
杜绝苗头
按照唐朝的制度，驿站事务由两名御史掌管。唐宪宗下达诏令，任用宦官为馆驿使。左补阙裴潾进谏说：“内廷宦官与外朝臣子，职能与名分各不相同，特别要注意在源头上防止宦官侵犯朝臣的职守，杜绝出位的苗头。（切在塞侵官之源，绝出位之渐。）”宪宗不听。（《资治通鉴》卷240）
重臣的下场
唐武宗去世，宰相李德裕受命兼任冢宰办理后事。李忱即帝位，是为唐宣宗。宣宗平素厌恶李德裕专权，登位那天，李德裕手捧册立诏书。仪式结束，宣宗对左右近侍说：“刚才靠近我的是不是李太尉？每看我一眼，都使人毛骨悚然。（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便贬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李德裕长期掌权，位高望重，功劳卓著，消息传来，百官无不惊骇。接着宣宗又下令贬斥了李德裕的党羽。（《资治通鉴》卷248）
五代后唐庄宗时，郭崇韬位至将相，又兼任地方节度使，他以天下为己任，权力几乎跟皇帝差不多，每天早晚门前车马挤得满满的。郭崇韬刚愎急躁，脾气很大，庄宗亲信求他办事，屡遭拒绝，宦官们很憎恨他，每天在庄宗跟前说他坏话。郭崇韬十分恼怒，又没有什么办法，打算回到本镇给予回避。有人说：“不可以。蛟龙离开了水，蝼蚁都可以制服它。（蛟龙失水，蝼蚁足以制之。）”（《资治通鉴》卷273）
权力秩序破坏的后果
唐昭宗时，晋王李克用的使者自京师回到晋阳，讲述宰相崔胤如何专横。李克用说：“崔胤作为臣子，对外倚靠朱全忠的势力，对内胁迫君主，既执掌朝政，又兵权在握。权力过重就会结怨过多，权力均等就会生出事端，家破国亡，就在眼前！（权重则怨多，势侔则衅生，破家亡国，在眼中矣！）”（《资治通鉴》卷264）
小结
我们这里说的集权，不是不要制约，更不是独裁，而是强调责权一致，有责无权或者权大于责，都违背集权原则，不符合治政要求。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必须由责任人拿主意，大权独揽，如果谁都伸手，不用多，只要超过一个人，非出乱子不可。
（二）制衡
要义
如果说集权讲的主要是责权主体本身，那么制衡侧重的就是责权主体外部，表现为权力的制约。制衡是控权的一种手段，通过权力结构的设计、安排使权力不过分地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部门、一个机构上面，保持权力平衡。
故事
分权
齐桓公打算重用管仲，对群臣发布命令说：“我将称呼管仲为仲父。赞成的人站到门的左边，不赞成的站到门的右边。”
大臣们有站在左边的，也有站到右边的，唯独一个叫东郭牙的，站在门中间。
齐桓公问他：“我的命令说得明明白白，同意我立管仲为仲父的，站到门的左边，不同意的站到门的右边。你为什么站在正中？”
东郭牙不答反问：“凭着管仲的智慧，能够谋取天下吗？”
“能。”齐桓公肯定地说。
“凭着管仲的决断，敢于做大事吗？”东郭牙接着问。
“敢。”齐桓公的回答还是那样肯定。
“好，所以您把国家的权力托付给他。然而，凭着管仲的才能，借助国君您的威势，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能够保证没有危险吗？”东郭牙又问。
“说得好。”齐桓公赞道。
于是就让隰（xí）朋主管朝廷内部事务，管仲主管朝廷外部事务，使二人互相牵制。（《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韩国危险了
韩国君主韩宣王问一个叫樛（jiū）留的人：“我打算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这两个人，你看可以吗？”公仲是韩国现任国相，公叔是前国相。
樛留说：“不可以。晋国任用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结果国家被瓜分了；齐简公同时任用田常和监止，结果被杀死了；魏国同时任用公孙衍和张仪，结果失去了西河以外的土地。”
这些事韩宣王都知道，范、中行、智、韩、魏、赵这六家长期担任春秋时晋国的卿大夫——其中的韩氏后来建立了韩国，韩宣王就是他的后代——经过兼并，六家剩下了三家，即赵、魏、韩，最后这三家把晋国瓜分了。监止是齐简公的宠臣，齐简公打算用它来牵制权臣田常，引起了田氏一族极大不满，发动叛乱杀掉了监止和齐简公。公孙衍是魏国的将军，主张合纵抗秦，张仪担任过魏国的国相，是连横的代表人物，主张依靠秦国，两人你争我夺，结果黄河西岸地区落入了秦国手中。
樛留继续说：“如果您同时任用公仲和公叔，他们中势力大的会结党营私，势力小的会里通外国，这样一来，韩国就危险了。”（《韩非子·难一》）
十六国时，后赵君主石虎立石宣为太子，任命另一个儿子石韬为太尉，让他们二人按日轮流处置朝政。司徒申钟劝道：“安排两个人执掌朝政，势均力敌，很少有不发生祸患的（二政分权，鲜不阶祸）。爱自己的儿子却不从道义出发，早晚会害了他们。”石虎不听。后来石宣谋杀了石韬，石虎又杀死了石宣，后赵一蹶不振。（《资治通鉴》卷96）
魏国为什么能保住
战国时期，趁着魏国内讧，韩国与赵国联手攻打魏国，大败魏军，包围了魏国都城。赵国君主赵成侯说：“杀掉魏国君主，立公中缓为国君，然后割地退兵，这是对我们两国都有利的做法。”韩国君主韩懿侯说：“不可以。杀死魏国君主，是强暴；割地退兵，是贪婪。不如分而治之，让他们二人都做国君，魏国被分成两半，比宋国、卫国还要弱，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魏国的威胁了。”赵成侯坚持自己的意见，韩懿侯对此不高兴，于是半夜领着军队离开了。赵成侯也率军退走。魏国君主杀掉了公中缓，正式即位，是为魏惠王。
司马迁评论道：“魏惠王之所以没有被杀，国家没有被瓜分，是由于两个国家的意见不合。（魏惠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国之谋不和也。）如果遵从其中一家的意见，魏国一定会被瓜分。”（《资治通鉴》卷1）
分土
西汉时，主父偃对武帝说：“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超过方圆百里，朝廷强地方弱的这种格局易于得到控制。现在诸侯的封地，有的城市相连达到数十座之多，土地方圆千里。朝廷控制宽松，他们便骄横奢侈，容易做出过分的事情；朝廷控制严厉，他们就会凭借自身的实力联合起来反叛朝廷；要是用法令分割削弱他们，就会策动叛乱，先前晁错推行削藩政策而导致的吴楚七国叛乱，就属于这种情况。此外，现在诸侯王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人，然而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王位，其他人虽然也是亲生骨肉，却不能享有一尺封地，这就使得孝慈之道不能彰显。”
为此主父偃提出，应该下诏命令诸侯王把朝廷给他的恩惠普遍推广到所有子弟身上，以本国土地封他们为侯。这样，子弟们会因为得到了土地和爵位而高兴，转为拥护朝廷，而朝廷也获得了推行恩德的好名声，朝廷没有采取削夺政策，却达到了削藩的目的，致使诸侯国逐渐走向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