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政，即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论语·为政》），通俗地说就是以德行来统领政治。对于这种关系，孔子打过一个比方，说德行作为施政主体，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中心，法治、政令等其他措施就像小星星一样环绕四周（《论语·为政》）。
德政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方略。西汉时贾谊向文帝上书，把国家政权比喻成大器物，说要想使它牢固，必须放置在可靠的地基上，地基选不好，政权稳定不了。贾谊举了两个例子，正面的是商朝的汤王和周朝的武王，说他们用来安放器物的地基是仁、义、礼、乐，也就是德政，结果政权传续了几十代。反面的是秦始皇，他选的地基是苛政酷法，政权只存在了两代（《资治通鉴》卷14）。
德政的实施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教化，通过以主流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来教育人，改变人；一个是表率，通过以官员为主的榜样的示范作用来引导民众。德政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一个“好”字，是通过好的目标、好的内容、好的标准、好的施政者、好的榜样培养好国民。
（一）教化
要义
孔子周游列国来到卫国，发现这里人力资源丰富，是实现政治抱负的理想之地。学生冉求问，有了这么好的条件，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孔子答：“富之。”使民众富裕。冉求又问，如果民众富起来了，再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孔子答：“教之。”教育他们（《论语·子路》）。
对于政治，刘向曾分出三种方式，即王者、霸者、强者。王者以仁德教化民众，霸者以势力威慑民众，强者以暴力胁迫民众。三种方式各有自己的对象，其中王者为大，适用于绝大多数人，是治政首要的和根本的方式；霸者其次，对象是那些经过教化而没有多少改变的人，对他们必须以势力进行威慑；再不管用，就只能交给强者了，用暴力进行惩办，处以刑罚（《说苑·卷七·理政》）。
教化的基本思路是治世先治人，治人先治心；人心摆正了，政治自然清明了。
故事
攻心为上
重耳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晋国继任国君，是为晋文公。仅一年，按捺不住雄心，打算动员民众征伐诸侯。
大夫子犯认为条件不成熟，说：“不行。晋国民众还不懂得什么是道义，为什么不借着安定周天子的王位来昭示道义，以教育民众呢？”这一年，天子周襄王的弟弟叔带作乱，周襄王逃到邻近的郑国避难。晋文公接受了子犯的意见，出兵帮助周襄王在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恢复王位。
事情结束后，晋文公问：“这下可以动员民众征伐诸侯了吧？”子犯摇摇头：“不行。晋国民众还不懂得什么是信用，为什么不借着讨伐原邑来表示信用，以教育民众呢？”原邑是一座城市，不服从晋国管辖。晋文公决定出兵原邑，以3天为攻城期限。结果没有攻下来，晋文公下令撤兵。原邑人被对方的信用所感动，开城投降。
回来后，晋文公问：“这下可以动员民众征伐诸侯了吧？”子犯仍旧摇摇头：“不行。晋国民众还不懂得什么是礼制，为什么不借着阅兵来展示礼制，以教育民众呢？”于是晋文公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建立上、中、下三个军，中军为全军主体。任命郤縠（xì hú）为中军元帅，同时担任执政大夫，统领军政大权，命令郤溱（zhēn）辅佐他。
一切都安排好了后，晋文公问：“这下可以动员民众征伐诸侯了吧？”子犯点点头：“行了。可以动员民众了。”晋文公倾全国之力，亲自统率大军讨伐曹国、卫国；威逼楚国，迫使它撤出驻扎在齐国边境的驻军，撤回围困宋国的军队，最后在城濮（今河南省范县南）决战中击败了强大的楚军。
晋文公终于称霸天下。（《国语·晋语四》）
治国的两手
学生冉雍问孔子：“我听说，如果刑罚运用到极致，势必排斥政令；如果政令运用到极致，势必排斥刑罚，二者必居其一。夏朝桀帝和商朝纣帝统治的时候，就是只靠刑罚而不使用政令；周朝成王和康王统治的时候，就是只靠政令不使用刑罚。是这样的吗？”
孔子道：“不能这么说。在圣人那里，政令和刑罚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并用的。”
“噢，是这样。”冉雍自语道。
“不过，”孔子说，“最上乘的做法不是你所说的政令和刑罚，而是教化。具体说，就是以仁德来感化民众心灵，以礼制来统一民众行为，然后再以政令来要求大家，再然后才是用刑罚来禁止人们犯罪。为什么这么排列呢？就是为了尽量不使用刑罚。”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制定刑罚呢？”冉雍不解地问。
“因为总有一些冥顽不化之徒，不服教化。”孔子说，“讲道理，他们不听；发布命令，他们不从。这些伤风败俗的人无可救药，没有办法，只好采用刑罚进行处置。刑罚用在人身上，是大事，一定要符合天道，同时也要坚决，不能手软。刑就是侀（xíng），侀乃定型之意。所以罪名一经确定，便不能更改，必须坚决执行。”（《孔子家语·卷七·刑政》）
孔子的裁决
孔子52岁那年，受命为鲁国大司寇，掌管全国的刑法和治安。
有一对父子闹矛盾，父亲找孔子告状，孔子下令把父子俩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3个月没有判决。直到父亲主动撤去诉讼，孔子才做出决定，放他们回家。
执政大夫季桓子很不高兴，说：“大司寇欺骗我。从前他一再告诫我，治理国家必须首先推行孝道。这倒好，父亲状告逆子，我正打算杀掉这个不孝的东西以贯彻他的主张，可是大司寇却把逆子放了。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的学生冉求在季桓子那里当家臣，把这话传给老师。孔子叹了口气，说：“唉！身居高位的统治者，不去履行教育民众的职责，只是一门心思想着惩罚下面，这种做法毫无道理。不进行孝道教育，出了逆子，便施之以刑，等于滥杀无辜。难道罪责在百姓身上吗？不跟百姓讲明道理，却追究他们的罪责，是暴虐的表现。”
冉求问：“怎么做才对呢？”
孔子说：“最根本的是教育，讲述道理使民众信服。民众没有了迷惑，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就用不着刑法了。但现在不是这样，统治者放弃了教育，一味地依赖惩罚，刑法名目日益繁杂，怎么样？解决问题了吗？没有！盗贼越来越多。3尺高的陡坡，即使是4匹马拉的空车也上不去，因为坡度直上直下。百丈山峦，即使是一匹马拉的货车也能上去，因为上山的道路很平缓。如今道德衰败已经很久了，尽管刑法很完备、很严厉，又怎么能够保证民众不触犯呢？”（《孔子家语·卷一·始诛》）
孔子的政绩
鲁国有个羊贩子，人称沈犹氏，羊出售之前先让它饮水，喝得饱饱的，再拉到市场上去。市场上风气也不好，牛马贩子大多不诚实，谎话张口就来。
社会风气也有问题。有一位公慎氏，妻子****，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睁只眼闭只眼。还有一位慎溃氏，生活奢侈不说，还蛮横不讲理，谁也惹不起。
这时，孔子出任掌管国家刑狱的大司寇，消息传来，沈犹氏停止了给羊注水；牛马贩子明码标价，诚实地对待卖主；公慎氏休了他老婆；慎溃氏不敢在鲁国继续居住，迁到别的国家去了。
从前，鲁国的大贵族季孙氏和孟孙氏两家的城邑很大，几乎可以跟国家的都城媲美，而按照礼制，大夫城邑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在孔子担任大司寇期间，这两家拆除了自己封地上的城墙，齐国也归还了所侵占的鲁国土地。
孔子任大司寇不到两年，社会风气大变。道路上没有人把别人丢失的东西拿回家里；市场上没有人报虚价；在打猎和捕鱼这样的活动中，长者得到优先；看不到头发花白的人背着沉重的东西走路。
这些都是实行教化的结果，单靠法律是办不来的。（《孔子集语·卷十二·事谱上》）
子贱治单
孔子有个学生叫宓子贱，被鲁国君主任命为单（shàn）父（今山东省单县南）的县长。他到任时间不长，就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拥护。
孔子问宓子贱：“告诉我，你是怎样使单父得到治理的？”宓子贱答：“我时不时地开仓赈济，救助贫穷百姓，补助困难百姓。”
孔子摇了摇头，说：“这只能使一部分民众亲近你，所以还不是最根本的。”宓子贱又说：“我奖励有本事的人，聘用有道德的人，辞退不称职的人。”
孔子仍然摇摇头，说：“这只能使士人亲近你，所以也不是最根本的。”宓子贱说：“我到了单父，侍奉如同父亲一般的人，有3位；侍奉如同兄长一般的人，有5位；像朋友一样对待的人，有12位；像师长一样尊敬的人，有1位。”
孔子点点头，说：“侍奉如同父亲一般的人有3位，足以作为孝道来教化民众了；侍奉如同兄长一般的人有5位，足以作为友道来教化民众了；像朋友一样对待的人有12位，足以能够避免被蒙蔽了；像师长一样尊敬的人有1位，足以能够做到心思清明，算无失策，行无败绩了。哎——”孔子望着自己的学生说，“可惜了！你宓子贱如果能够担当大任，说不定能够建立尧帝和舜帝那样的功绩呢。”（《孔子集语·卷十论政》）
齐国与鲁国交战，大军路过单父，正赶上小麦成熟，民众慌作一团。几位父老提出，不如让百姓出城抢收麦子，谁抢到手就是谁的，这样既可以增加鲁国民众的收入，又可以避免粮食落到敌人手里。
宓子贱没有答应。父老们提了几次，宓子贱就是不松口。
结果麦子被齐军收走了。
鲁国执政大夫季孙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生气。派使者去见宓子贱，责备道：“鲁国的农人辛勤劳作，不畏寒暑，好不容易等到麦子成熟，却眼睁睁地看着粮食落到他人手里，这不是太惨了些吗？如果你事先不知情也就罢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父老们一再提醒你，你却置若罔闻，你的做法真让人费解，难道这能说是为国家着想吗！”
“怎么不是？”宓子贱答道，“麦子年年长，今年遭到损失，明年还可以再种。但风气就不一样了。如果允许人们去抢收麦子，混乱之中，就会出现趁机收割别人麦子的情况。这无疑会助长不劳而获的思想，到时候还有谁肯去老老实实地耕作呢？更可怕的是，有人会因此而离心离德，对敌人产生好感，巴不得齐军入侵，因为这可以为他们提供发财的机会。这就是我不同意抢收麦子的原因。这样做，虽然损失了一年的收成，但却保住了人心。只要人心在，往后年年都会有收获。请考虑一下，哪种做法更好呢？”
使者把宓子贱的话转达给了季孙。季孙羞愧得脸都红了，说：“如果地面裂开道缝，我真想钻进去，哪有脸见宓子贱呢？”（《孔子家语·卷八·屈节解》）
什么官职最重要
春秋时期，卫国君主卫灵公问大夫史鱼：“治政以哪一种官职最为重要？”回答是：“刑狱官最重要。办理案件如果出现差错，处死的人不能活过来，砍断的肢体不能再接上，所以说刑狱官最重要。”
没多久，子路进见卫灵公。灵公把史鱼的话说给子路听。子路认为史鱼说得不对，道：“军政官最重要。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两军对垒，军政官擂鼓指挥战斗，一招不当，死者数万。致人死命是大过错，而害命如此之众，所以说军政官最重要。”
没多久，子贡进见卫灵公。灵公把史鱼和子路的话说给子贡听。子贡说：“太没见识了！从前大禹跟有扈氏部族作战，对垒三场，有扈氏就是不服。于是大禹回军，实施教化，只过一年，有扈氏便请求归降。试问，消除了引发民众争斗的原因，刑狱官还办什么案？不摆设武器铠甲，军政官还擂什么鼓？所以说推行教化的官最重要。”（《说苑卷七·政理》）
一比一万
晋国卿大夫中行寅（荀寅）将要出逃，把为他主持祭祀祷告的人叫来，打算加个罪名惩罚他。
中行寅说：“你为我做祷告时，用于祭祀的牲畜不够肥大吧？祷告之前你的斋戒不够恭敬吧？正是你的缘故，我国破家亡，你怎么说？”
那人答：“过去先君中行穆子只有简陋的战车10乘，却不因为实力单薄而发愁，担忧的是德行和道义的不足。如今您有漂亮的兵车100乘，从来不担忧德行和道义的欠缺，唯恐实力不够。于是便加紧修造车船，修造车船就要加重税赋，税赋加重了，民众就会不满，或公开指责，或私下诅咒。既然祷告可以使您的封国受益，那么诅咒也可以使您的封国受损，我一个人祷告，全国人诅咒，一个人敌不过一万个人，国家不灭亡才怪！”
中行寅满面惭愧。（《新序·杂事第一》）
柔和之道
陆贾时时在汉高帝刘邦面前称道《诗经》《尚书》。刘邦听着心烦，骂道：“狗屁！你老子是在马上打下的天下，哪里用得着《诗经》《尚书》！”陆贾争辩道：“在马上得到天下，难道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商朝汤王、周朝武王都是逆上造反取天下，然而却顺势怀柔守天下。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方法。当年吴王夫差、晋国执政大夫智伯瑶、秦始皇，都是因为穷兵黩武最后招致灭顶之灾。假如秦国吞并天下后，推行仁义，效法圣王，陛下今天哪能拥坐天下！”
刘邦面现愧色，说：“请你试着帮我总结秦国所以丧失天下，而我所以得到天下，以及古代国家成败的道理。”于是陆贾大略阐述了国家存亡的征兆，共成文12篇。每奏上一篇，刘邦都称赞叫好，左右齐呼万岁。该书被称为《新语》。（《资治通鉴》卷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