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裕，被打成****。在未进行组织处理前，继续负责歼教1的重量控制工作。按规定结构图纸都要他会签。一次，按他的改进意见，加强框梁接头的设计可减重两公斤。但具体负责的设计员不愿更改，双方发生争执。设计员大骂****分子捣乱、搞破坏。正巧徐舜寿在场，他从工作出发，明确支持金刚裕的改进意见，并说，能减轻那么多重量，有什么不好，这和****有什么相干。并要他们听从歼教1主管设计师陆孝彭处理并审签。陆孝彭明确地表示，支持金刚裕的改进建议。
这件事给金刚裕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徐舜寿和陆孝彭以科技人员的良知和对人格的尊重，支持他的合理建议，也维护了他作为人的尊严。金刚裕深知，在“****分子”已经被当作落水狗痛打的年代，这样的表态和尊重需要多大的勇气，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吴石青，设计室的专业组组长，是徐舜寿一直器重的人才。他1953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被分配到112厂设计科。在米格-17试制中，任后机身组长，曾被评为设计科先进工作者。1956年，被选调到飞机设计室，担任高空和救生设备组组长。在歼教1飞机设计中，组织全组同志完成了座舱盖和救生设备的设计工作和专业组建工作，为歼教1首飞成功作出了贡献。
1957年5月的一天，党支部通知他参加厂党委宣传部组织的“鸣放会”，并要他准备发言。他按要求准时到会，并提了意见：“学习苏联建设经验很重要，但不能生搬硬套，”并举例说，“工厂的北门盖了一个‘考勤楼’，盖完后根本没有用上，造成了浪费……”
事后，在设计室全室人员大会上，有人揭发说这条意见是“反苏”言论，继而上纲上线到“反苏必反共”，并说他是趁机向党猖狂进攻。吴石青无法接受这些荒谬的指责，站起来进行辩解说明，却被认为是顽固不化、死不认罪。几次会议下来，组织作出了决定：吴石青——极右分子。对他的处分是，开除团籍，“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下放到54车间监督劳动。
一天中午，吴石青在厂内干部食堂退餐券，路遇徐舜寿，他犹豫了，不知以自己现在的身份和处境，是否应该主动上前打招呼。出乎意料的是，徐舜寿走了过来，平静地对他说：
“小吴，我刚出差回来，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既然到了车间，就要好好劳动，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争取早日回室里工作，室里有大量工作需要大家干。”
也许只有经历过被歧视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看似平常的主动“招呼”意味着什么。吴石青，这个在批判会上敢于抗争的硬汉，眼眶里顿时充满了热泪……
事业的成功与政治的挫折
1958年，在飞机设计事业上，徐舜寿和他的团队获得了成功。
3月，初教6飞机完成打样设计和吹风试验，通过了空军和四局对木质样机的审查，开始详细设计。
7月26日，歼教1飞机首飞成功。8月4日，在112厂举行歼教1飞机及其装备的发动机试制成功祝捷大会。徐舜寿的兴奋和激动溢于言表。
同月，四局在112厂召开航空工业技术会议，确定由112厂飞机设计室自行设计“东风107”超音速歼击机，并决定将“东风106”（后来的强5）飞机研制任务移交给320厂负责。
9月，徐舜寿组织领导完成“东风107”飞机的方案设计，并开始打样设计。
10月，完成“东风107”木质样机制造，经审查批准，他立即组织“东风107”飞机的设计发图。他的设计思想和科研道路得到肯定。
在政治上，他却遭遇了挫折。几位技术骨干被打成****、受到组织处理。秋季，设计室开始整党、整团、整风运动，开展群众性的大鸣大放，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徐舜寿的“****机会主义路线”。
党支部年终总结改选时，徐舜寿没有被选上党支部委员。
这是对他事业的一个诡谲的否定。跌宕起伏，两者之间形成了极大的落差。
当时，徐舜寿因病住院，出院后才知道自己落选。在与党支部书记谈思想时，情绪有些低落，他说：“现在厂党委刚好批准党支部领导作用，而我却没有选上支委，就是不要我领导，说明我水平太低，我也只好辞职了。”
徐舜寿直言不讳，他说了真话，也给自己留下了没有穷尽的政治麻烦。
对“红与专”的思考
设计室成立初期，围绕讨论设计室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党支部组织设计人员对红与专关系即政治与业务之间关系开展讨论。
讨论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设计室的主要矛盾是歼教1飞机设计的人员少、任务重、缺乏经验，“业务水平不能适应任务需要”。由此提出“红必须落实于专”。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设计室的主要矛盾是政治与业务之间的矛盾。由此提出“红就是要突出政治，要高举******思想伟大红旗，用******思想武装头脑、灭资兴无，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做党的驯服工具。”
徐舜寿认为：
“设计室是一个百分之百知识分子的单位，他们到设计室来都是自己要求的，有人在车间工作打了好几次报告非要来才调上来的，可以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干，不会有什么大的思想问题的。目前，主要应当强调‘红落实于专’、落实于出成果、出人才。”
他主张设计人员必须刻苦学习、钻研技术，尽快提高业务能力，适应任务需要。要尽快坐下来、钻进去、冒出来，争当“快手”或“专家”。
在干部使用问题上，无论是“工农干部”还是“名门之后”，只要有才，是科班出身，有奋斗精神，他都一视同仁，量才使用。
对于少数技术尖子的红与专问题，他主张“政治落实业务”。在他的历次检查提纲和交代中，多次提及一个有关顾诵芬的例子。
“如在1959年，批判我时提到的，在当别的同志批评他不问政治，说他‘连晚上洗脚都看书’时，我反而为他辩解说：‘这没有什么可笑的，当技术人员就得有这么个钻劲，’并且还在会上讲过几次，还说王局长也是那么看的。”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顾诵芬说：
“当时不学不行，要搞超音速的飞机，不抓紧时间去读一些这方面的书和资料，怎么去解决等着你的问题呢？”
说这些话时，顾诵芬一如平日的微笑中带着一丝记忆的苦涩。
在红与专这个问题面前，徐舜寿是不符合当时潮流的。他更多是从实际出发。
“对于部分红的干部，我的态度则是相反，认为他们不服管，不听话……我们室成立时由外厂调来一批当年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同志，其中有一位是党员，在学校当过团支部书记，来室后也经团委指定为支部书记……我则在几次接触以后就认为他‘意见多’，‘也有个人主义，和一般人差不多’。每当他提到我‘偏心’‘只重视大学生’时就反感很大，认为他在‘带头闹’。当一次室内改变工作时间以后，他说：‘这又是主任偏心，看不到应该照顾中专学生的学习要求’，自己就很不冷静，当了两个群众的面‘训’了他几句……
对于室内两位副主任，我对旧知识分子出身的黄志千同志（非党员）是照顾有余，帮助不足，如尽可能在级别、政治待遇上照顾他，尽多吸收他参加支委会，甚至于在反右前划分人员时希望把他从中改为积极分子。对于他的一些明明不正确的言论，如他有时有某些失败主义情绪比较严重的说法，我也不加批评，不展开争论，这一方面是由于自己也有类似的想法，而另一方面，则认为他轻易不发表意见，如果两人随便谈话时冒出一两句话就批评他，怕影响团结，怕他以后再不发表意见了。”
……
对于一些政治条件不合格而要调到外单位去教书等等的人，我总是感到可惜，认为培养了两三年，调走了怕影响这一个专业的工作。甚至于党小组讨论人员思想情况时，谈到某人政治上很差，只专不红，某人要调走，某人刚来接替，政治上也不行等时，自己就说：‘我们党小组的政治可得注意，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1963年整风检查总结）
他感慨道：“总之，在这一阶段内，自己思想落后于形势，是‘靠检讨过日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