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的宁静
在一所的九个月中，徐舜寿保持着给妻子写信的习惯。在那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他几乎只有一个可以倾诉自己心声的渠道，那就是通过信件与妻子交流。这些信在****中被造反派组织抄走，运动结束以后归还。现在保留在宋蜀碧处的共计57封，宋蜀碧回忆：
“他被揪到沈阳的时候，还给我写了100来封信。现在就是这部分信留下来了。为什么呢？603所抄我的家时抄走了。老徐从沈阳回来的时候，把我写给他的信都烧掉了，一封都没有带回来。我在信里告诉他十所的一些情况，他都烧了。但是他给我的回信我没烧，我没有这种脑子，然后就被他们抄走了。到后来，****以后还给我了。”
在****狂澜波涛汹涌的1966年6月至1967年的3月间，一所的招待所里，徐舜寿忍受着孤独和寂寞。
“又是厂星期天，天阴，比较冷，未进城，孤坐室内，计算着来此已11周，77天了。仍每天自己看书，没有一个人找我谈一句话。”
（1966年9月8日）
“又是21日了，离家整三个月了。第一个月比较紧张，看大字报，写材料，开过三次小会。而以后则好象是‘搁浅’了，表面上很平静，偶有几张大字报，但无关紧要。外面是轰轰烈烈，变化多端，而我则时常孤坐室内，心情好时可细读主席著作，但有时心情却不好，这周便是这样。总想，这样搁浅要搁到什么时候呢？看来，这里对我的问题好象是‘进退两难’，‘无可奈何’。”
（1966年9月21日）
“今天是10月1日，院子里人少极了，中午广播停以后静如午夜。好在我是不爱热闹的，也是善于孤独的人。”
（1966年10月1日）
“今天又是厂星期日，和二号那天一样阴，节日的招待所安静得出奇，坐着看书，可以听到怀表的的答答的声音，可以听到蚊子在耳边哼哼。”
（1966年10月6日）
“星期日，招待所又安静得出奇。院里来串联的一批同志和六所一批同志走了，只剩下几个人，又下雪，降温，所以更安静了。这是今年初雪，但很大，下了大半天，积累了两三寸厚，窗外的小冬青树上都盖满了。到傍晚才放晴。天气预报说要降温，最低温度到零下七度。早上将连续有冰冻。前几天，在深秋的阳光下，景色还十分富丽，树叶有的是棕色的、紫酱色的、还有金黄的、红的，尽管天气并不暖和，但我每天下午仍在外面散步，晒太阳个把小时。拔草是早已无草可拔了，所以就散步，看小字报，也去传达室看报。”
（1966年10月27、31日）
“星期日午后，招待所又静如止水，安静得出世一般。”
（1966年12月22日）
在这“出世一般”的环境中，他用给妻子的信记录下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和几乎每一天的活动。
共产党员的真诚
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但一个人对于金钱、财富的态度却必定是他思想道德的重要基石。从他的信中，我们知道了，他每个月上缴的党费是50元，占他月工资的六分之一强，相当于大学毕业生转正后的一个月的工资。他在信中多次提醒妻子代他交党费，而且告诉她，在运动以后，还要多缴一些。
“今天想到是月底了，所里又是发工资的时候了，请你在拿到工资后，给我代交党费（仍交50元），小组长你不认识，可请刘平南代转。这次离家时走得匆忙，没有想到这件事（以后都按月交50元），故函告。”
（1966年6月27日）
“党费每月仍在交否？别忘了按月交。”
（1967年1月5日）
“党费仍照旧交，每月50元，等运动过了再考虑多交些。”
（1967年1月19日）
1964年，按照中央军委决定，徐舜寿等一批工程技术人员穿上了军装，徐舜寿被任命为技术上校。1966年，他们又按照上级规定，脱下了军装。对于转业费的处理，徐舜寿给妻子的信中交代：
“13日来信收到，转业费可交党费。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
（1966年8月17日）
他的生活是俭朴的。离家5个月后，他的棉衣袖子破了，要自己补。他告诉妻子，“棉衣袖子破了，可寄一块料子来，如包裹已寄，则从碎料头上多拆一些线，夹在信中寄来。（11月20日）”给自己心爱的小儿子买了一个书包，他问妻子，“小三书包合适否？这次质量不坏，就是贵，￥2.70，还要否？（10月1日）”在另一次询问妻子意见时，他对四毛多钱的一种线也表示“就是贵”。
“前天进城，看见有一种天津的轴线，是锦纶丝的，买了一轴，不要票，强度特别大，很好。就是贵，四毛多钱才180米。有灰、淡棕、白三种，你看要不要多买些？如要，可来信。”
（1966年10月24日）
他对组织、对同志，则慷慨大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龚国政回忆：
“我记得几次到西安去开会，还有司机一起去，吃饭的时候他总是给（司机）五块钱，说，你自己吃吧。那时候五块钱很值钱了，因为我的工资才65.50元嘛。他对下面的同志是非常好的。我、张树祥两个人跟他到北京出差，那时候不像现在一样，中午哪个单位给你管饭呀什么的，没有这一套，所以到北京以后，怎么办呢？（他说）‘走，我们去撮一顿。’因为他觉得我们生活比较艰苦，所以每次吃的时候都是点很多好菜，我们从来没吃过的菜，都他付钱。他的保留工资可能是300多块吧，他有补贴，人民代表有车马费，他在这上面不计较的。但他自己的生活非常节省，他不是豪华的，他自己的衣服破了自己补。这点我是亲眼所见，而且他外出时穿的西装都是原先保留的西装。没有做过新西装。有一次这个西装破了个洞，我说我给他补，他说你不会补。他是怎么补的呢？他是用裤子里面边料的线抽出来，按照织布的方法织补好，织得几乎看不出来，因为那种衣服都很高档。他自从到我们这里来以后，老实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在钱的方面，他自己很节省，对我们这些下面的人，从不斤斤计较。”
他在家信中写到对中央的方针、政策、路线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无情解剖。刚回到一所，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的态度很诚恳、也很豁达：
“这几天我已自己在准备做检查了，同时也在读社论和主席著作，深感过去对这次**********的理解是很肤浅的，也是尚未触及灵魂深处的。当然，即使是现在，理解也仍然是不够深的，有待于彻底自我革命与运动深入开展。”
（1966年7月3日）
“这次反权威、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一切牛鬼蛇神对我的教育的确很大，应该从1949年起，至少是从1956年起彻底清算自己一下，把所有错误倾箱倒柜而出，在阳光下晒一晒，批判、斗倒、斗垮，不使其再有影响。”
（1966年7月13日）
“我还是有信心可以检查好的。充分相信群众，完全相信党。这是最根本的两条。还有是自觉自愿的革命。这也很重要。”
（1966年7月19日）
“对我来说，当然要从**********的精神，把自己的错误缺点再深入认识一下，对世界观的问题再挖一挖根，批判得深，这样改起来才有力。这点还要更深入地读一读有关主席著作。最近读新民主主义论，关于20年代、30年代的文化，有较深的体会：1927—1937年是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反动统治最巩固的一个阶段，而这正是我初中、高中、大学的时代，受的教育就是奴化加地主封建教育，影响是很深的。有好些错误都可以追溯到大学、中学时灌输的世界观。”
（1966年8月9日）
他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我自己的态度是：是自己错的，一定深刻检查，要提得高，提到世界观，提到旧社会的联系……但不是错的，一定要实事求是。1959年底的检查没有搞好，后来甄别没有搞好，有部分原因也在于没有完全实事求是。”
（1966年8月25日）
“我带的一个本子，第一页上就抄上7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这一段话：‘无产阶级**********发展之迅速，对不少人说来是缺乏思想准备的。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在这场运动中，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经受考验。他们应该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人民群众的忠实勤务员，证明自己是确确实实地把******同志的教导当做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斗争愈是尖锐复杂时，愈要独立思考，要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十六条，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绝不可人云亦云。”
（1966年9月3日下午）
他对组织、对同志、对待大是大非的真诚，贯穿于整个**********始终，也贯穿他的一生。
渴望工作
在这一段特殊的日子里，徐舜寿认真地学习和消化党中央的精神，他一遍又一遍地听、学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对照着《******选集》中的文章，他以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为准绳，一次又一次地来修正、校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
他没有停止工作，在认真写下对自己科研设计思想的反思、批判的同时，他还在做着其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