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工资水平上升有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总体上有望呈现增长速度平缓回落、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的格局。
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长速度过高，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符合“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预期目标，也将为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2012年，在防范、化解风险的同时，把握好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国内物价？66？下行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强中长期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全球需求下行背景下，我国物价上涨压力将有所减弱，2012年CPI涨幅将回落至4％左右。但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还在持续，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以及我国经济正处在成本上升阶段，决定了反通胀仍具有长期性。尤其重要的是，控通胀应更多采取市场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供求的作用。
推进资源要素和公共服务价格改革，短期内会增加物价上涨压力，但中长期有利于保障供给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抓住通胀压力趋减的有利时机，理顺价格机制十分重要，并通过增加对低收入群体补贴等方式提高社会承受能力。为此，建议将2012年CPI的预期目标设定为5％左右，为推进价格改革预留一定空间。
（四）要把防范化解风险放到重要位置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速增长的后期。本轮增长速度回调，是短期的周期性波动，还是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滑，需要进一步观察。
就2012年而言，国际经济态势、国内房地产市场走势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积累和引发的可能性增大。需要高度关注如下几个领域的现实或潜在风险：
一是 2012 年投融资平台将迎来集中还款高峰，局部地区可能面临一定偿付压力；
二是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速度效益型特点，当增长放缓后，产能过剩问题凸显，部分行业可能出现较大面积亏损；
三是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大，如果房价较大幅度下降，银行、地方政府都面临巨大资金压力；
四是不规范的民间借贷和泡沫经济结合，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可能引发较大冲击和群体事件。
三、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正确看待经济增速小幅下降
经济增长受宏观政策和短期需求变化影响，更取决于特定发展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我国“十一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1.2％，即便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为严重的2009年也超过了9％。部分人因此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处在10％以上才是正常的。其实，我国需求结构、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等经济基本面因素正在发生变化。
2011年上半年，东部发达省市经济增长明显回落，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也在缩小，这很可能预示着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经济增长重回“十一五”时期高增长，既不符合“十二五”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要求，也不应成为政策追求的目标。
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积累新的风险。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我国增长动力从以要素投入为主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
（二）促进房地产市场回归正常发展轨道
2011年以来，房地产市场运行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潜在风险也在增加。一方面，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已连续18个月高于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待售房销售压力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企业资金状况总体趋紧，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已连续15个月高于商品房销售额增速，且融资难度增加。
目前全国城镇房价收入比低于 1998 年以来的均值水平，部分房价明显偏高、商品房供应量较大的城市，房价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但出现全国性房价大幅回落的可能性较小。
另一方面，目前已经形成了地方财政高度依赖、银行较大程度依赖土地和房地产行业的格局，以及民间信贷介入房地产业很多，短期内房价如大幅下降，将会打破财政、金融系统的脆弱平衡。
国内外房地产市场大幅波动的教训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投机性购房占比过高，是房地产市场积累泡沫的深层原因。促使房地产市场回归正常发展轨道，切实发挥住房居住性功能，需要实行中性的住房金融政策，需求与供给有机结合管理，严格限制投机、投资性住房比例。
在调控政策上，可采取“稳供给、抑投机、重自住”的政策组合，即稳定商品房供给、限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鼓励自住型需求；以时间换空间，房价不涨其实就是下降；以房价稳中有降为目标，争取用3～5年的时间，使房价回归社会基本可承受的水平。
（三）财政超收与可持续性
近年来财政超收问题引起广泛关注。2000～2010年，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达到20％，前三季度同比增长29.5％。在看到财政增收形势喜人的同时，应该看到背后的隐忧。
一是大量超收资金游离在预算监督之外，影响了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效率。二是伴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财政支出扩张也十分迅速，刚性支出一旦形成难以压缩。三是财政收入高增长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并存，不利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这种高增长不可持续。经济增长一旦下降，财政收入增长随之下降，高增长时期形成的刚性支出将难以为继。
从国际经验看，发展阶段和税制特点，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但随着工业化逐步完成，税收弹性会明显下降，财政超收现象随之结束。同时，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阶段，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往往会明显增加。收入放缓而支出增加，财政可持续性将面临考验。
对此，应早做准备，在不断优化、调整税制结构的同时，一方面着力涵养税源，壮大税基，另一方面切实量入为出，福利体系的建设要与财政能力相适应。
（四）竞争性实体经济利润偏低
2011年以来，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资金偏紧背景下，行业间利润出现不合理的挤压分配。主要表现为：
一是金融类企业利润增长相对较快。在货币政策收紧背景下，金融企业定价能力明显增强，对非金融类企业利润形成一定挤压。上市公司中报显示，金融类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27.3％，与2010年全年水平基本持平，而非金融类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17.9％，显著低于2010年全年水平。
二是上游行业相对于下游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上游行业具备更强的成本传导能力，对中下游行业利润产生挤压。
三是随着信贷规模收缩，市场资金成本上升，更容易获取金融资源的大企业，部分发挥了“影子银行”的作用，对中小企业利润形成一定挤压。
在资金要素价格改革不到位的背景下，这种利润挤压使虚拟或垄断部门受益，而竞争性实体经济、民营和中小企业受损，导致经济运行活力下降。推动国有企业和垄断部门改革，鼓励金融创新，大力发展“草根金融”，是减少这种扭曲的治本之策。
（五）国际压力明显增加
首先，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为转嫁危机和转移国内矛盾，可能会实施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美国国会再度提出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法案，力图对我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