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六岁的青春年少，正是一个人思想最为活跃和奔放的时期，纵然身处以严格著称的军队，也依然不能阻挡大家的热情。在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课之余，李明这批学生兵们还自己办了几期板报，就一些自己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展开讨论，甚至一度讨论了五四运动的领导问题。尽管由于知识和认识方面的限制，对这类问题不会有太深入的探讨，但是足以表明当时部队的思想风气还是比较活跃的。
1952年11月，在第五预科总队完成了学习之后，李明被输送到位于长春的空军第九航校第五大队，开始接受航空类专业知识的培训和学习。
当时空军第九航校第五大队的主要任务是为部队培养杜-2轻型轰炸机的各类地勤人员，毕业后分到部队从事该机型的保障与维护，下设专业有机械、军械、仪表、电气、无线电、包伞、照相等。李明被分配到了仪表专业。
分到仪表班的学员共有20多人，分住在两间宿舍里，睡大通铺，每天出早操，但驻地没有操场，只是绕着宿舍周围的马路跑步和齐步走，同时，每个宿舍留两个人值日搞内务，这一切都与步校时颇为相像。
仪表班的20多个学员里，有一多半是从部队调来的老战士，有的已经是班长、副班长，但是他们文化程度都很低，有几个甚至是到部队后才扫盲的。因此，大队干部要求各班组织互助组，让文化程度高些的“参干”生与部队来的老兵结对子，成立互助组，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作为“参干”生，李明与部队来的吴泽富和一个姓刘的老兵组成了互助组，这样每天课后复习时都能开展互相帮助，对听课内容加以整理、完善、理解。吴泽富和刘姓老兵两人都是党员，吴泽富是四川仪陇人，入航校前刚在部队完成扫盲，但是他学习特别刻苦，并且爱钻研，学习中遇到问题总是要刨根问底弄清楚，直到记住为止。所以尽管文化程度低，但由于学习努力，每次考试的成绩都不错，这种刻苦学习不服输的精神潜移默化中也影响了李明，对他后来的学习和工作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从上海到合肥，然后又到徐州，再到长春，从步校到预科总队再到航校，其间服役地点多次变化，并且一直都是学员，所以父亲写信问李明在航校学习什么，同时也转述了家里母亲对儿子的想念。收到父亲的来信后，李明马上写了一封回信，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封信竟让他在中队会议上受了批评，成了他在航校期间最深刻的记忆。
在给父亲的那封回信中，李明告诉父亲自己正在学习航空仪表，并转述老师的话说“仪表是飞行员”的“耳目”，是很重要的等，但是这封信还未邮寄出去，就失落了。此后在周末的一周讲评中，大队长在全大队面前指出有的学员保密观念不强，给家里写信告诉自己学什么课目，并对此提出了不点名批评，要求当事学员写检查，在班里检讨。大队长的话让李明觉得十分难堪而无地自容，散会后，回到班里，他告诉互助组的两名老兵说大队长批评的是自己。两名老兵安慰了李明，并帮助他写了一份检讨书，同时提醒李明以后要注意改正。然后，李明将检讨书交给了班长，班长转交给了大队，但是并没有开班会让李明作检讨，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这件事让李明认识到，作为一名军人必须严格遵守部队的各项规定，自身也确实经历了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深刻教育。
1952年春节，是李明离家之后在外过的第二个春节，离家后的第一个春节是在步校过的。
与在合肥步校相比，航校的条件相对好得多，学员的伙食标准也比在步校时提高了很多，因而这次春节会餐让李明记忆深刻。餐桌上除了丰盛的菜肴外，每桌还有两瓶酒——一瓶白酒，一瓶果酒，食堂的墙上还挂着五彩缤纷的纸条，烘托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开饭后，气氛逐渐热烈起来，多数学员酒量不大，主要喝点果酒，也有喝白酒的，主要是部队老战士和班长出身的学员，他们猜拳行酒令，因此各桌的白酒都送到能喝酒的那几桌去了。饭后，学员们有的回宿舍，有的去看评剧，李明后来回忆，当时他们班有一位姓王的老兵喝醉了，到戏院耍酒疯，被几个同学架回宿舍睡觉了，然而，第二天这个老兵就去世了。据同宿舍的同学讲，这个老兵半夜曾经喊着要水喝，喝完后又睡着了，但第二天吃早饭时仍未醒。有同学给学校卫生所打电话，值班医生听后也没有太在意，认为喝醉了就让他睡吧。但是到了下午，同学发现他脸色发青，感觉情况不对便急忙将他送到卫生所，终因酒精中毒抢救无效而死亡。一位1946年入伍的老兵，没有倒在战场上，却因饮酒过度导致了非战斗减员，李明和全班同学都觉得既惋惜又痛心，看来真是世事难料。这件事让李明知道，凡事都有“度”，这是哲学家早就讲的，过了这个“度”，真理也会变成谬论，在生活和工作中如何掌握这个“度”是挺重要的，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经验积累才有可能把握住。
与合肥步校相比，航校的教学设施要好得多。航校的教学楼是原来的侵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非常气派，教室内还装修了木质地板，尽管用了很多年，仍光亮如新。
航校当时采用的是苏联的教学制度，注重形象教学，所以每间教室里都挂有不少教具，这些教具都是用实物解剖并涂漆制成的。
李明所在的仪表班的主课是航空仪表，但教学大纲中也安排了机械、材料、电气等相关课程。仪表是服务于飞行员并指示飞机上各种系统状态的，只有了解了这些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才能更好地知晓为什么要用仪表来监控飞行。
作为军队院校，航校的教风和学风都非常严谨。每堂课前，教员要对上次讲课内容提问，让抽查到的学员回答，然后对答题情况扼要点评，并按五分制打分，非常正规。记得当时材料课教员有较重的闽粤口音，但是他讲课非常风趣，为了便于学生记忆，他将各种材料按照金属电化腐蚀电位高低的排序编了一个顺口溜，“钾、钠、钙、镁、铝、锰、锌，铬、铁、镉、镍、锡、铅、氢，铜、汞、银、铂、金”，这个顺口溜至今让李明记忆犹新。
航校的学制原来是一年，后来由于部队急需地勤人员，教学进度明显加快，最后李明所在的这届学员只用了8个月时间就提前完成学业。毕业时，李明被分配到齐齐哈尔空军第十师——中国人民解放军2730部队。入伍的第三个年头，李明才真正进入一线部队，开始了真正的军旅生涯。
空军第十师的5年
1953年7月，李明从空军第九航校毕业被分配到空军第十师，一起分来的有几十人，该师当时驻扎在齐齐哈尔，部队驻地机场为三家子机场。也就是在1953年7月，中国空军结束了在朝鲜战场上的所有作战任务。
空十师是我国空军第四批组建的飞行部队之一，师长是刘善本，他是最早反对内战，从国民党统治区驾机起义飞赴延安的机长，政委是司中峰。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十师曾用杜-2飞机编队，轰炸美军用做前沿侦察与引导据点的大和岛、小和岛，因而许多老同志戏称他们是“抗美援朝不过江，回来还发个纪念章”。
抗美援朝期间，空十师装备使用的是苏联生产的杜-2轻型轰炸机，这是一种装有两台AЩ-82ФH螺旋桨发动机的后三点式飞机，机腹中段有一大弹舱，机组成员4人，即飞行员、领航员、通信员和射击员。杜-2飞机在执行任务时一般采用品字形三机编队，带队长机的乘员则是中队长、领航长、通信长和射击长。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根据上级的安排，空十师从原驻地南京千里迢迢奔赴齐齐哈尔，准备换装从苏联引进的新型喷气式轰炸机伊尔-28（ИЛ-28）飞机，部队称它为齐尔飞机。空十师下辖28、29、30共3个团，由于苏联交付的伊尔-28飞机是分批抵达的，28团和30团先行改装了该型飞机，29团仍继续使用杜-2飞机，以保持和提高飞行技术。因此，被分配到空十师29团担任仪表员的李明，就有了一段短暂的维护杜-2飞机的经历。
由于我国空军从一开始就是在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所以空军的地勤保障也是苏联模式。
每架飞机设有一个地勤机组，负责维护保障工作，人员编制相当于一个班，组长是该机的机械师，机械师有1~2名机械员和机械兵作为助手，其他保障人员还包括电气员、仪表员、无线电员、军械员等。3架飞机的地勤组组成一个地勤中队，地勤中队设有机械长、特设师、军械师等，他们从技术上对机组的各个专业进行指导和领导。
尽管在航校期间学习过杜-2飞机的仪表和氧气设备，但那些课程都是理论知识性的，与实际的飞机维护和保障操作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对于刚从航校毕业的这批“新手”来讲，飞行前准备，飞行后检查，机械日都做哪些工作，他们并没有系统与条理性的认识。
为了让这批“新手”更快地适应地勤工作，团里采取了以老带新的模式，为每个人都指派了一名老同志负责带教。李明的带教老师是王庆文，当时的职务是仪表兵，他原是政委的警卫员，后来主动要求学技术，就转到地勤了，他也是通过以老带新的模式，逐渐掌握了专业知识并熟悉了地勤维护工作。
尽管在工作中是以老带新，但是李明从航校分到空十师，职务是仪表员，而王庆文当时只是仪表兵，所以李明的各项待遇都要比王庆文高出许多。尽管如此，王庆文并没有任何怨言和牢骚，在工作中与李明相处得非常和谐，而李明也同样虚心地向他学习，使自己更快地进步。
在维护杜-2飞机的过程中，有两件事让李明至今记忆犹新，一是第一次坐飞机，一是晚上在机场排故时与蚊子“斗争”。
前面说过杜-2飞机的机组成员是4人，而换装的伊尔-28轰炸机的机组成员是3人，由通信员兼操纵炮塔的射击员。所以空十师从南京转到齐齐哈尔时，每架飞机的机组成员已做出调整，改编为3人机组。这样杜-2飞机进行训练时，后部射击员的位置就空出来了，出于对重心平衡的要求，要在这个位置放置沙袋“压尾巴”，所以当时就有地勤人员提出，每次装卸沙袋太麻烦了，不如让人坐上去充当配重，还可以顺便体验一下坐飞机的滋味。
机组成员对地勤人员的建议没有什么异议，于是那些平日里在地面为飞机保驾护航的地勤人员终于有机会上天体验一下飞行的感觉了，李明也因此第一次坐上了飞机，还是空军的轰炸机。其实当时上天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装备，穿着地勤的工作服，戴着从无线电员那借来的飞行帽（这是他工作用的）就上飞机了，上机后坐在射击员的位置，这个位置在通信员之后，通信员操纵一挺机枪，负责上方视界，射击员下俯着身子只有向地面射击的视界，操纵另一挺机枪。飞机上天后，耳朵里只能听到发动机螺旋桨的轰鸣声，机内通话根本听不清，能看到的也只有地面的移动，更分不清东西南北，如果接连两次起落飞行，从飞机上下来后，耳朵几乎就听不清别人说话了，因此在李明看来，这样的飞行根本算不上一种享受，只是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罢了，而自己的身体本身也不适应飞行。
这件事情没持续多久，在一次飞行中，充当配重的电气员王国雄上机后，由于无法忍受飞机在飞行途中遭遇湍流而引起的颠簸，在飞机上呕吐不止。飞行员驾机降落后滑行至起飞线时，他从后舱下面钻了出来，恰好被塔台指挥员发现，并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此后轮流坐飞机的事也就结束了。
至于机场周围的蚊子，是当时机场最多的“飞行物”，尽管当时已经是深秋，但是机场周围的野草丛仍是“盛产”蚊子和其他昆虫的好地方。一次晚间排故时，当助手的李明负责为排故的专业技术人员提灯照明，成群的蚊子和不知名的昆虫便纷纷朝他扑来，一巴掌下去能打死七八只，但它们像不怕死的“敢死队”，前赴后继，不一会儿就把人叮咬得浑身是包。所以，后来有人做了一种用铁丝扎成的骨架，外面罩上防蚊纱布的头罩，供晚上加班排故防蚊用。
东北的冬天一般都来得非常早，到达齐齐哈尔大约两个半月后就进入冬天了，李明所在的空十师29团此时也开始改装伊尔-28轰炸机。伊尔-28飞机的理论培训主要由机务处组织，从先改装的两个团中挑选优秀干部来29团讲课，给仪表员主要讲解АП-5自动驾驶仪、ДГМК-3远读陀螺磁盘等新设备的理论知识；而对飞机的维护操作则由空八师（他们先于空十师改装齐尔飞机）派一个带教组，逐个中队、机组地带教，包括检查机组各种维护操作，以及对维护工具的使用，并对一些操作进行示范，同时提出一些注意事项等。在李明看来，这种带教组的模式培训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由于有28团、30团的改装经验，师里对29团的改装要求是好而快。因此，改装学习是快速而又短暂的。不久，各机组就分到了新飞机，并开始逐步熟悉新飞机。与之前的杜-2飞机相比，换装伊尔-28飞机可以说是跨越式发展，后者装有两台离心式涡轮喷气发动机，用吊舱悬挂在机翼下，飞机采用上单翼，机身中部有一个大弹舱，前机身有领航员舱和飞行员舱，两舱用隔框分开，有各自的入口和舱盖，机尾有通信员舱及活动炮塔，前三点起落架。除动力和布局的差别外，伊尔-28还配备了许多新设备，如自动驾驶仪、轰炸雷达等，轰炸雷达仅装在长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