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党成立初期，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这样有利于扩大党的阶级基础。但当时对于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农村。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首先指向农村，并在这一过程中，潜心研究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分析了处于白色政权包围的环境中，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0年1月，毛泽东针对党内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深刻矛盾，认为现时的红色政权虽然还很小，但是中国革命肯定会很快发展起来。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以乡村为中心、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
（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依据及其内容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在近代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的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先在城市经过长期的、公开的合法斗争，然后再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相应的主要组织形式必然是军队。
近代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和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有可能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基础。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入手，组织、发动和武装农民，使革命战争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加，获得广大的群众基础，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基础。
中国革命的敌人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并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农村则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在农村长期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只有把农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与占据着中心城市的敌人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夺取城市，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广泛存在，这就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条件。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革命力量大有回旋余地，而帝国主义国家的间接统治及其互相间的矛盾和斗争，造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又使红色政权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缝隙。这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往往是在那些受过大革命影响、曾经有过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而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党的领导及其正确的政策，则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主观原因和条件。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处理好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农村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的强有力保证；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阵地，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开展土地革命的依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者的密切结合和有机统一。
（三）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意义
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它不是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创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光辉典范，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 [7]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就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它们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一个发展阶段的重要理论成果。
（一）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首先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状况所决定的。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要战胜作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集中代表的国民党所领导的强大的反革命力量，要战胜作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集中代表的国民党所领导的强大的反革命力量，就必须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其次是由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造成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必要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把一切可以团结和利用的力量尽可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逐步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客观上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利用这些矛盾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近代中国社会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把一切爱国的、不愿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民族资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而能够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当革命的锋芒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包含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及其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第一个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依靠，只有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同时，第二个联盟也非常重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壮大自己，孤立主要的敌人，才能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党在领导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强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政治力量和不同派别，由于各个阶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要求而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度。因此，在革命过程中，必须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同顽固派进行斗争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先后经过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几个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正确处理好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当党能够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分裂统一战线问题时，党的发展和巩固就会前进；反之，党的发展和巩固就会后退。
（二）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总是凭借着反革命暴力对革命人民实行残暴的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革命人民只有武装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8]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坚持武装斗争必须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这支军队只能是而且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是保持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和建军宗旨的根本前提，也是毛泽东建军思想和核心。
这支军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前提，也是人民军队一切行动的根本准则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它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