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萍还回忆：“除了办刊物外，这个科主要是围绕中心任务下厂调查研究。有好几次我就像学生在课堂听课一样，听取这些青年人下厂归来给我们讲课（进行专题汇报）。调研科不仅是一个调研写作班子，还是一个很好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培养人才的园地。当时有人把它称之为机关的‘翰林院’，虽然比喻不太恰当，但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到这里先锻炼一个时期，的确不论到哪里都能起积极作用。”
1953年从山东工学院毕业分配到四局的蔡美生一报到就被分到了局办公室的调查研究科，她曾在一篇文章 中回忆：
调研科除了科长以外，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很有朝气……
调研科是个没有具体数字指标任务的机构，主要工作是了解基层情况，经分析研究后向领导反映，再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调研科负责编辑出版的机关刊物《通报》上发表文章 ，将领导机关的意图传达下去，得以贯彻。简单地说就是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蔡美生《我的片段回忆和思念》
蔡美生，1931年出生于天津市，1950年考入山东工学院。与管德一样，为支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工学院的学生也提前毕业分配了。她清楚地记得他们这些年轻人刚到机关不久，办公室主任朱节就带领他们到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即112厂）、111厂、320厂、331厂、120厂、122厂去了解情况，这是当时航空工业仅有的6个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她记得，通过这次调研，他们对航空工业的基本概况有了初步了解，受益匪浅。以后的工作中，他们也曾多次随领导和老同志下基层调研。蔡美生印象最深的是到株洲331厂，那一次由油江副局长带队，管德也是调研科安排的随行人员之一。在一次接受访谈时，她讲到了他们在调研中受到的教育，讲到了老领导油江对年轻人的关爱，也讲到了“小伙伴”们在一起的嬉闹：
那个时候管德和我们应该说既是同事也是小伙伴。
我们到331厂去，我国第一台国产发动机（M11）正在试制，油部长（油江副局长）在那儿蹲点，管德和我都是调研科安排去那蹲点了解情况的。
发动机试车的时候，声音很响，开始我们不习惯，晚上被吵得睡不着觉。厂里的老工人对我讲，他们刚开始也不适应，但想到这是国家的重要任务，慢慢也就习惯了。我听了很受感动。
我记得非常清楚，到吃饭的时候，油部长常过来问我们，有肉吃吗？（湖南人吃腊肉，炒什么菜都放两片腊肉。）我对油部长说，你别操心了，我们都有肉吃。
我们几个还有王昕同志（后为部质量司司长）玩笑开得很厉害，管德的鬼点子特多。有一次他们把屋门拉开一个小缝儿，上面放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小孩玩的玻璃弹球，谁进来一推门，一盒子玻璃球就扣下来，全打在头上。我们就这么玩的。
——蔡美生访谈（2012年4月）
进入四局后的第一年，组织上对管德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一份干部鉴定表中，本单位的意见是：“……2.组织能力有所提高，已能组织编辑出版日常工作并建立了较好的工作秩序；3.思想敏捷，领会问题较快。编辑工作比较熟练，基本上能达到文字通顺，叙述简练。”与之同时，也指出了他还存在的不足之处：“……4.工作中钻研不够，有些满足现状，未能更好地发挥潜力，提高《通报》质量，同时业务学习也抓得不紧；5.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差，对组织内同志关心不够。”
在这份干部鉴定表的单位负责人一栏，签名的是江同和卞之新，首长一栏签名的是朱节。
朱节是一位老革命，在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之前，他是最早进入北京参加接管工作的人员之一，航空工业局组建时，即担任办公室主任。
两年以后的1954年，干部鉴定表中对他的成绩是这样描述的：工作认真负责，钻研业务，积极想办法，工作中提高较快，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与思想水平，担任《通报》编辑组组长职务有成绩。这一次，他的不足是：个人英雄主义还较严重，组织观念特别是群众观念较差。工作作风上还不善于照顾全面，有些粗枝大叶，不够细致。
这一年单位负责人已经换为沈洋，首长一栏仍为朱节签字。
按照当时的规定，干部每年都需要进行一次总结鉴定，从档案中保存的这两份干部鉴定表中可以看出，两年中管德的工作作风、思想水平都有很大进步，从“工作钻研不够”到“工作认真负责，钻研业务”；从“未能更好地发挥潜力”到“工作中提高较快”、“担任《通报》编辑组组长职务有成绩”。但在不足的方面上升到了个人英雄主义的高度，显然组织对他有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
组织的鉴定意见是有群众基础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仅仅是管德一个人的问题，他所在的调研科被人们称为“个人英雄主义科”。蔡美生回忆：
我们调研科的外号是什么？叫个人英雄主义科，我们的外号是这么起的，每个人都像个人英雄主义者，其实并不是争我们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只是谁都想把事干好，都是年轻人嘛！
——蔡美生访谈（2012年4月）
在这个“个人英雄主义”的群体中，蔡美生对管德的印象很好。
我们那个调查研究科是四局一个很特殊的机构。为什么这么说呢？新毕业的大学生由领导点名放在调研科，给我们有特权，部里面的各级领导干部开会我们有权力参加，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你们明白领导想什么，明白了以后自己回去琢磨，然后你就下去蹲点，把领导的意图贯彻下去，再把下面的情况摸上来。这就是我们调研科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所以有特权，什么会都能参加，包括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会，多高级的会议，我们这些人都能去参加，给了我们这个特权。
这个科里的机关刊物叫《通报》，一月一期。
我对管德的印象，第一，他是个干将。他人很聪明，敢接任务，但不是蛮干，能把任务干好。我们那个科里清华大学毕业来的好几个，管德、朱大（朱元喆）、朱二（朱永祺），后来到139厂了，朱大调到航空系统外搞电去了。还有洪亚新，是搞发动机的，都是清华大学来的，都是很能干的人，但相比之下，我觉得管德是干将。
他主意多，别看他坐在那写东西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他脑子在转。
第二个，他是笔杆子。他是《通报》的主编，写《通报》的稿子都是拿毛笔写的。很能干，很能写，字又好。
所以在这个环境里培养起来的大学生中，管德是很冒尖的一个。
——蔡美生访谈（2012年4月）
在记住了管德嬉闹玩笑细节的同时，蔡美生还注意到了管德的一个特点——“别看他坐在那写东西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他脑子在转。”在宗教和印度的瑜伽术中将这种专注和深入思索的状态称之为冥想（Meditation），并认为这是一种通过获得深度的宁静而增强自我知识的良好状态。
管德不仅活泼好动，而且善于思考，耐得住寂寞，从管德一生所从事的专业和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来看，他的这一性格禀赋是事业成功很重要的内因。
成立飞机设计室
1956年1月，遵照中央关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王西萍局长就如何发展中国航空科学研究的问题，向局总顾问切尔尼柯夫征询了意见。之后，航空工业局制定《航空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规划》，计划分3个阶段建设17个航空科研及产品设计机构，要求迎头赶上，真正建立起中国自己完整独立的航空工业。这一年的5月15日，王西萍局长署名向****中央、******主席呈送《关于航空工业发展现状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总结了航空工业执行“一五”计划的成绩和经验，提出了存在矛盾和解决的途径，建议加速自行设计和科研建设。
王西萍回忆：“‘一五’期间，由于党中央和各级地方党组织的积极支持，航空工业在前进道路上到处给开绿灯。就备受重视这点来说，航空工业可以说是处在一个顶峰时期，很多同志对那段历史到现在还很怀念，并称它是航空工业的‘黄金时代’。在那段时间里，航空工业除了进一步完成空军的修理与配件任务、积极培养航空建设人才和新建项目外，还完成了两种飞机的研制任务。”
航空工业在“一五”计划期间取得的成就极大地鼓舞着航空工业战线的干部职工，对于独立自主发展航空工业、提高中国的飞机设计能力、建立独立的设计机构、自行设计整机，航空工业上下一致，形成了共识。徐舜寿、黄志千等向上级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独立的设计机构的建议。
当时的外部条件很有利，在四局工作的苏联专家也认为中国在完成歼5（米格－17）的仿制以后，应该发展自己的设计能力。按徐舜寿的思路，飞机设计室应建在北京。但苏联专家建议，可利用112厂设计科的基础，先组织学习米格－17的资料，然后对米格－17的一些部件进行改进设计，将来再自行设计新飞机。
——引自《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
1956年8月，四局王西萍局长向112厂、410厂发布了《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简称《命令》），决定从1956年8月15日起，在112厂、410厂分别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命令》决定任命徐舜寿为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叶正大、黄志千为副主任设计师。
设计室的成立，在航空工业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在航空系统有志于飞机设计事业的技术人员纷纷提出要参加到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的队伍中。与徐舜寿、黄志千一起到沈阳创建飞机设计室的顾诵芬回忆：
在四局工作的管德、叶锡琳、陈钟禄、高锡康、李永明等一批毕业于各大学航空工程专业的大学生都坐不住了。
……管德脑子清楚，写文章 也快，四局的局长王西萍很欣赏他。当时北航办了函授班，对1951年毕业的大学生再教育，管德已经参加了这个函授班，而且还准备考研究生。管德后来给我说过，王西萍对他讲，考研究生都是社会上失学青年干的事，你干这个干什么？
当时徐舜寿号召力很强，所以他们都想来设计室，希望在自己所学的技术专业道路上能做更多的工作，不愿在局机关里继续做管理工作。在向上级提出申请并获得支持和批准以后，他们都来到了飞机设计室。
——顾诵芬《我的飞机设计生涯》
王西萍局长欣赏管德，局机关也很需要年轻干部，所以管德提出要到沈阳飞机设计室的时候，王西萍当然不会同意。但年轻有年轻的优势，管德回忆：
一听说徐舜寿、黄志千他们到沈阳办飞机设计室，我就到王西萍局长那里磨，他们这些局长、副局长都挺喜欢我，所以我闹腾闹腾他们不怎么责怪我，年轻嘛！
最后局领导还是同意了，我就到了沈阳。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王西萍局长对此不无遗憾，他回忆道：“1956年，当科研设计工作拉开序幕之后，这个科里的一些骨干，如管德、叶锡琳、朱永祺、洪亚新、朱元哲等都先后被放走，到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管德的性格益发鲜明，他认准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而他认为是不应该做的坚决不做。在选择大学的专业时，他违背了父亲的旨意；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时，他说服局领导接受了自己的想法。
管德的人生道路在这里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折，这是他的自觉选择，也是他主动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