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原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原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范绪箕
范绪箕，男，1914年1月生，江苏南京人，中国力学专家与航空教育家，原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1936年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师承世界著名科学家冯·卡门攻读航空工程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长期致力于航空事业的教学、科研工作。历任浙江大学机械系副教授、原国家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浙江大学创建航空工程系，任系主任。1952年受教育部指派，组织创办华东航空学院 （现西北工业大学）。1956年调任南京航空学院任副院长。1979年调任上海交通大学任副？[1]长，1980—1984年任校长。
范绪箕，师承世界航空科学泰斗冯·卡门教授，深受其学术思想的熏陶，回到祖国后，致力于发展航空教育事业和相关的科研工作。在任职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期间，主持了学校改制建院工作，完成了教学系统的全面改制，建成了亚、跨、超声速风洞和热应力模拟试验设备、进气道试验设备、低压燃烧试验设备、三自由度液压飞行模拟转台和大型连续工作式气源装置，倡导和主持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架靶机，推进了院系学科的完善，创建了无线电电子、计算机和一些新技术专业，发展了学科交叉配套的优势，提高了教师的教学和学术水平。曾先后讲授工程数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空气动力学、热应力理论、热应力实验技术等课程，发表的多篇论文受到了广泛赞誉。在南航工作期间，曾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中国力学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江苏省航空学会第一任理事长，江苏省人大第一、第二、第三届代表，全国人大第三届代表……这些数不尽的头衔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母校建设和发展成就，均出自这位97岁的高龄老人。从建校时的一穷二白，到如今学科门类齐全、教学科研设施完善、师资力量雄厚的全国重点高校，在南航的建设发展历程中，范绪箕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遇到过怎样的坎坷？ 在这数不尽的荣誉与光环背后，这位胆识过人的高龄老人究竟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与故事？我们采访组对此充满了好奇与期待。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走近范老，并随着他的视角，一起回顾南航过去的点点滴滴。
忆过往 峥嵘岁月险阻多
我国的航空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北平的清华大学、天津的北洋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上海的上海交通大学都设立了航空系，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殖民者压制，航空发展的基础基本为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航空航天事业作为国防建设的重中之重，并开始筹备第二机械工业部 （简称二机部），主抓航空工业。1952年，在全国各大高校院系调整中，中央决定航空专业优先调整，范绪箕成为我国筹建南北两个航空学院的领导人之一。
1952年，在范绪箕的主持下，中央大学 （现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航空系、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和浙江大学航空系合并，随后选址南京中山门外的卫岗 （即现在南京农业大学所在地），成立了华东航空学院。据范老回忆，由于国民党刚刚从大陆撤退不久，作为国民政府旧都的南京人烟稀少，城市空旷荒凉，但环境安静，自由发展空间大，正适宜兴建学校，便于学生潜心学习。范绪箕带着几个南京建筑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与浙大航空系的一个老师，开展了新校园的筹划和设计工作。
与此同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处于关键时期，新生的人民空军投入到了激烈的战斗中，因飞机地勤与维护人才奇缺，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在邓永清的带领下，以南京航空附件厂为基础，在明故宫附近建立起来。学校最先两届学生都来自部队，因此在管理文化中带有比较浓厚的军事色彩。当时的南航师生均享有类似部队的待遇，范老回忆道：“学生来了之后，学校发有部队特供的军用棉大衣，包括生活用品也一应俱全。学校还配备了指导员、政委等，全部带有军队特色。”至此，两所学校在南京中山门城里、城外先后建立起来，并逐渐发展成为两个重要的航空教育基地。
1954年，台海形势紧张，中央作出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战略决策。1955年6月，高教部和二机部决定将华东航空学院迁至西安。在此之前的4月，高教部决定将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改为南京航空学院，由二机部直接领导。同年7月21日，中央决定调原华东航空学院副院长范绪箕任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范老就任副院长之时，正是南航改制建院的特殊时期。当时学校基础课师资力量薄弱，专业教师多为从国外回来的工程师，缺乏教学经验，尚未建立起完备的教学计划。而范绪箕作为创办华航的主要领导人，既有建校的经验，又拥有资深的航空专业背景，并由周恩来总理批示调入南航，这无疑为南航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于是，范绪箕开始了在南航长达24年的耕耘与奉献，他以丰富的经验，积极筹划专业设置与布局，组织制订本科教学计划，主抓教学质量、师资队伍建设和研究生培养，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和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为南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抓教学 白手起家勇攀登
初入南航，范绪箕就遇到了所谓的“九月事件”。当时南航正致力于改制建院工作，尽管校名已经从专科学校改为本科院校，但教育教学与管理却依然停留在专科阶段，学校本科生与专科生都有。这种情况的存在与当时国家所处的环境以及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上“一边倒”，中苏关系密切，国内很多行业体系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航空教育也不例外。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的规模与发展规划是由苏联援建专家制订的，但是“苏联国内的教育体制是没有高等专科学校的，他们只有中专教育”，因此对南航所谓的“量身订做”———从教学计划到发展规模都是按照中专教育来制订的。但与此相对的则是，学校以高等院校优先招来了成绩拔尖的高中生，他们的求知欲特别强烈，对教育教学要求也很高。所以，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计划都无法满足学生的需要，这就造成了学生们的不满。
当时在中央号召“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学校又难于改变这样的现状，这就造成了建国后学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着旗号上街游行的事件，又称“九月事件”。事件发生时，由于在改制建院过程中，学校新的党组织和行政机构还不是很健全，原有的组织机构无能为力，因而妥善处理和平息这一事件就成为范绪箕来南航工作的首要任务。
为了消除学生的不满和愤怒，范绪箕与学生展开了诚恳的对话，对学生进行开导和劝诫，实事求是地承认了苏联专家制订的教学计划的中专性质，也阐明了国家急需航空建设人才的迫切需要，得到了广大学生的理解和支持。回忆到这里，范老激动地说道：“咱们招来的可都是好学生啊！ 他们是抱着为航空建设服务的理想而来的，是一心向上的呀！”为了走出困境，在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和江苏省委文教部副部长胡叔度的共同商讨下，范绪箕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在教育部批准的前提下，联合其他高校组织重新考试，在学生们自主报名的前提下，允许学生转学；另一种是针对愿意留在南航的学生，学校将按不同程度重新组织教育计划，严格按照高等学校的培养模式进行教学。
随后，范绪箕在大会上向学生宣布，要进一步加深专业课学习内容，改进教学计划，明确新的培养目标是高级技术员。这一方案很快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与赞同。经过精心组织的考试与选拔，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转入其他高校。针对剩下三分之一的学生，范绪箕组织教师重新制订教学计划，根据每个班级的不同情况，按照本科应有的教育方针和理念，因材施教，开展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补课，重点对数理化方面的基础知识进行加固。讲到此处，范老眼神深邃，仿佛回到了60年前的那些日子，“当时很多和我一起日夜奋斗的同事都已离开南航或已经去世了。”话语里充满了对患难与共的同事们的怀念。令人欣慰的是，这批学生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期望与付出，以优异的成绩从南航毕业，扎根到祖国的各个基层，逐步成长为单位的骨干与领导，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起步和发展贡献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