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六院机关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刻， 1961年9月1日， 余部长与4名工作人员， 带着聂荣臻副总理给四川省委李景泉书记的亲笔信到达了成都， 目的是与四川省委商谈六院 （附带一个研究所） 可否落户四川的问题。余部长等5人被省委安排在成都市东兴巷的专家招待所。第二天， 余部长等人首先到成都军区晋见了主管国防工业的茹夫一副参谋长， 余部长说明来意后， 茹副参谋长说：“绵竹不行， 那里是军区战时用地， 泸州军校规模不大， 容纳不下一个六院和一个研究所， 还是请省委考虑解决吧。”第三天， 四川省********处严秀峰书记接见了余部长等人， 说：“近年来， 四川天灾人祸都有， 若解决六院和一个研究所的吃饭问题恐怕很困难， 住房就更困难了。”9月7日， 余部长等人回到北京， 余部长向院领导做了汇报。
1962年春节过后， 院领导考虑六院机关还是搬到北京比较方便， 不管是上对各总部、空军和国防科委， 还是下对各研究所， 相互来往都比较方便。于是院领导决定， 六院机关于6月份搬到西郊冷泉北京市第六工业学校， 并由六所腾出就近的第二食堂给六院做机关食堂。由广东省汕头市守备22师调六院工作的最后一批官兵和全部家属暂住徐州炮团， 六院机关所属的警通连100多名官兵由姜长信、刘国才带领到辽宁省铁岭新台子西小河口农场组织生产。院领导包括唐院长、王副院长仍住高等军事学院和总后勤部， 王政委住小土庙空军招待所， 韩副院长等住六所专家招待所。
1962年国庆节前， 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决定， 将沈阳市塔湾炮兵侦察学校和小河沿炮兵政治学校移交六院， 作为第一研究所和第二研究所的所址； 将洛阳市西宫炮兵学校移交六院， 作为第三研究所和第五研究所的所址； 将北京市北苑炮兵第二研究所 （简称炮二所）所址划分一半给六院作为院址。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 经六院领导研究， 由王副院长和院务部陈伯先副部长负责， 组成一个接受北苑炮二所的工作组。陈副部长带着工作组与炮二所管理处刘处长经过多次商谈和现场勘察， 具体划分界限， 最终达成协议： 以炮二所办公楼北面路沟取东西直线为界， 路沟北面到炮团围墙为六院范围， 包括汽车队、保密圈、南北两栋办公楼， 以及两楼之间的十几栋教学平房和两座大食堂。大礼堂、小学、幼儿园两家合用。界限南门的家属宿舍区划出5栋老营房和2栋平房作为六院家属宿舍。对于北面水塔和射击场这块地六院和炮二所各持己见， 互不相让。后由吴司令员召集会议决定： 水塔归六院管理使用， 射击场这块地如若种地的话由炮二所使用， 要是搞建设的话为六院使用。到此， 六院、炮二所的交接工作就算结束了。在交接过程中， 王副院长、韩副院长、曾副主任、余部长、周交臣部长、许明修副部长等领导一同到北苑现场进行过察看， 并在西食堂门前柳树下， 进行了一番议论和交谈， 基本同意院址选定在北苑。北苑选地工作就这样尘埃落定。今后的工作就是改造老北苑、建设新北苑的问题了。
1962年的初冬已经来临， 改造北苑的任务很艰巨， 要把南北两栋办公楼装修， 要把20多栋教学室和平房改造成家属宿舍， 要把两座大食堂整修开伙。院领导决定， 今冬明春必须完成改造任务， 以便保证明年五一前六院机关和四所全部搬进北苑。陈副部长和工作组进行了分析研究， 制订出实施计划， 首先请六所给予帮助支持， 他们很快派出土建、水暖、电气配套的6名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 来规划设计并组织管理施工； 然后请当地大屯乡和洼里乡的农民施工队来负责这一系列改造工程； 同时亦请炮二所管理处给予积极配合。1963年新春伊始， 六院便大兴土木。在基建部的组织管理下， 由北京市一建和华北六建承担， 在保密圈内仿照高等军事学院将军楼的模式和面积建起两栋高干楼、两栋军官宿舍楼、一栋单身楼兼招待所、一栋浴室， 扩建了锅炉房和车库， 重新将西门到院办公楼的道路改建成沥青混凝土的新路。这一系列的建设大大改变了老北苑的面貌， 一个崭新的北苑诞生了。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施工改造， 终于于1963年3月圆满完成六院机关与四所搬迁任务， 六院机关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1963年8月以前， 由院务部营房处将沈阳市两个炮校、洛阳市炮校和北京市北苑炮二所的接收情况先后向总后勤部营房部和总后勤部第二物资计划部做了汇报，8月份总参谋部管理局又专门听取了一次汇报， 对六院的接收工作表示满意。
1964年4月以后， 根据国家计委和总参谋部的决定， 六院又陆续接收了上海市5个小厂、北京市教学仪器厂、青岛市北海舰队卫校和安徽省合肥市董铺宾馆， 再加上六院原有的10个研究所， 六院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 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大型航空科学研究院。
我为数控技术用于飞机制造业的工作经历和贡献
许 伟
1952年夏我高中毕业， 当时想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 后来被动员报考清华大学航空系。入学后一年， 被并入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工艺专业学习， 1957年毕业， 被分配到当时的航空工艺研究所 （简称工艺所） 工作， 我曾在北京、上海、哈尔滨、沈阳、成都、南昌、景德镇等飞机制造厂的生产准备部门或实习过， 或劳动锻炼过， 或长期出差协作过， 或技术服务过。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计算机数值控制系统 （ CNC） 的研制、引进、开发和在生产现场的安装、调试工作， 为数控设备在我国航空航天工业 （后来还扩展到长春一汽、十堰二汽和南昌江铃等汽车制造厂家及一些模具制造厂家） 的成功使用尽了力， 做出了贡献。现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重大事件记叙如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飞机制造中的数据传递
飞机制造中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 如何把设计文件中的理论数据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实现和演绎成产品的外形和结构数据。广义来看， 不妨认为这也是一种数据传递。
由于我国当时的航空工业是在苏联援建下建立的， 数据传递的主要作业方式只能是模线—样板—标准样件工作法 （苏方资料中称之为плаз-шаблон-эталон метод， 当时被奉为互换协调的经典） ， 60年代初我曾在成飞模线车间工作过一年， 不管是理论模线， 还是结构模线或运动模线， 统统是趴在金属板上以1∶1 的比例绘制， 我最大的收获除锻炼了身体外， 还体会到了改变这种手工劳动的迫切性， 也对“样条”有了感性认识， 为我70年代发明“双圆弧逼近法”做了准备。
我还在型架车间和模具车间劳动锻炼过， 这些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这种模线—样板—标准样件工作法的优点和缺点， 认识到从主要是手工作业逐步向机械化、自动化和数字化作业转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60年代中期出现了晶体管和晶体管电路， 数控机床也开始由点位控制型向轨迹控制型发展， 在研究所各级领导的支持下， 我们瞄准了模线—样板—标准样件工作法中的模线绘制， 开始研制数控绘图机 （当时数控还叫程序控制， 系由英文 program control 翻译过来， 后来英文才出现 numerical control， digital control 等词汇） ， 控制系统的协作单位是清华大学电机系， 我们在清华大学工作了近两年， 直到1966年清华大学停课。在清华大学， 我们听童诗白教授讲解从晶体管的载流子 （ current carrier） 到外特性的研究生课程， 参加了触发器、逻辑电路、稳压电源等的设计、制造和样机调试。通过研究所与工厂的协作， 这种数控绘图机先后研制了3台， 配置在沈飞、成飞和西飞的模线车间。当然， 它们有许多不足之处， 尤其在程序长度、可靠性和抗干扰性方面。另外， 仅仅模线绘制的自动化不能改变这种模线—样板—标准样件工作法的平行工作面窄、手工劳动量大、生产准备周期长和应变能力差等根本缺点。
20世纪70年代数控技术用于航空生产遇到的瓶颈
70年代中期开始， 在普通机械制造行业， 特别是模具制造中， 开始使用轨迹连续控制的数控铣床， 但用于航空工业， 除了可靠性不高、抗干扰性差等不足外， 还遇到的主要瓶颈性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由于航空零件的外形复杂、准确度要求高、尺寸大， 必然要求配备轨迹连续控制、多坐标同时插补、高精度、大尺寸并且控制系统有足够内存的数控机床。在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 人们期望能先从发达国家进口这样的先进设备， 但有一个叫做巴统（ COCOM）的组织使得这种期望难以实现。
所谓巴统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简称， 它的正式名字是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 （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 ， 是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秘密成立的， 因其总部设在巴黎， 故通常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日本等17个成员国。它是冷战的产物，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汇集起来的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机构， 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新兴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
国防工业需求的高端数控机床自然成为巴统管制的对象， 但我的印象是， 巴统虽然有点厉害， 它的触角也似乎无处不在， 但它对数控技术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的了解并不很到位，从1991年9月在北京的国际机床展览会上我与它的一次“遭遇”可以证明这一点 （见后面的叙述）。
（ 2 ） 数控系统是用于生产现场的电子装备， 应力求简单可靠， 加上当时的CPU的字长和运算能力的限制， 数控系统只提供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两种函数功能， 而航空产品 （如机翼表面） 的空气动力外形的理论外形只提供一些离散点的数据， 怎样用有限个直线和圆弧来连接这些离散点成为编制数控机床加工程序 （即所谓后置处理） 的一个课题。人们发现简单地通过3点或通过2点加一个切线方向连续作圆弧后会出现圆弧正向反向交替的振荡现象。其实， 我对这个问题有过考虑并且已经解决， 只是当时我并不是编程课题组的成员，后来， 代表工人阶级来领导科研的傅贵师傅得知这一情况后专程从上海来找我， 邀请我到上海嘉定的华东计算所解决这个编程系统后置处理的难题。我去了之后就无任何保留地提供了我的算法， 那就是先用数值方法定义每个离散点处的外形的切线方向， 再在两个离散点之间用两个圆弧来满足3个相切条件， 即在两个离散点处相切和两个圆弧接点处相切。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个简单的“双圆弧逼近法”一直被沿用至今， 尽管现在已经有了能直接作样条插补的数控系统。
（3） 由于当时国内的电子工业也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研制， 研究所的领导组织了以王志良博士 （留学联邦德国的归国人员） 为首的数控系统研制小组， 基本上是外国系统的国产化， 我参加了该系统的主控制器的设计。所以当时在所内就出现了两个数控系统， 一个是60年代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制的系统， 另一个是王博士带回来的系统， 它们的主要不同是实现直线或圆弧函数插补的算法不同， 前者是“逐点比较法”（ Point-by-Point Comparison Method） ， 后者是“数字微分分析器法”（ Digital Differential Analyzer）。如果是坐标平面上的插补， 看不出两者在效果上有很明显的区别， 也许逐点比较法的运算器还稍微简单一些， 但是逐点比较法很难实现空间直线和空间圆弧的插补运算， 而数字微分分析器法由于其基本算法是一种数字迭代， 不受平面或空间的制约。研究所的领导很希望集中力量开发一种数控系统， 但是没有结果。王博士的系统大概也制造了3套， 配备了三坐标铣床， 但在生产现场发挥的作用有限， 现在看来主要原因在于：
a. 从算法和电路设计看， 该数控系统在当时确属世界先进水平， 但由于国内的集成电路器件的集成度低，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 MTBF） 也远远达不到3000h以上， 自然很难生成其可靠性满足生产要求的控制系统。
b. 当时为了追求所谓“全闭环”而使用的感应同步器 （ inductosyn） 是否适合在生产现场使用值得探讨， 这种基于旋转式器件分解器 （ resolver ） 原理演绎成的直线位移传感器是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理论的郑维敏教授与他的博士研究生朱果敏在60年代的研究成果， 构思极其巧妙， 但是其输出信号是微伏级的， 极易被现场噪声淹没， 尤其是处置地线等不当时。